篇一：开门办学
　　上个世纪六十年代，毛主席发出“五七指示”：学生以学为主，兼学别样，不但要学工学农学军，也要批判资产阶级。所以后来的开门办学蔚然成风。所谓的开门办学就是走出校门，到农村去到工厂去到部队去，边学文化边学技能边实践边接受再教育，使学生得到锻炼，茁壮成长，准备接好革命的班，是为本意也。
　　当时，我们班五十六个学生被平均分到宋庄大队的七个生产队，每个队有两到三名女生，男生参加生产劳动，女生帮助做饭。我们一行八个同学（其中两名女生）被分到宋庄西队，就住在生产队长家里。队长是位忠厚的老农，他对我们很热情。他和他的家人忙得不可开交，又是腾房间，又是铺铺，好象家里来了亲戚一样。我们没有同意队长安排和他们家一起吃饭的决定，我们另起了锅灶，我们要自己做。我们每个人都自带了一个星期的煎饼，生产队给拨了些大米，留做稀饭用的，菜也大部分是我们自带的咸菜和萝卜干什么的，有时两个女生也到集上去买些蔬菜回来炒，大多是少油无盐的事，但没有一个人抱怨过，相反的大家都觉得很开心，很有意义呢！真的象一大家子似的，同学们就象兄弟姐妹一样，互相帮助，互相爱护。
　　我们一天的日程安排的井井有条，早晨洗刷完毕，大家就开始读书背书，温习功课。值日的同学开始烧稀饭，吃完早饭，大家就跟社员一起下地干活。一开始我们被分到棉花田去间苗，所谓的间苗，就是拔去多余的棉苗。因为当时的生产队种棉花还没有实施棉钵技术，还是用耩子先把用药浸好的棉籽播在垄里，等棉苗出来后，再根据间距拔去弱残小苗，留下壮苗，就叫做间苗。我们在技术员的指导下，一丝不苟地做着，虽然大家腿麻腰酸，可心里还是很高兴的，真的。十一点钟，两名女生先回“家”做午饭，十二点正，我们和社员一样回去吃午饭，休息。下午两点钟，我们就到村里的小学校去上文化课，任课老师会准时在班上等着我们，准时给我们上课的。三节正课，一节自习，就象在学校里一样的认真，正规。易地上课，我们还真的有种新鲜感呢！放学回“家”，吃过晚饭，我们的活动就更加丰富多采了。我们有时会和其他队的同学会合，排练文艺节目，给社员演出，有时会三五一组去给五保老人打扫卫生，挑水，有的去访贫问苦，做社会调查，有的去队长家汇报工作，请求任务等等，就是没有谈情说爱的！那个年代不兴呀！听说现在的小学五年级的学生有的就开始“递纸条”了，真的没办法，时代变了啊！
　　一个月的开门办学很快就结束了，说心里话我们还真的有点恋恋不舍呢！一个月，虽然同学们的脸晒黑了，手也磨出了老茧，但大家真的很开心，也学到了许多课本上和课堂上学不到的东西，对我们的成长很有好处。现在，每当说起当年那段经历时，老同学们就会津津乐道，沉浸在那美好的回忆之中。我们可以自豪地说，我们那一代是值得骄傲的一代！
　　
　　篇二：开门办学
　　“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这是毛主席他老人家说的。他老人家是金口玉言，除了副统帅林彪敢不听，其他人都听，我一个乡下小孩子更要听。所以，小学五年后就稀里糊涂到了初中。初中在我姥爷的那个村，距离我村二里。
　　初中学校的修建估计也是按照毛主席他老人家意思办的。自修建以来就没有院墙，北边一排六间是教室，教室的后面是一个土坑，乱长着茂密粗壮的杨柳树。南边一排六小间房屋是老师的宿舍兼办公室，后面稀疏散落着几株榆槐树。在老师宿舍与我们教室两排房中间有一条土路东西穿过，是村子前后街的分界线。整个学校布局很符合毛主席和那个年代的教育思想——开门办学。
　　一个初中学校没有院墙，在现在平原地区是很难想象的，所以学校的教室像戏台子，任何人都可以在前面走来晃去，不吵不闹的算好人。教室前面有一个砖垒的乒乓球台子，在我们上课时候，村里的小孩子经常吵闹着打球，声音太大影响教学，老师出教室吼一声就把小孩子吓跑了。可这吓不跑后街的那个疯子，那疯子是间歇性的，不犯病时老老实实，一犯病谁也管不住，犯病了就没腔没调地站在乒乓球台上乱叫，过路的人笑，教室里的学生笑，最后老师也跟着笑。老师不敢惹这疯子，他是武疯子，打人，等疯子唱累了走开，也该下课了。前街的老太太举着棍子追赶丢蛋的鸡，三跑两奔，鸡扑棱着翅膀就从窗户飞进了教室，于是教室炸了锅，老太太可不管上课不上课，她只在乎鸡，气喘吁吁在教室与鸡周旋，女生吓的尖叫，男生趁机起哄。上音乐课唱歌，过路的农民把农具一放，就坐在乒乓球台上在教室外欣赏，一个老汉牵着驴准备下地干活，同大伙一样驻足听歌，学生合唱声音一大，不知驴是受了感染还是受了惊吓，也毫无顾忌地仰头引亢高歌，里面歌声嘹亮，外面驴鸣震天，外面和里面就笑作一团，直到队长走来大吵才散去。
　　学校所在的村是学大寨先进村，人少地多，我们两个班的学生就成了村里的无偿劳力，人手不够时，队长打个招呼，学生放下课本就开赴田间，比牵驴还方便。农活忙时，一两个星期不上课，老师说这是广阔天地炼红心。(散文网- www.sanwen.org.cn)
　　春天平整土地、砸坷拉、栽树、间苗、浇地，夏天收割麦子，秋天摘棉花、收玉米，参加劳动比上课时间还长。读了二年初中，绝大多数学生连勾股定理也分不请，一元二次方程也不知道从何处下手。反正那会不讲学习，劳动是评选三好学生的主要标准。
　　除了劳动还要搞大批判，批林批孔、评《水浒》批宋江、反击右倾翻案风，教室后墙辟有大批判专栏，人人写批判稿。学校编排了文艺节目到附近各村巡回演出，同学中有扮演红卫兵小将，有扮演孔老二林彪宋江。每到一村，老师都向村里的老百姓介绍某某是我们学校的主演，一个上了年岁的老汉不懂主演是什么意思，逢老师介绍过的主演同学上场，老汉就说这个是猪眼，其他同学上场，老汉就说分别说是猪耳朵猪嘴，惹的大家哄堂大笑。
　　公社中心校开运动会，各学校挑选运动员参加，跑跳和投掷的都好挑，就是游泳这一项不好找。农家子弟没有受过专业训练，所有的游泳技术也不过是在村子水坑里自己扑腾几下的狗刨动作，可男生们都不服输，报名甚多，老师犯难，后来一想，说，是骡子是马，咱拉出去遛。于是把报名的全拉到村东大水坑边。没有报名的女生在一旁观战，报名的男生在坑南边高坡上一溜排开，家庭条件好的穿着花花绿绿的粗布裤衩，条件差的没有裤衩，只好光着脊梁穿着长裤应战。老师一声令下，一齐跃入水中，等游到了水坑北头，有三四个泡在水里不敢上来，老师嘟嘟吹哨也不管用，亲自跑去一问，原来游泳时裤衩被水的阻力给褪掉在水里了，于是留下几个人拿着竹竿在水坑捞裤衩。
　　那会儿也真可笑，天一热，上课时候男生大多是光着膀子，老师也见怪不怪，家穷，有几个能买的起衬衣背心呢？只要上自习，调皮的男生经常跳过教室后窗到树林里打扑克。批孔孟之道，批师道尊严，调皮学生变着法跟老师捣蛋，上卫生课讲二氧化碳，老师提了一个问题：为什么睡觉时候不能蒙着头睡觉？老师的意思是呼出的二氧化碳对人不利。一个男生站起来回答说：蒙着头睡觉放屁时呛得慌。学生大笑。
　　快初中毕业时粉碎了“四人帮“，恢复了高考，开门办的学渐渐又关上了门。两年后这所初中撤消。后来我故地重游时，所有的房屋都已不复存在，划给村民作了宅基。我的宝贵而又荒唐的初中时光也永远关在了记忆大门之中。
　　
　　篇三：开门办学
　　这是一个特定历史时期的专有名词。这是一个特定历史时期特殊的办学方式。对于今天在旅游鞋和肯得基滋润下成长起来的新一代是很难理解的，就像我们曾经非常难以理解的恐龙的灭绝和人类的起源。也不是很难理解——对于哪些经历过开门办学的人们。而且这种经历居然刻骨铭心，随着时光的流逝在记忆里越来越清晰地放大、显影。
　　我上小学时，学校根据上级的指示和安排进行教育改革。当时用了一个简称：教改。教改的最直接的形式就是搞开门办学。所谓的开门办学经当时的校长——工宣队长，一名采煤工人解释说就是他娘的敞开学校的大门，让工人阶层（级）霸占学校，霸占无产阶级的教育巷道（阵地），用工人阶级的技术性和身上的朴素、豪爽、坚定、不怕牺牲的精神和公而忘私的革命气味，培养头上长角身上长刺的红色接班人，这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所必须采取的争夺形式。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争夺当采煤工人（接班人）的大是大非问题。
　　理论根据是毛主席的教导：“我们的教育方针应该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得到全面发展，成为有文化、有觉悟的社会主义劳动者。”还有，“学生不但要学工学农，也要学军，也要批判资产阶级。”因此，开门办学采取四种形式：第一是实行对流。第二是学农，第三是学工，第四是学军。
　　先说说对流。别说现在的小学生，就是研究生博士生乍一接触这个词都会被唬得目瞪口呆，惊讶于词意涉及的学术领域和自身内涵的深奥。实际上当时这个词既不是空气动力学的概念也不属气象学的范畴，更不是水利学上的术语，而是政治上的发明，并被郑重地命名为“新生事物”。那个年代的新生事物包含的政治因素是万能的。既可以因之把你高到地举上天堂，也可以因之把你送入阴森的地狱。对待新生事物一个十分严肃的政治问题，是站在什么立场，拥护什么路线的问题，决不能马马虎虎对待的。开门办学这一新生事物的第一形式是对流，就是把学校教师和工厂工人对调。教师要放下知识分子的架子，夹起臭老九的尾巴到工厂做工，接受工人阶级的再教育；工人要以主人翁的姿态霸占学校挑起培养接班人的重担。
　　我的对流老师就是霸占学校的工宣队长。有人说是他听说我班有几名调皮捣蛋的学生，一般老师打怵。他十分不服气，吼出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主动来当班主任。但也有人说他觉得光霸占一个学校过于宏观，远远比不上霸占一个具体班级而且当上班主任更直观过瘾。这人五十左右岁，夏天时贴身一个红色背心，印着白字，说明是某次先进生产者的奖品或纪念品。他似乎对这件纪念品情有独钟，只要是气候允许，一定要在披着的外衣的掩护下露出骄傲的一排白字，远远的以为胸前缀了一块红卫兵的袖标。他的头发柔软稀疏，挂在两耳上方，头顶则寸草不生，脸上的皱纹堆积得井井有条，可以用木梳梳理。一口黄牙齿，比较出色的是向外支出的两颗金牙，黄灿灿的，像粘在下唇上的两颗玉米粒。
　　他自报奋勇地来教我们的《常识》课，也就是现在小学里的《自然》课。走向讲台，似乎有些不太习惯，也可能是夹在腋下的教材和讲义把他压迫出一副斯文的姿态，一改平时猥猥琐琐的样子，昂首挺胸，李玉和就义般地跨上讲台。他干咳几声，以引起注意，便开始强调工人阶级霸占学校的重要性，尤其强调他是代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的，大家时刻必须，而且应该，一定坚决地要狠狠支持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正确路线和工人阶级宣传队。一群小学生被他的一套革命大理论吓得不敢放声大笑，只听见教室里吃吃的压抑的似笑非笑的声音。工宣队长对自己的开场白看样子很是满意，就借着个热乎劲开始了他一生当中最为骄傲的讲课。“这个吗，啊，”他把“啊”字扬得很高，并且拖着长音，略微带点做报告的意思：“这个常识课的安排就是好，不学常识可不行。不学常识就做不了工人。工人是一般人吗？工人是国家的梁柁，是主人——什么来着，对，是主人翁！咱们学到的常识用来做工是说的过去的。做工人就要有常识。我在井下，”他通过常识一下转了话题：“我就掌握了一堆常识，在井下干了三十多年也没出什么事，不缺胳膊不少腿的。井下容易出事，咱们矿工说，两块石头夹块肉，一不小心冒顶砸你个王八样。但他娘的井下挣钱多，地垧儿也不错。啊？就像歌子里唱的那样：明灯柳条帽，靴子大棉袄，贡献光和热，我愿做煤烧————”他给我们上了一节挖煤工程课。这还不算，他信口开河地讲了一番挖煤，接下来又跑题了，“你们知道恩维尔霍查是谁？啊？不知道吧。我给你们讲讲，恩维尔和霍查是阿尔巴尼亚国的伟大领袖，是两位伟大的革命家，就像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和周总理一样是亲密的战友，他们虽然不是亲哥们儿，但在长征路上结下的战斗友谊比亲哥们儿还亲，那才是结实的革命友谊。俗话说，亲不亲，路线上分。他们就是一个路线上的。”也许觉得只用语言难以表达出恩维尔和霍查之间的亲密关系和厚重的友谊，或是因语言的贫乏而不知如何表达，竟然张开金光闪闪的嘴，用不准确的调子和说不出是哪个地区的口音唱起来：“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中阿两国，远隔千山万水，我们的心是连在一起的，我们之间的战斗友谊经得起狂风暴雨的考验。”唱到兴奋处，以足跺地，铿锵有声。响起噼哩啪啦几下掌声——几个捣蛋鬼挤眉弄眼很卖力地拍着手。
　　可能是他自己意识到给小学生讲一堂课并不比井下挖煤轻松，工宣队长的常识课自始至终也就讲了这唯一的一节，给我们留下深刻的印象，以致十几年后同学聚会，总要自觉不自觉地互相讲讲常识，然后暴出大笑。
　　抛弃了课堂的队长利用手中的权力把工作方向转向开门办学的第二阶段——学农。他在学校后身的山坡上选了一处地方，买了红砖、木料等建筑材料，大兴农场。红砖和木料的运输就成为我们的主课。运红砖时他想了个办法，把全校学生排成一条长队，人与人之间保持半米距离，从农场一直逶迤地排到砖场，形成一条搬运红砖的人力运输链。那是六月中旬，太阳火辣辣的晒着，身上一阵又一阵地灼热难受。不敢走，所有的工宣队员看守似地立在不远的树阴下。我们像报数似的一块一块地把手中的砖头递给下一个同学。刚开始时觉得有趣，一会儿就感觉手脚发麻，眼冒金星，身冒虚汗。一股浓烈刺鼻的旱烟味飘过来，工宣队长骑着自行车巡视来了。一手捏烟，一手把住车把，不时一脚点地，捏着纸烟指指点点，“喂，你接住喽，别摔碎了。”或是“麻利点儿，漫吞吞的啥时能盖上房子？”
　　一个捣蛋鬼夹紧两腿，弓腰收腹：“队长老师，我——我要尿尿。”队长瞄他一眼，捣蛋鬼表演的更为逼真，双腿抖抖的，眼珠瞪圆，嗤牙咧嘴，让人感觉如果不是用力夹住尿尿的东西，尿流一定会劲头十足地喷射而出。队长似乎有些无可奈何，挥了一下手：“娘的，懒驴上磨屎尿多，麻溜儿去，别磨洋工。”捣蛋王喜出望外，扔下手里的砖头一溜小跑没了影。捣蛋鬼这一泡尿意义非凡，对我们具有像沸腾的水壶启发牛顿发明蒸汽机一样的启示。于是另外几个也纷纷嚷嚷喊着要尿尿。这回也不等队长做何表示，转眼人就不见影了。巨大的传送链条因顺尿道而跑掉的几个环节而崩溃，用现在时髦语言形容就是“掉链子了”。但还不太准确，应该说“断链子了”。
　　几个捣蛋鬼惹了祸，第二天根本没来上课。但他们造成的恶果却由其他同学吞食。队长被几个捣蛋鬼气得暴跳如雷，采取新的运输形式，全校学生每人分100块红砖，这是任务，任何人不允许请假，更不许偷懒，工宣队员一定要站稳阶级立场，监管到位，完成任务，早日建成农场。
　　现在想来，当时我们是怎样不用大人帮忙只靠肩抗背背完成任务100块任务的，自己都不清楚。
　　农场终于建成了了，队长高兴得笑歪了鼻子。
　　农场建成后，队长的主要经历都集中在这里，其他的如学工、学军的计划全忘到脑后，一心一意搞农业。引进一批绵羊，黑糊糊的，看不出是什么颜色，又弄来几头牛和几匹马，鸡鸭鹅兔齐全，是一个农场的摸样。我们这回连上一节常识课的条件和时间也没有了，上学就是直接去农场，而且简单的不用带书包。
　　终于有一天，发生了一件不幸的事情，我班发明尿道逃跑的捣蛋鬼死了。
　　他死的很惨，几乎面目全非。他是被马踢死的。那天上午，他跟车老板赶车从学校运粪回来，老板趁吃午饭的工夫把马卸了套拴在马棚外的树上。树边的青草被那匹马啃得精光，它就往外挣，它缰绳控制的范围之外是一片绿草，散发无法抵御的诱惑。那马便忍住缰绳勒住的疼痛，把头尽力伸向绿草。我的同学这是刚刚从家吃饭回来，见马的样子以为要它挣拖逃跑，就顺手拾起一枝树条走过去想教训它，他对马挥挥树枝。这一下，激怒了这匹贪吃的家伙，它突然掉转屁股飞起后蹄，准确地踢在他的脸上。同学几乎连哼都没哼就倒下了。队长在一片惊呼中从屋子里窜出，嘴里喷着浓重的酒气，一见血乎乎的尸体，脸黄了半边，另一边红彤彤的，是酒精的作用。
　　处理结果学校赔偿一点钱，队长被撤职，回井下继续挖煤。
　　我在成年后读了一些关于反思文革的书，包括一部分伤痕文学作品，加重了我对少年时代经历的认真思考。文革的罪行一是对人性和人的尊严的践踏和摧残，二是对知识以及掌握知识者的摧残和践踏。就像工宣队长逼迫十一、二岁的小学生运红砖，而且每人必须完成任务100块。每块砖的重量是5市斤，100块红砖就是500市斤。重负和矮小的身体根本不成比例。工宣队长不可能不知道这样的重负对小学生意味着什么。后来听人说他在井下做矿工，除了好喝几杯酒外，是一个挺不错的老头，也没见有什么非分之想和举动，基本上年年都是先进生产者，否则的话也不会被派到学校到什么队长。他的先进生产者是靠自己实干赢来的，不带水分。可是一旦让他当上队长，可以管着一个小学校，手下不少于五、六十人，他就忽然一下变了一个人似的，指手画脚，发号施令，步步紧跟，对学生以及因没有对流留在学校的教师采取的是一种劳动改造似的体罚。还有，不光是队长，其他的工宣队员进入学校后几乎都可以从他们的脸上的表情以及一言一行上看出对知识以及掌握知识的人抱有的轻视、鄙视甚至是敌视的态度。连小学生也不放过。其实那时的许多队员也就是二十几岁，很多还没有结婚，但他们的那中阴冷的目光就是在今天向来也感到毛骨悚然。是本性还是文革的客观条件造成的，原因不是能轻易说得清楚的。而且这样的人无处不在，即使在今天我们还会时常与他们见面。例如他对你的某些方面超过他很是嫉恨，说不定什么时候就狠狠地咬你一口，而且还带着毒液。
　　我想，这可能是文革的遗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