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月十五挂红灯”，这是民间的老规矩了。这几年，人们却破了这个“旧俗”，抢先半月，年三十家家户户便挂起红灯来。在城里，人们竞相把各式精制的红灯挂上楼房阳台，当除夕夜幕降临的时候，整个城市便成了灯的海洋。农民更不甘示弱，差不多每家的院子里都亮起了红灯。就说咱村老寇家吧，在大门口竖起一根高高的竹竿，把一盏鱼灯高高挑起，谓之“年年有余节节高”。是呀，在这辞旧迎新之际，谁不图个红火、图个吉利呢！

说起挂红灯，年过古稀的老寇头自有一番感慨。他说：“解放前，我在辽阳一家大钱庄当伙计。那时候过年，辽阳城从西头数到东头，平民百姓家有几户挂红灯的呢？就说那几个大买卖家吧，也不过十五、十六挂两天，至多三天。那年正月十五，老板叫我看灯花（1），我上趟厕所回来，发现灯花把纱灯给烧了个大窟窿，就为这，叫老板炒了鱿鱼，卷铺盖回家了。”

红灯，自古以来便是吉祥、光明的象征。隆重的庆典少不了它，新婚宴会少不了它，逢年过节更少不了它。佛教认为，佛即是灯，灯即是佛，因为灯能破除黑暗。因之，佛门弟子的法名中常带有“灯”字。

然而，在“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的岁月里，灯并未给老百姓带来吉祥，带来光明。“一进腊月门儿，心里不定神儿，不是来要帐，就是来要人儿。”年关，对于饥寒百姓来说便是鬼门关。杨白劳望着“积善堂”廊檐下的红灯，忐忑地唱道：“廊檐下红灯照花了眼，倒叫我老汉心不安……”正是在这红灯高照的晚上，他喝卤水自尽了。还有祥林嫂，不也是在红灯高照的祝福气氛中死去的吗？卖火柴的小女孩也恰恰是在圣诞灯绽放的圣诞节的晚上冻死的……

老寇头回忆说：“那时候的辽阳城，一过腊八，哪天不冻死几个叫花子？往太子河边乱坟圈子一扔喂老鸹就算完事。过年这几天更惨，冻死了都没人拖。”试想，老百姓连肚子都填不满，哪儿还有心思去挂灯、赏灯呢？

在旧中国，稍微富裕一点的人家，也很少有买起灯的。范成大曾为“灯市”注释：“腊月即有灯市，珍奇者数人醵（2）之，相与呼卢（3），采胜者得灯。”是说好一点的灯要很多人凑钱去买，然后以掷骰子定输赢，胜者得灯，其余的人便白花了钱。买灯尚须集资，过日子之艰难便可想而知了。( 文章阅读网：www.sanwen.org.cn )

说起扎红灯，老寇头便眉飞色舞了。“土改那年，我用秫秸扎了一盏西瓜灯。邻居们学着样儿，也挂起了红灯。灯上贴上‘福’字，写上口号，来表达翻身农民对共产党、毛主席的感激。后来，大伙儿又扎了五星灯，写上军属光荣，给烈军属送去。这些灯，都是纸糊的，经不住风刮雪湿，所以也就兴不起来，再说那时候腰里的钱太少，压根儿就没想挂纱灯什么的。”说起挂鱼灯，老寇头满脸喜气：“去年，我儿子包了十五亩鱼塘。不瞒你说，光这一项就净赚三万多元，买个啥样的灯买不起？我琢磨着，还是自各儿扎一盏鱼灯有意思。你可别小看咱这鱼灯，是用铁丝扎的，用红绸罩面，里边是电灯，嘎嘎的。去年，中央作出决定，取消了农业税，你说，这不也是红灯高照吗？”

呵，这迷人的红灯哟，它高挂在家家楼房的窗口，高挂在每户户农家的庭院，高挂在商场、宾馆、政府门前，高挂在十三亿人的心头。我想，在这新春佳节之际，在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神州大地上，哪一处不是红灯高照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