篇一：不相信
　　二十岁之前相信的很多东西，后来一件一件变成不相信。
　　曾经相信过爱国，后来知道“国”的定义有问题，通常那循循善诱要你爱国的人所定义的“国”，不一定可爱，不一定值得爱，而且更可能值得推翻。
　　曾经相信过历史，后来知道，原来历史的一半是编造。前朝史永远是后朝人在写，后朝人永远在否定前朝，他的后朝又来否定他，但是负负不一定得正，只是累积渐进的扭曲变形移位，使真相永远掩盖，无法复原。说“不容青史尽成灰”，表达的正是，不错，青史往往是要成灰的。指鹿为马，也往往是可以得逞和胜利的。
　　曾经相信过文明的力量，后来知道，原来人的愚昧和野蛮不因文明的进展而消失，只是愚昧野蛮有很多不同的面貌：纯朴的农民工人、深沉的知识分子、自信的政治领袖、替天行道的王师，都可能有不同形式的巨大愚昧和巨大野蛮，而且野蛮和文明之间，竟然只有极其细微、随时可以被抹掉的一线之隔。
　　曾经相信过正义，后来知道，原来同时完全可以存在两种正义，而且彼此抵触，冰火不容。选择其中之一，正义同时就意味着不正义。而且，你绝对看不出，某些人在某一个特定的时机热烈主张某一个特定的正义，其中隐藏着深不可测的不正义。
　　曾经相信过理想主义者，后来知道，理想主义者往往经不起权力的测试：一掌有权力，他或者变成当初自己誓死反对的“邪恶”，或者，他在现实的场域里不堪一击，一下就被弄权者拉下马来，完全没有机会去实现他的理想。理想主义者要有品格，才能不被权力腐化;理想主义者要有能力，才能将理想转化为实践。可是理想主义者兼具品格及能力者，几希。
　　曾经相信过爱情，后来知道，原来爱情必须转化为亲情才可能持久，但是转化为亲情的爱情，犹如化入杯水中的冰块──它还是冰块吗?
　　曾经相信过海枯石烂作为永恒不灭的表征，后来知道，原来海其实很容易枯，石，原来很容易烂。雨水，很可能不再来，沧海，不会再成桑田。龙应台散文原来，自己脚下所踩的地球，很容易被毁灭。海枯石烂的永恒，原来不存在。
　　二十岁之前相信的很多东西，有些其实到今天也还相信。
　　譬如国也许不可爱，但是土地和人可以爱。譬如史也许不能信，但是对于真相的追求可以无止尽。譬如文明也许脆弱不堪，但是除文明外我们其实别无依靠。譬如正义也许极为可疑，但是在乎正义比不在乎要安全。譬如理想主义者也许成就不了大事大业，但是没有他们社会一定不一样。譬如爱情总是幻灭的多，但是萤火虫在夜里发光从来就不是为了保持光。譬如海枯石烂的永恒也许不存在，但是如果一粒沙里有一个无穷的宇宙，一刹那里想必也有一个不变不移的时间。
　　那么，有没有什么，是我二十岁前不相信的，现在却信了呢?
　　有的，不过都是些最平凡的老生常谈。曾经不相信“性格决定命运”，现在相信了。曾经不相信“色即是空”，现在相信了。曾经不相信“船到桥头自然直”，现在有点信了。曾经不相信无法实证的事情，现在也还没准备相信，但是，有些无关实证的感觉，我明白了，譬如李叔同圆寂前最后的手书：“君子之交，其淡如水，执象而求，咫尺千里。问余何适，廓尔忘言，华枝春满，天心月圆。”
　　相信与不相信之间，彷佛还有令人沉吟的深度。
　　
　　篇二：雨儿
　　我每天打一通电话，不管在世界上哪个角落。电话接通，第一句话一定是，我是你的女儿。如果是越洋长途，讲完我就等，等那六个字穿越渺渺大气层进入她的耳朵，那需要一点时间。然后她说，雨儿?我只有一个雨儿。
　　对，那就是我。
　　喔，雨儿你在哪里?
　　我在香港。
　　你怎么都不来看我，你什么时候来看我?
　　我昨天才去看你，今早刚离开你。
　　真的?我不记得啊。那你什么时候来看我?
　　再过一个礼拜。
　　你是哪一位?
　　我是你的女儿。
　　雨儿?我只有一个雨儿啊。你现在在哪里?
　　我在香港。
　　你怎么都不来看我，你什么时候来看我?
　　到潮州看她时，习惯独睡的我就陪她睡。像带孩子一样把被子裹好她的身体，放周璇的《天涯歌女》，把灯关掉，只留下洗手间的小灯，然后在她身边躺下。等她睡着，我再起来工作。
　　天微微亮，她轻轻走到我身边，没声没息地坐下来。年老的女人都会这样吗?身子愈来愈瘦，脚步愈来愈轻，声音愈来愈弱，神情愈来愈退缩，也就是说，人逐渐逐渐退为影子。年老的女人，都会这样吗?
　　我一边写，一边说：干嘛那么早起?给你弄杯热牛奶好吗?
　　她不说话，无声地觑了我好一阵子，然后轻轻说：你好像我的雨儿。
　　我抬起头，摸摸她灰白色稀疏的头发，说：妈，千真万确，我就是你的女儿。
　　她极惊奇地看着我，大大地惊讶，大大地开心：就是说嘛，我看了你半天，觉得好像，没想到真的是你。说起来古怪，昨天晚上有个人躺在我床上，态度很友善，她也说她是我的雨儿，实在太奇怪了。
　　昨晚那个人就是我啊。我把冰牛奶倒进玻璃杯中，然后把杯子放进微波炉。远处隐隐传来公鸡的啼声。
　　那你又是从哪里来的呢?她一脸困惑。
　　我从台北来看你。
　　你怎么会从台北来呢?她努力地想把事情弄清楚，接过热牛奶，继续探询，如果你是我的雨儿，你怎么会不在我身边呢?你是不是我养大的?是什么人把你养大的呢?
　　我坐下来，把她瘦弱的手捧在我掌心里，看着她。她的眼睛还是很亮，那样亮，在浅浅的晨光中，我竟分不清那究竟是她年轻时的锋芒余光，还是一层盈盈的泪光。于是我从头说起：你有五个儿女，一个留在大陆，四个在台湾长大。你不但亲自把每一个都养大，而且四个里头三个是博士，没博士的那个很会赚钱。他们全是你一手栽培的。
　　眼里满是惊奇，她说：这么好?那你是做什么工作的?今年几岁?结婚了没有?
　　我们从盘古开天谈起，谈着谈着，天，一点一点亮起，阳光就从大武山那边照了进来。
　　有时候，我让女佣带着她到阳明山来找我。我就把时间整个调慢，带她台北一日游。第一站，洗温泉。泡在热气缭绕的汤里，她好奇地瞪着满堂裸身的女人目不转睛，然后开始品头论足。我快动作抓住她的手，才能阻止她伸手去指着一个女人，大声笑着说：哈，不好意思啊，那个雨人好肥喔。
　　第二站，搭公交车，红五号，从白云山庄上车。一路上樱花照眼，她静静看着窗外流荡过去的风景，窗玻璃映出她自己的颜容，和窗外的粉色樱花明灭掩映;她的眼神迷离，时空飘忽。
　　到了士林站。我说：妈，这是你生平第一次搭捷运，坐在这里，给你拍一张照片。
　　她娴静地坐下，两手放在膝上。刚好后面有一丛浓绿的树，旁边坐着一个孤单的老人。
　　你的雨儿要看见你笑，妈妈。(散文网 www. sanwen.org.cn)
　　她看着我，微笑了。我这才注意到，她穿着黑衣白领，像一个中学的女生。
　　
　　篇三：散步
　　回屏东看母亲之前，家萱过边境来访。细致的她照例带了礼物。一个盒子上写着“极品燕窝”，我打开看一下，黑溜溜的一片，看不懂。只认得盛在瓷碗里头加了冰糖的白糊糊又香又甜的燕窝;这黑溜溜的原始燕窝──是液体加了羽毛、树枝吗?还真不认识。不过，家萱当然是送给母亲吃的，我不需操心。
　　她又拿出一个圆筒，像是藏画的。一卷纸拿出来，然后一张一张摊开，她说：“我印得多了，想想也许***可以用。”
　　海报大小的白纸，印着体积很大、油墨很浓的毛笔字，每一张都是两三行，内容大同小异：
　　最亲爱的妈妈：
　　我们深爱您。
　　您的房子、看护、医药费，我们全都付了。
　　我们承诺，一定竭尽所能照料您。
　　请您放心。
　　您的孩子：家萱
　　家齐
　　家仁
　　最亲爱的妈妈：
　　我们都是您含辛茹苦培养大的。
　　我们感念您。
　　我们承诺：您所有的需要，都由我们承担。
　　请您放心。相信我们对您的深爱。
　　您的孩子：家萱
　　家齐
　　家仁
　　我看着家萱，忍不住笑。上一回，我们在交换“妈妈笔记”时，她说到八十岁的母亲在赡养院里如何如何地焦虑自己没钱，怀疑自己被儿女遗弃，而且一转身就忘记儿女刚刚来探视过而老是抱怨孩子们不记得她。我拿出自己“制造”的各种银行证明、抚养保证书，每一个证明都有拳头大的字，红糊糊、威风凛凛的印章，每一张都有一时的“安心”作用。没想到家萱进步神速，已经有了独家的“大字报”!
　　“是啊，”她笑着说，“我用海报把她房间的墙壁贴得满满的。她在房间里走来走去，可以一张一张读，每一张我们姐弟都给签了名。”
　　“有效吗?”我问。
　　她点头，“还真有效，她读了就安心。”
　　“你拿回屏东，贴在***房里吧。”
　　她的笑容，怎么看都是苦的。我也发现，她的白发不知何时也多了。
　　我把大字报一张一张拾起，一张一张叠好，卷起，然后小心地塞回圆筒。摇摇头，“妈妈又过了那个阶段了。她已经忘了字了。我写的银行证明，现在她也看不懂了。”
　　回到屏东，春节的爆竹在冷过头的冬天，有一下没一下的，凉凉的，仿佛浸在水缸里的酸菜。陪母亲卧床，她却终夜不眠。窗帘拉上，灭了大灯，她的两眼晶亮，瞪着空蒙蒙的黑夜，好像瞪着一个黑色的可以触摸的实体。她伸出手，在空中捏取我看不见的东西。她呼唤我的小名，要我快起床去赶校车，不要迟到了，便当已经准备好。她说隔壁的张某某不是个东西，欠了钱怎么也不还。她问，怎么你爸爸还没回家，不是说理了发就马上回来吗?
　　我到厨房拿热牛奶给她喝。她不喝。我抚摸她的手，拍她的肩膀，像哄一个婴儿，但是她安静了一会儿又开始躁动。我不断地把她冰冷的手臂放回被窝里，她又固执地将我推开。我把大灯打开，她的幻觉消失，灯一灭，她又回到四十年前既近又远、且真且假的彷徨迷乱世界。
　　大年初三，二○○八年的深夜，若是从外宇宙看过来，这间房里的灯亮了又暗，暗了又亮，一整夜。清晨四时，我下了床，光脚踩在冰冷的地板上，说：“妈，既然这样，我们干脆出去散步吧。”帮她穿上最暖的衣服，围上围巾，然后牵着她的手，出了门。
　　冬夜的街，很黑，犬吠声自远处幽幽传来，听起来像低声呜咽，在解释一个说不清的痛处。
　　路底有一家灯火通明的永和豆浆店，我对她说：“走吧，我带你去吃你家乡浙江淳安的豆浆。”她从梦魇中醒来，乖顺地点头，任我牵着她的手，慢慢走。空荡荡的街，只有我，和那生了我的女人。
　　路的地面上，有一条很长很长的白线，细看之下，发现是鸟屎。一抬头，看见电线上黑溜溜的一长条，全停满了燕子，成千上万只，悄悄地，凝结在茫茫的夜空里。
　　
　　篇四：魂归
　　这是他十六岁时离开的山沟沟里的家乡。“爱己”要他挑着两个箩筐到市场买菜，市场里刚好有人在招少年兵，他放下扁担就跟着走了。
　　今天带他回来，刚好是七十年后。
　　有两个人在门前挖井。一个人在地面上，接地面下那个人挖出来的泥土，泥土用一个辘轳拉上来，倾倒到一只竹畚箕里，两个满了，他就用扁担挑走。很重，他摇摇晃晃地走，肩头被扁担压出两条肉的深沟。地面下那个人，太深太黑了，看不见，只隐隐听见他咳嗽的声音，从井底传来。“缺水，”挑土的人气喘喘地说，“两个多月了。没水喝了。”
　　“你们两个人，”你问，“一天挣多少钱?”
　　“九十块，两个人分。”
　　“挖井危险啊，”你说，“有时会碰到沼气。”
　　那人笑笑，露出缺牙，“没办法啊。”
　　灰扑扑的客运车卷起一股尘土而来，停住，一个人背着一个花圈下了车。花圈都是纸扎的，金碧辉煌，艳丽无比，但是轻，背起来像个巨大的纸风车。乡人穿着洗得灰白的蓝布褂，破旧的鞋子布满尘土。
　　父亲的照片放在厅堂中央，苍蝇到处飞舞，粘在挽联上，猛一看以为是小楷。
　　大哥，那被历史绑架了的长子，唤你。“族长们，”他说，“要和你说话。”
　　你跟着他走到屋后，空地上已经围坐着一圈乡人。母亲也坐着，冰冷着脸。
　　像公审一样，一张小凳子，等着你去坐下。
　　女人蹲在地上洗菜，本来大声喧嚣的，现在安静下来。一种尴尬又紧张的气氛，连狗都不叫了。看起来辈分最高的乡人清清喉咙，吸了口烟，开始说话：“我们明白你们不想铺张的意思，但是我们认为既然回到家乡安葬，我们还是有我们的习俗同规矩。我们是要三天三夜的。不能没有道士道场，不能没有花鼓队，而且，家乡的习俗，儿女不能亲手埋了父母的，那骨灰要由八个人或者十二个人抬到山上去，要雇人的。不这么做就是违背家族传统。”
　　十几张脸孔，极其严肃地对着你，讨一个道理。十几张脸孔，黝黑的、劳苦的、满是生活磨难的脸孔，对着你。这些人，你心里说，都是他的族人。如果他十六岁那年没走，他就是这些人的伙伴了。
　　母亲寒着脸，说：“他也可以不回来。”你赶忙握紧她的手。
　　你极尽温柔地解释，佛事已在岛上做过，父亲一生反对繁文缛节，若要铺张，是违背他的意愿，你不敢相从。花鼓若是湘楚风俗，当然尊重。至于雇别人送上山，“对不起，做儿女的不舍得。我们要亲自捧着父亲的骨灰，用自己的手带他入土。”
　　“最后一次接触父亲的机会，我们不会以任何理由给任何别人代劳。”
　　你清朗地注视他们的眼睛，想从那古老的眼睛里看见父亲的神情。
　　这一天清晨，是他上山的日子。天灰灰的，竟然有点湿润的雨意。乡人奔走相告，苦旱之后，如望云霓。来到这陌生的地方，你一滴眼泪都不掉。但是当司仪用湘音唱起“上──香”，你震惊了。那是他与“爱己”说话的声音，那是他教你念“秋水共长天一色，落霞与孤鹜齐飞”的腔调，那是他的湘楚之音。当司仪长长地唱“拜──”时，你深深跪下，眼泪决堤。是，千古以来，他们就一定是以这样悲怆的楚音招魂的：
　　魂兮归来，君无上天些。虎豹九关，啄害下人些。一夫九首，拔木九千些……归来归来，往恐危身些……魂兮归来，君无下此幽都些。土伯九约，其角些……归来归来，恐自遗灭些……魂兮归来，反故居些。
　　当他说闽南语而引得人们哈哈大笑时，当他说北京话而令人们面面相觑时，他为什么不曾为自己辩护：在这里，他的楚音与天地山川一样幽深，与苍天鬼神一样宏大?司仪的每一个音，都像父亲念《陈情表》的音，婉转凄楚，每一个音都重创你。此时此刻，你方才理解了他灵魂的漂泊，此时此刻，你方才明白他何以为《四郎探母》泪下，此时此刻你方才明白：他是真的回到家了。
　　花鼓队都是面带沧桑的中年妇女，一身素白，立在风中，衣袂飘扬。由远而近传来唢呐的声音，混着锣鼓。走得够近了，你看清了乐师，是十来个老人，戴着蓝布帽，穿着农民的蓝布褂，佝偻着背，铿锵铿锵吹打而来。那最老的，他们指给你看，是他的儿时玩伴。十六岁那年两个人一起去了市场，一个走了，一个回来。
　　天空飘起微微雨丝，湿润的空气混了泥土的气息。花鼓队开始上路，兄长捧着骨灰坛，你扶着母亲，两公里的路她坚持用走的。从很远就可以看见田埂上有人在奔跑，从红砖砌成的农舍跑出，往大路奔来，手里环抱着一大卷沉重的鞭炮。队伍经过田埂与大路的接口时，她也已跑到了路口，点起鞭炮，劈里啪啦的炮声激起一阵浓烟。长孙在路口对那跑得上气不接下气的妇女跪下深深一拜。你远远看见，下一个田埂上又有人在奔跑。每一个路口都响起一阵明亮的炮声，一阵烟雾弥漫。两公里的路，此起彼落的鞭炮夹杂着“咚咚”鼓声，竟像是一种喜庆。
　　到最后一个路口，鞭炮震耳响起，长孙跪在泥土中向村人行礼，在烟雾弥漫中，你终于知晓：对这山沟里的人而言，今天，村里走失的那个十六岁的孩子，终于回来了。七十年的天翻地覆，物换星移，不过是一个下午去市场买菜的时间。
　　满山遍野的茶树，盛开着花，满山遍野一片白花。你们扶着母亲走下山。她的鞋子裹了一层黄泥。“擦擦好吗?”兄弟问。“不要。”她的眼光看着远处的祝融山峰;风，吹乱了她的头发。
　　
　　篇五：山路
　　五万人涌进了台中的露天剧场;有风，天上的云在游走，使得月光忽隐忽现，你注意到，当晚的月亮，不特别明亮，不特别油黄，也不特别圆满，像一个用手掰开的大半边葡萄柚，随意被搁在一张桌子上，仿佛寻常家用品的一部分。一走进剧场，却突然扑面而来密密麻麻一片人海，令人屏息震撼：五万人同时坐下，即使无声也是一个隆重的宣示。
　　歌声像一条柔软丝带，伸进黑洞里一点一点诱出深藏的记忆;群众跟着音乐打拍，和着歌曲哼唱，哼唱时陶醉，鼓掌时动容，但没有尖叫跳跃，也没有激情推挤，这，是四五十岁的一代人。
　　老朋友蔡琴出场时，掌声雷动，我坐在第二排正中，安静地注视她，想看看又是好久不见，她瘦了还是胖了?第一排两个讨厌的人头挡住了视线，我稍稍挪动椅子，插在这两个人头的中间，才能把她看个清楚。今晚蔡琴一袭青衣，衣袂在风里翩翩蝶动，显得飘逸有致。
　　媒体涌向舞台前，镁光灯烁烁闪个不停。她笑说，媒体不是为了她的歌而来的，是为了另一件事。然后音乐静下，她开口清唱：是谁在敲打我窗/是谁在撩动琴弦。蔡琴的声音，有大河的深沉，黄昏的惆怅，又有宿醉难醒的缠绵。她低低地唱着，余音缭绕然后戛然而止时，人们报以狂热的掌声。她说，你们知道的是我的歌，你们不知道的是我的人生，而我的人生对你们并不重要。
　　在海浪一样的掌声中，我没有鼓掌，我仍旧深深地注视她。她说的事，是五十九岁的导演杨德昌的死。她说的人生，是她自己的人生;但是人生，除了自己，谁可能知道?一个曾经爱得不能自拔的人死了，蔡琴，你的哪一首歌，是在追悼;哪一首歌，是在告别;哪一首歌，是在重新许诺;哪一首歌，是在为自己做永恒的准备?
　　挡了我视线的两个人头，一个是胡志强的。一年前中风，他走路时有些微跛，使得他的背影看起来特别憨厚。他的身边紧挨着自己大难不死的妻，少了一条手臂。胡志强拾起妻的一只纤弱的手，迎以自己一只粗壮的手，两人的手掌合起来鼓掌，是患难情深，更是岁月沧桑。
　　另一个头，是马英九的。能说他在跟五万个人一起欣赏民歌吗?还是说，他的坐着，其实是奔波，他的热闹，其实是孤独，他，和他的政治对手们，所开的车，没有R挡，更缺空挡。
　　我们这一代人，错错落落走在历史的山路上，前后拉得很长。同龄人推推挤挤走在一块，或相濡以沫，或怒目相视。年长一点的默默走在前头，或迟疑徘徊，或漠然而果决。前后虽隔数里，声气婉转相通，我们是同一条路上的同代人。
　　蔡琴开始唱《恰似你的温柔》，歌声低回流荡，人们开始和声而唱：
　　某年某月的某一天就像一张破碎的脸
　　难以开口道再见就让一切走远
　　这不是件容易的事我们却都没有哭泣
　　让它淡淡的来让它好好的去
　　我压低帽檐，眼泪，实在忍不住了。今天是七月七号的晚上，前行者沈君山三度中风陷入昏迷的第二晚。这里有五万人幸福地欢唱，掌声、笑声、歌声，混杂着城市的灯火腾跃，照亮了粉红色的天空。此刻，一辈子被称为才子的沈君山，一个人在加护病房里，一个人。
　　才子当然心里冰雪般的透彻：有些事，只能一个人做。有些关，只能一个人过。有些路啊，只能一个人走。
　　
　　篇六：你是个好母亲吗
　　你是个好母亲吗?来，试试“美丽母亲心理测验”，看看你能够得几分。
　　如果你怀疑半岁大的娃娃有鬼怪附身。所以你把她从十楼的窗口丢出去，或者把她塞在箱子里闷死(在纽约发生的)。如果，你一生气起来全身发抖，会情不自禁地拿香烟去烫小孩的腿;或者，六岁的小叮当不听你话，偷吃了巧克力，你就用铁箝把他的牙齿全敲下来(在台湾发生的)，那么，你这个母亲的得分是负值的，也就是说，比零还低。你读完这篇文章就赶快去看精神科医生。
　　如果你给孩子吃得饱、穿得暖、用得足，可是你工作太忙，从来就抽不出时间跟孩子们聊天、放风筝、看场电影，换句电脑用语，你专门供给硬体——房子、冰淇淋、零用钱，但是不给软体——耐心、微笑、爱，你这个母亲，大概只值二十分。
　　如果你不仅让孩子们吃饭、穿暖，还刻意地花时间和他们去交朋友。胖妞跌伤的时候，找你吹一下就眉开眼笑。小毛被人欺负了，跟你耳语两句，就心满意足。孩子们认为，除了毛茸茸的小黑以外，你是他们最忠实、最温柔的伙伴。这样，你这个母亲可以得四十分——才四十分?当然啦!因为你跟小毛他爹三天两头仇人似地吵架。别以为房门关得严，孩子又睡得沉。花瓶把梳妆镜打个粉碎，隔村的人都听得见。孩子在被窝里头哭的样子你就没看见。
　　如果你这个妈妈不但是孩子们最亲密的伙伴，也是爹爹最温柔的助手;不但懂得家庭营养，也知晓儿童心理;不但对孩子管教有方，而且对公婆和睦周到。家里内外更是窗明几净，是所有的小朋友都爱来的窝。这样的母亲，该得一百分了吧?!
　　不，在“美丽测验”的标准中，这样慈爱、细心、“完美”的母亲，只能拿六十分。
　　为什么?
　　因为这样的母亲，就像一只辛勤的母鸟在枝叶深处努力地筑巢、喂哺，但她丝毫不知道，这株她所栖息的大树正受万虫蚀蛀，随时有倒塌的危险，看看胖妞和小毛正在进入一个什么样的世界：
　　从十二到十五岁，他们的发育都还没有完全，但我们为他们准备的教育制度将把他们的肩膀拉斜，因为书包很重;要使他们视力衰退，戴上眼镜(你现在觉得胖妞眼睛清亮动人吗?多看两眼，不久了);要使他们眼布血丝、面目呆滞，因为睡眠不足;要把他们训练成高压下的竞争动物，因为他们发觉：一起捉青蛙的朋友其实是考场中的敌人。换句话说，对每一个胖妞和小毛，我们这个小岛上的成人世界都张着一张大网等他们闯进来，一进来就掐死他的童年与快乐。
　　这株“大树”里另外有只惊人的虫，正在把树上所有的叶子一寸一寸地吃掉，每吃掉一叶，就留下一圈焦黄的窟窿。这只虫有个好听的名字，叫“经济成长”。我们自己是胖妞和小毛的时候，街上有火红的凤凰花，河里有透明的细虾，海边有怪模怪样的沙蟹。我们现在所留给胖妞和小毛的，河里有垃圾和带汞的鱼，街上有“年年绿化”的脏牌子和秃死的树，海边有废弃的电池和金属，海里的珊瑚一片死亡。这，是胖妞和小毛的明天。
　　在这样的大环境之下，关起门来做个细心、温柔的母亲，你觉得够吗?想想看，你在家里教小孩“活”读书、重思想，学校为了联考，却强迫孩子死记生吞。你在家里给孩子准备最营养的早餐，商店供应你的，却是假的奶粉。你在家里教导孩子珍爱自然生命，出了门的孩子却根本看不见、感触不到自然生命。
　　关起门来做个“好”母亲，够吗?
　　解决问题要从根本治起。如果你真心爱你的子女，而且懂得如何去爱，你应该如切肤之痛地体认到：把小圈圈弄好是不够的，你必须发挥力量促成大环境的改造。先进国家的妇女早就诉诸行动了。日本的妈妈，发现巷口那家超级市场卖假冒的乳酪，她所加入的“主妇联”组织立即采取行动，抵制这家商店。美国的妈妈丧失了心爱的女儿——被酒醉的驾车人撞死，她马上组织所有关心的妈妈迫使警察作严格的取缔。德国的妈妈担心核子大战及生态的破坏——她希望德国代代子孙都能享受黑森林的呼吸，于是她开始阅读有关核害及污染的资料，甚至组织了一个政党，来实现她们的理想。
　　台湾的母亲，你又在做什么呢?为工作忙吗?为三餐操心吗?上插花班、有氧韵律体操课吗?打麻将吗?串门子吗?觉得空虚、寂寞、无聊吗?为孩子的未来忧虑吗?
　　如果只是在小圈圈里亲亲孩子的脸颊、吻吻他的手，我们究竟为孩子的明天做了什么?现代的母亲已经不是一个跟着三寸金莲、“父死从夫、夫死从子”的愚妇;你受过教育，有智慧、有能力、有思想，为什么不主动为孩子争取一个比较美好的未来?现行的教育制度有什么毛病、核电厂该不该建、环保局的预算够不够、卫生署的措施等等，并不是“男人”的问题;这些事切身地影响到胖姐和小毛的未来，就是母亲该关怀的问题，就是“女人”切身的问题。任何有胆识的母亲都应该抽出那么一点点时间，从厨房和梳妆台边走出来，大声地说话，勇敢地行动。
　　如果你真想给眼睛清亮的胖姐和小毛一个值得活、值得爱的明天，你就得做一个主动的、一百分的母亲，不能是一个被动的、小圈圈里的、六十分的妈妈。
　　
　　篇七：为谁
　　我不懂得做菜，而且我把我之不懂得做菜归罪于我的出身我是一个外省女孩;在台湾，外省其实就是难民的意思。外省难民家庭，在流离中失去了一切附着于土地的东西，包括农地、房舍、宗祠、庙宇，还有附着于土地的乡亲和对于生存其实很重要的社会网络。
　　因为失去了这一切，所以难民家庭那做父母的，就把所有的希望，孤注一掷地投在下一代的教育上头。他们仿佛发现了，只有教育，是一条垂到井底的绳，下面的人可以攀着绳子爬出井来。
　　所以我这个难民的女儿，从小就不被要求做家事。吃完晚饭，筷子一丢，只要赶快潜回书桌，正襟危坐，摆出读书的姿态，妈妈就去洗碗了，爸爸就把留声机转小声了。背《古文观止》很重要，油米柴盐的事，母亲一肩挑。
　　自己做了母亲，我却马上变成一个很能干的人。厨房特别大，所以是个多功能厅。孩子五颜六色的画，贴满整面墙，因此厨房也是画廊。餐桌可以围坐八个人，是每天晚上的沙龙。另外的空间里，我放上一张红色的小矮桌，配四只红色的矮椅子，任谁踏进来都会觉得，咦，这不是白雪公主和七个小矮人的客厅吗?
　　当我打鸡蛋、拌面粉奶油加砂糖发粉做蛋糕时，安德烈和菲利普就坐在那矮椅子上，围着矮桌上一团新鲜可爱的湿面团，他们要把面团捏成猪牛羊马各种动物。蛋糕糊倒进模型，模型进入烤箱，拌面盆里留着一圈甜软黏腻的面糊，孩子们就抢着用小小的手指去挖，把巧克力糊绕满了手指，放进嘴里津津地吸，脸上也一片花糊。
　　我变得很会有效率做菜。食谱的书，放在爬着常青藤的窗台上，长长一排。胡萝卜蛋糕的那一页，都快磨破了;奶酪通心粉、意大利千层面那几页，用得掉了下来。我可以在十分钟内，给四个孩子那是两个儿子加上他们不可分离的死党端上颜色漂亮而且维他命ABCDE加淀粉质全部到位的食物。然后把孩子塞进车里，一个送去踢足球，一个带去上游泳课。中间折到图书馆借一袋儿童绘本，冲到药房买一只幼儿温度计，到水店买三大箱果汁，到邮局去取孩子的生日礼物包裹同时寄出邀请卡然后匆匆赶回足球场接老大，回游泳池接老二，回家，再做晚餐。
　　母亲，原来是个最高档的全职、全方位CEO，只是没人给薪水而已。
　　然后突然想到，啊，油米柴盐一肩挑的母亲，在她成为母亲之前，也是个躲在书房里的小姐。
　　孩子大了，我发现独自生活的自己又回头变成一个不会烧饭做菜的人，而长大了的孩子们却成了美食家。菲利普十六岁就自己报名去上烹饪课，跟着大肚子、带着白色高筒帽的师傅学做意大利菜。十七岁，就到三星米其林法国餐厅的厨房里去打工实习，从削马铃薯皮开始，跟着马赛来的大厨学做每一种蘸酱。安德烈买各国食谱的书，土耳其、非洲菜、中国菜，都是实验项目。做菜时，用一只马表计分。什么菜配什么酒，什么酒吃什么肉，什么肉配什么香料，对两兄弟而言，是正正经经的天下一等大事。
　　我呢，有什么就吃什么。不吃也可以。一个鸡蛋多少钱，我说不上来，冰箱，多半是空的。有一次，为安德烈下面是泡面，加上一点青菜叶子。
　　汤面端上桌时，安德烈，吃了两口，突然说：青菜哪里来的呀?
　　我没说话，他直追，是上星期你买的色拉对不对?
　　我点点头。是的。
　　他放下筷子，一副哭笑不得的神情，说：那已经不新鲜了呀，妈妈你为什么还用呢?又是你们这一代人的习惯，对吧?
　　他不吃了。
　　过了几天，安德烈突然说：我们一起去买菜好吗?
　　母子二人到城里头国际食品最多的超市去买菜。安德烈很仔细地来来回回挑选东西，整整三个小时。回到家中，天都黑了。他要我这做妈的站在旁边看着，不准走开喔。
　　他把顶级的澳洲牛排肉展开，放在一旁。然后把各种香料罐，一样一样从架上拿下来，一字排开。转了按钮，烤箱下层开始热，把盘子放进去，保持温度。他把马铃薯洗干净，开始煮水，准备做新鲜的马铃薯泥。看得出，他心中有大布局，以一定的时间顺序在走好几个平行的程序，像一个乐团指挥，眼观八方，一环紧扣一环。
　　电话铃响。我正要离开厨房去接，他伸手把我挡下来，说：不要接不要接。留在厨房里看我做菜。
　　红酒杯，矿泉水杯，并肩而立。南瓜汤先上，然后是色拉，里头加了松子。主食是牛排，用锡纸包着，我要的四分熟。最后是甜点，法国的soufflé。
　　是秋天，海风徐徐地吹，一枚浓稠蛋黄似的月亮在海面上升起。
　　我说：好，我学会了，以后可以做给你吃了。
　　儿子睁大了眼睛看着我，认认真真地说：我不是要你做给我吃。你还不明白吗?我是要你学会以后做给你自己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