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得那是我上高二时，我经常腿疼就辍了学。大姐正读大学，看到我不上学，心里很难受。爸爸也总是唉声叹气，领着我去乡里卫生所看看，不管用。就又到县医院去看，拿了好多药，吃完，还是疼。爸爸说，要不咱们到北京去看看。我听了很高兴。妈妈早盼着我的病快点好，她把积攒的600元钱递给爸爸，并嘱咐我爸爸：“你把钱藏好，别丢了。”我爸爸说：“我拿钱从来没丢过，谁敢偷我的？我打不死他呢！”我和爸爸还有大姐就高高兴兴地来到火车站等候上火车。那时去北京火车票不贵，就5元钱左右。我们觉得上趟北京还挺容易，不是想象那么遥不可及。火车鸣着笛开来了，我们和其他上火车的你不让我我不让你地拥挤着上火车，爸爸大声说：“你们挤什么！”我们迅速挤上车，找了座位。火车里有点热，因为是八月份，北方正热。爸爸把他穿的外衣脱下来，递给我，说：“你把这衣服装在你的包里，你手拿着呀！”我知道爸爸意思是让我看好，怕里边的600元钱丢失。我下意识地用手摸了摸爸爸的褂子兜，我惊讶了，迅速说：“爸，那钱呢？”爸爸扯过衣服去翻翻放钱的胸口兜，没有。翻翻下边的兜，也没有，爸爸焦急了：“哪去了？”大姐急了：“是不是丢了？”爸爸好像意识到，上车时有人专门挤他，胸口那好像被捅了一下。爸爸的眼红了。他什么也不说，他不是不爱说，此时，他什么也说不出来。我们就沉默而痛苦地坐着火车往北京进发。到了北京西站，我们迈着沉重的脚步下了车，我们饿了。爸爸用手中仅有的十元钱买了三个小面包，爸说：“咱们先到你姑家去吧！”是呀，此时，举目无亲，是多么痛苦。幸好，北京有姑姑。但姑姑在海淀郊区，还挺远。我们坐上班车，只好先寻亲。到了姑姑家，爸爸把事情经过一说，姑姑就断定，肯定是你们一上火车时就被人掏了钱去了。姑姑说：“丢了也找不回来，花钱买教训吧。明天从我这儿拿500元，先看病去。”姑姑晚上给我们吃的香香的饺子。第二天，我们坐班车来到积水潭医院。呵，看病的人太多。我和爸爸及姐姐坐在长椅子上等着。爸爸旁边有个跟爸爸岁数差不多的男人，他看爸爸正愁闷的样子，就主动跟爸爸搭话：“你给谁看病？”

“给我闺女看病。”

“她怎么不好？”

“她老是腿疼，一年多了。”

“我老伴她侄子也是老腿疼，吃了一个偏方，两个月就好了。”

“什么偏方？”爸爸焦急地问。( 文章阅读网：www.sanwen.org.cn )

“我也说不清什么偏方，我知道哪儿有卖的。”

“哪儿呀？”

“新街口那儿。”

“要不你领我去看看。”

爸爸起来就要走。大姐坐的离我们远一点，看爸爸跟一个人要走，大姐很奇怪。大姐跟了去。我坐这里等着挂号。

大姐跟在爸爸后面，还听着那人念叨那一套。大姐说：“爸爸，咱们回去吧，一会该挂号了。”爸爸还是往前走。来到新街口，那人指了一位小伙子。小伙子长得很漂亮，白皙的面孔。站立在街口，偷偷地拿出类似泥鳅的细长细长的干东西。那人说：“你把海里的这种药用水煮30分钟，然后，连汤喝，很快就好了。”爸爸看着大姐：“买点不？”大姐说：“别买，别买了！”爸爸不听劝告，还是主动买了，大姐拦不住。

大姐生气地悔恨地跟在爸爸后边。

他们回到积水潭医院，我高兴了，可盼他们回来了。我在这里等挂号，我也孤单寂寞。我也没拿钱。

挂了骨科号，我们找到大夫，详细地说明腿疼的情况。大夫也没说什么原因，只是说：“那只好截肢了？”大姐痛苦着急地问：“非得截肢吗？怎么截肢？”“截肢后小腿再安上。”

我们一听，吓坏了。我与其疼痛，还不如不忍受那残疾的羞辱。

我们回到了老家，我们刚下火车，就找乡医院的大夫。爸爸把心中的苦楚都跟他说了。爸爸拿出那细长细长的东西，让大夫看看。大夫说：“这就是海马，哪里治什么腿疼……”爸爸又知道受骗了。悔恨的眼光有点红润。

爸爸，那个晚上，我比你还痛苦，我一夜未睡。我想，我一定考公安部门的学校，专门逮捕那小偷骗子。

爸爸，如今，我没实现我的理想愿望，我当了一位教师。我想，我是不是可以学鲁迅“弃医从文”的做法呢？为了教育千千万万孩子，从小抓起。“弃警从师”不更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