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今年75岁了，他抽烟喝酒一辈子，如今烟照抽着，酒常喝着。以前我对他的抽烟喝酒是不大过问的，因为到了这个年龄，烟与酒早已成为身体的生理需要，想戒也难。但最近半年多，我却屡屡劝他少喝些酒了，原因是去年秋天喝酒出事，把家里所有人都吓了一跳。

    去年9月的一天，父亲下地干活，淋雨而归。村里两位好朋友叫他喝酒，他欣然前往。喝至傍晚回家，未吃饭倒头便睡。第二天五点多，父亲难受，在床上折腾，却说不出话来。母亲对父亲的醉酒早以见惯不惊，初不以为意，后觉得不妙时，已无法腾出手来去打电话。她一直在床边护着，唯恐父亲滚下床来。七点多，头天喝酒的那两位朋友过来看他，才意识到了问题严重，连忙叫村里的医生。医生看后连连摇头，觉得很可能是脑出血。住在城里的弟弟接到电话后，立刻打120叫急救车。当弟弟赶回家时，救护车也到了。救护车上的医生毕竟见多识广，他们望闻问切后，初步诊断为“酒精性低血糖”。他们说，马上打一针葡萄糖，一般几分钟之后就能过来，若还是不省人事，那就麻烦了。

    葡萄糖推进去之后不久，父亲醒过来了。为保险起见，大家还是把他抬到了救护车上，去最近的医院做了做检查。

     那是我第一次听说还有“酒精性低血糖”之症，急忙去网上了解此症的前因后果。而过年期间，弟弟、母亲又详细描述当时的情景，父亲甚至也参与其中。但实际上他的描述已是二手转述，因为当时他已昏迷，没有任何记忆了。

     就是那次出事，我意识到喝酒的杀伤力。我在电话里反复叮嘱父亲，别喝酒了。
     父亲似乎接受了我的建议，有一、两个月的时间，他果然不喝了。而村里的朋友也不敢叫他喝了。
     但后来他又喝开了，他的朋友们也蠢蠢欲动，不断把他诱惑到酒场上。我只好降低标准，劝他千万少喝。这时候，父亲通常会用两种方式答复我。
     “我又不打麻将不耍牌，不喝酒做甚？”或者是：“俺们仨老架儿，喝一瓶，一个人也就是三两酒，不多。”

     “老架儿”是晋城话，“老头儿”的意思。所谓仨老架儿，我大概都知道是谁。其中的一个老架儿会经常来我家转转，与父亲聊天。但他聋得厉害，虽戴着助听器，依然常常听不清对方在说什么。

     父亲的耳朵也聋了。两年多前，他敬神放炮仗，一声脆响之后听力一下子减弱了许多。去年过年回家，我陪他去医院配了个助听器，但他时常戴不习惯。他说还是原装的好，但原装的耳朵显然已无法复原了。

     于是俩老架儿聊天就都得高八度。来访的老架儿跟我说：“勇啊，我跟你爸爸经常说，俺们现在是过一天算一天，不知道哪天就圪挤了眼了。你不要担心，俺们现在喝酒也不多喝，就是高兴高兴。”这时候，父亲通常附和着。他们乐呵呵地谈论着生死问题，在他们的语气中，死已变成一件稀松平常的事情。

     这种谈论方式我并不陌生。许多年前，前来串门的东根儿胡同的老太太与我奶奶聊天，她们就是这么谈论的。而转眼之间，我的父辈已接过了她们的那套话语系统。
“勇啊，我再跟你说件事。你拿回来的那些好酒，可是都让俺们喝了。你爸爸有两瓶好酒，就把俺们叫过来了。他一个人舍不得喝。”

     这种情况我大约是知道的。一人不喝酒，俩人不耍牌，父亲似乎一直遵循着这种古训。所以，喝酒在他总是一件呼朋唤友的事情——或者他被别人呼走，或者他把别人唤 来。而最近一些年，我的生活也有了点起色，把一些好烟好酒带给父亲，也就成了我的惯常之举。父亲本来就好客，拿出儿子孝敬的好酒待客或许也就有了别样的意义。我想那不光是喝上了好酒，其中显然也是有着一些炫耀的成分的。我不在意他的炫耀，却越来越在意他喝多少，怎么喝了。所以我既要把那些好酒送给他，又要告诉他喝酒时悠着点。汪曾祺晚年曾被迫戒烟停酒，儿女们对他也多有看管，但据邓友梅说：戒烟停酒后的汪曾祺“脸黑发肤暗，反应迟钝，舌头不灵，两眼发呆。整个人有点傻了！”我想我是无法像汪曾祺的儿女那样把父亲看管起来的，那样他的生活将了无趣味。我所能做的大概也就是一面送酒一面劝，东边日出西边雨了。

     过年期间，父亲没怎么喝酒。我们兄弟三个与父亲喝过两次，那也只是雨过地皮湿，浅尝辄止。

     返京之前的头天晚上，他更是没敢喝酒，而是早早打发我们睡下，以便让我有充足的睡眠，应付第二天的车马劳顿。但第二天起床后我才知道，他一宿未睡，唯恐我那辆即将出远门的车被人祸害。他耳朵不好，只好半夜三更五次三番走到大门外去。而我的车就停在大门外赵家胡同的邻居家门口。

     也是事出有因。我弟弟的那辆二手车停在新房子的大门口，大年初四一起床，他发现车被人划了。那显然是故意为之，因为不光车门上有长长的划痕，甚至机顶盖上也被划出了图案。我在京城听说过多次的划车事件终于也在这个乡村世界里遇到了。大概从那时起，父亲就提高了警惕。
上午八点整，我开车上路了。我想今天父亲也不可能喝酒了，因为他的首要任务是补觉。
但回到北京打电话，才知道他启动的程序是先喝酒，后睡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