洒向人间都是爱
也许，你已经记不起我的名字，正如一个播种者不可能一一分辨出他播撒出去的种子一样，而你的名字，自从我的一首诗作《追赶太阳的孩子》1988年第一次扣开当时的《新余报》的大门，就已经植入我的脑海，因为编辑正是你—袁鹏。
这么些年来，我一直透过你那带有一丝血气方刚的名字，把你想象成一位中等个子，有着尹相声一般的宽厚身材，一副黑色宽边眼镜架在一张文雅却正义凛然的脸上的男士。从来没想到你竟是一位纤纤女子。
应该说，我文学的起点还是较高的，早在这之前的学生时代，我就有几首诗和一篇小小说在地区级以上报刊发表了，还有一首散文诗获散文诗刊全国散文诗大奖赛佳作奖。但令人遗憾的是，我没有顺着这条道路脚踏实地地走下去。我时常站在人生的十字路口徘徊：为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斤斤计较，为生活上遭受的一些小小的挫折和不幸长吁短叹，为自己的“怀才不遇”耿耿于怀。能真正静下心来写东西的时间很少很少。这么一些年来，也只在各级报刊上发表了大概四十来篇作品。文学之于我，也许只是昙花一现，或者说是一个可望而不可及的梦想。但我仍然得感谢你，在你编辑的文学副刊中，我发表的文学作品大概有十篇左右，在这个物欲横流，任人唯亲的社会，文坛中用文看人，看名气的现象也比比皆是，是你，让我感受到了人性至真至诚的一面，让我领略了文学的美丽和光芒四射的魅力。
我更应该感激的是1999年6月初我的一篇英语教学论文在你编辑的栏目中的发表。这在我以后的中教一级晋升中起到了关键的作用。这件事在你也许是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发了一篇你以为有发表价值的论文而已，但对于不善钻营，性格腼腆而木纳的我来说，却是一件受益终身的大好事。说起这件事，还有一段小插曲，记得98年底区里搞论文征评，我把这篇论文送到了学校，可学校只送上去了几篇，我的一篇没在被送之列。我为论文的遭遇愤愤不平，于是99年新余报搞“素质教育大家谈”时，我寄了出去，没想到还真就发表了。说来我真应该感谢生活开的这种阴差阳错的玩笑，假如那次学校把我的论文送上去了，即使在区里得了一等奖，因为档次不够，我的中级职称还是会落空。典故“塞翁失马，焉知祸福”我真真切切地体会了一回。要不是你，我的工资会比现在差一大截。可性格腼腆，更怕与女同志打交道的我，至今连你的模样都不知道，这种感激，就只能藏在内心深处，让它去生根发芽了。
直到去年四月份，你的事迹被另一位同样也是充满爱心的记者王光忠报道，我才真真地了解你，才知道你是一位有着不平凡经历的可歌可泣的女性。
说起王光忠，有件事我至今记忆犹新，也是99年，5月底，我的一篇散文《渴望重返那讲台》在江西青年报他编辑的栏目中发表，稿件一发，就很快收到了他寄来的样报，而且很快寄来了几十圆稿费，稿费寄来时，他又亲笔写了封短信过来，虽只短短的几句话，但字里行间洋溢着一个编辑对工作的满腔热情和对作者的关心爱护，这种又做媒人又抬轿的古道热肠叫我感动至今。我们的报刊等媒体，正是因为有你和王光忠等满腔热情，一身正义的编辑，才真正地能够成为弘扬真善美，鞭挞假恶丑的舆论工具。
—王光忠的那篇《一个带着偏瘫丈夫上班的副总编》，我是含着热泪看完的，看完之后才知道你这八年以来所经历的坎坷。你的丈夫犯脑溢血，你哭着喊着甚至跪在地上求医生把几乎打入另册被医生认为无法挽救的丈夫从死亡的边缘救了过来，可全家陷入了空前的困境，家里为丈夫治病而负债累累，全家几口人就靠你一个人的工资维持生计，丈夫的吃喝拉撒都不能自理，儿子年幼尚需照料，你一下成了家里的顶梁柱，成了两个人的母亲—年幼的儿子和卧病在床的丈夫，年幼的儿子还好照料，高大的丈夫却不好对付，吃饭，拉撒，擦洗身子，什么都要你照料，特别是丈夫常常会大小便失禁。你就像伺候婴儿般地细心的呵护着他，尽量不让他受哪怕一丁点的委屈，自己粗茶淡饭，却总是偷偷地变着戏法，把一小块卤鸡肉什么的藏在丈夫的饭底下，去处面开会、出差，只要方便，只要是在本省，就一定要把他带去，不把他丢在家里。我想起我的那些让我觉得害羞的文字，经你的阳光细抚般的灵巧的编辑，在报纸上灿烂地盛开成一朵朵漂亮的花。你总是像春雨一般地滋润着身边每个人的心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