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现在已经记不清我认识的第一个字是什么，课本第一课讲的什么内容。那时的小学课本不是全国统编教材，最正规的就是各省编的，但这也不多。我的启蒙教育很单调乏味，启蒙读物带有很强的那个时代色彩。记忆最深的一课是看图作文，图上画一个老地主偷生产队的玉米，被红小兵（那时不叫少先队）捉住开批斗会。所以在我以后的印象里，老地主都是弯着腰驼着背，眼睛不敢看人，神情猥琐的倒霉蛋，看不出曾经的邪恶，小孩子都可以随意凌辱。再大一些，课文有了点趣味。那时正赶上“资产阶级教育路线回潮”学校开始重视教学质量，经常组织老师们听某位老师讲示范课。一次语文老师讲《小马过河》这一课，老师开始领同学们朗读课文：小马和妈妈又一次来到河边，妈妈让小马自己去试探一下河的深浅。小马试探着，一步一步地过了河……读完课文，老师提问到，这篇课文告诉我们一个什么道理呢？同学们都不敢举手，后边坐着那么多听课的老师呀！这时班里有名的捣蛋鬼董兵勇敢的举手发言：这篇课文告诉我们河水不深不浅正合适。老师和同学都笑了，但我相信，许多同学也没有弄明白其中的道理。多少年过去了，我仍记得课本上有一篇寓言《小蚂蚁和大风伯伯》，讲一个小蚂蚁自夸是大力士，能够举起一片很大很大的树叶，这时突然刮来一阵风，把小蚂蚁和树叶一同吹跑了，仅仅是一阵风，就把小蚂蚁吹得天旋地转，连自己的家都找不回来了。这恐怕是我读到的最早也是最精彩的童话了，直到上了高中，我才接触到格林兄弟和安徒生那些优美动人的童话，可这些都是在多少年前就应该读到的故事呀。在四年级的那个暑假里，我第一次看到了写给孩子看的故事《小布头奇遇记》。那天前院的李鹏展炫耀地在我面前大声念一本书：鼠老大，顶呱呱……就是这一句立刻把我吸引住了，到现在我都记忆犹新，小老鼠那副自以为是的可笑样一下浮现在眼前。虽说李鹏展只是让我草草地翻看了一遍，但有趣的故事，活灵活现的插图，把我带进一个让我分不清小布头、小老鼠和人的世界。二十三年后，我因为没有房而住在单位的楼梯间里，看着大小老鼠在眼前悠闲地散步，时不时地停下来，抬头看看我，间或转动一下亮晶晶的鼠目，调皮一点的小鼠还会顺着灯绳爬上去，一边荡秋千一边在唱歌：吱吱，吱吱，吱吱吱……我一下子就回到了那个暑假，那个童话的世界令我流连忘返。

回想一下小学的学习生活，实在是没有学到什么文化知识，课本上是以工人做工、农民种田来图解政治，课堂上也经常组织我们去学工学农。所谓学工，就是带着学生到工厂去听老工人讲解放前是如何受资本家剥削的，新社会如何当家作主的。我们当时去的最多的工厂是罐头食品厂，文革前我们学校的名字是山城师范附属小学，为了紧跟形式改成了食品厂小学。自从学校改了名，我们就不用去工厂了，而是在学校的伙房里，摆上几个大桌案，十几个同学围成一圈，从大骨头上拆剩余的肉。伙房的大师傅把一筐筐的白花花的大骨头在大锅里可劲地煮，然后用大箩筐装着抬到桌案上，同学们一人一个小盆，在热腾腾的蒸汽中趁着热火劲赶快把没有煮掉的肉拆下来盛到小盆里。满手粘的肥油滑腻腻的，从肉皮痒到心里。冬天还好忍受，夏天那气味就能把人熏一个跟头。干完活，学校把拆下来的肉卖给同学们。这也是我们学工劳动中实际盼望的时刻。买上一块钱两块钱的，回到家粘着酱油吃，吃的挺香挺解馋。说到学农，开始也到田里翻过地，随着学大寨运动的深入，学校开始建学农基地。学校的学农基地选在南山的一片缓坡上，整个年级的师生在那里大会战，搬石头、运黄土，学着大寨的样造梯田。我们的班主任赵老师是刚参加工作的小伙子，当时不到二十岁，他带着我们一帮男生，把一块一块的大石头，从山底一点点地抬上山坡垒好，太阳无遮无拦地当头晒着，汗水滴到石头上一下就不见了印记。多少年过去了，南山依旧，师生们辛苦垒成的梯田早没了踪迹，而赵老师曾因搬石头磨破的那副带胶的线手套依然挂在我记忆中田边的那颗小松树上。那次大会战现在看来是那么无知可笑，但安主任的动员报告慷慨激昂，那幅远景的描述还着实让同学们兴奋了很长时间。他原本一农民，那时叫做公社社员，工农兵联合办学把他结合为学校的革命委员会副主任，相当于现在的副校长。此人瘦高，在学生面前从没笑脸，极难说话，一副小人得志的嘴脸，无论是在操场开大会，还是上自习，他总是在后面来回溜达着监视学生，大家都叫他安扒棍。某年某月安扒棍站在山坡的一块青石上，对着几百名师生指点着江山：过两年，我们的学农基地要一块梯田一块梯田地连在一起，种上高粱、玉米，还要引水上山，种上水稻，然后通上火车，把打下的蔬菜和粮食送到北京。

在学工学农的同时，早自习一定要学习马列毛泽东选集。尽管是小学生，要求一点不放松，不但要通读四卷，还要做读书笔记，活学活用。连字都认不全，通读怎么能读通，更别提什么活学活用了。但做读书笔记这是个硬任务，每个人都必须完成。我们从家里想方设法弄来一个带塑料皮的笔记本，一笔一划地在上面写读书笔记。其实能写出什么体会呀，没办法，灵机一动，把四卷下边的注释大段大段地往下抄，在认为需要的地方，加进点形势大好，衷心拥护之类的空话、套话，倒也把差给应付过去了。

等我上学的时候，“文命”已经接近尾声，正赶上“复课闹革命”，学校的秩序还没有完全恢复，还是被革委会领导者，可对于一个小孩子来说，这理所当然，一切都是新鲜的，每天都盼望着有稀奇的事情发生。小学二年级，一天下午，早已过了放学的时间，学校通知在各自的教室里收听重要广播。那时教室的前边都有一个小喇叭，作用是传达中央的最高指示，活学活用积极分子作报告。当时气氛相当紧张，老师们交头接耳，仿佛天要塌下来了。天当然不会塌下来，只是林彪从三叉戟上摔了下来。天要下雨，娘要嫁人。这是我们的伟大领袖对他的亲密战友说的最后一句话。接下来，全国掀起来“批林批孔”运动。我们这代人对于孔圣人是缺少敬畏感的，最开始认识的是孔老二：四体不勤，五谷不分；克己复礼，花岗岩脑袋；向学生索要腊肉，宣传剥削有理。为配合运动的宣传，发行了许多批判材料，而我正是从这些批判材料中第一次感受到到中国儒家思想的的魅力，就连不识字的文盲，也能流利地背诵出孔子的几句之乎者也来，如同每个人都能背诵几段毛主席语录一样，这恐怕是当权者始料未及的。如果说“批林批孔”只是让我们孰知了孔老二的祖宗三代，以及他周游列国到处碰壁，期间还杀了一个少正卯，那其后的“儒法斗争”批《水浒》，却把梁山泊的英雄好汉们一股脑地推到了我们面前。记得最清的是毛主席的那句语录：《水浒》好就好在投降，只反贪官不反皇帝。毛主席他老人家这句话的含义我们不理解，只是被水泊梁山的英雄好汉们深深地吸引住了，武二郎景阳冈打虎，花和尚鲁智深倒拔垂杨柳，母夜叉孙二娘十字坡开店，入云龙公孙胜披发仗剑飞沙走石……一百零八位好汉聚义厅英雄排座次，那股豪气，那份洒脱，令我们情醉神迷；那大块吃肉，大碗喝酒，大秤分银，小秤分金的绿林生活让我们心向往之。谁要是能把英雄们的绰号背下来，是一件非常自豪的事情，倘若再能讲上一两段醉打蒋门神，三打祝家庄，那会令人刮目相看。正当我们酣睡在梁山好汉梦里的时候，上边又刮起了“反击右倾翻案风”。树了小闯将黄帅、白卷英雄张铁生。黄帅那首歪诗是对那个特殊时代的最好概括：我是中国人，何必学外文。不会ABCD,一样当接班人。读起来铿锵有力，无知就无畏呀！“头上长角，身上长刺。”这种毒素渗透进一代人的灵魂深处，一旦有机会，就会发生癌变。当时有一部电影《决裂》，反映的是无产阶级教育路线和资产阶级教育路线的决裂。由于缺少娱乐，我们看了一遍又一遍。电影中葛存壮那句马尾巴的功能成了经典，在嘲笑声中，他始终没有能够讲出来马尾巴的功能，这个遗憾就一直横亘在那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