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篇一：诸子百家，各有千秋】
　　
　　中华文明，海纳百川，诸子百家，各有千秋。入世、出世，各执一词；法治、人治，德治及无为而治，各有各理，各有各道。古语云"道不同，不相为谋"，事实上即为各派之间因所秉持的思想体系的根源不同，行事方法不同而无共通之处，正所谓鸡同鸭讲，即便有一个共同目的，然而内耗严重，结果迥异。
　　
　　"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天地之道，万物之始，以无生有，以一生二，由二生四；九九归一，没入虚无，是谓之终。此道家之道。
　　
　　"道家"为天地之"道"。"道可道，非常道，"这其中的三个"道"字，是完完全全的三个概念，其言简，其意赅可见一斑。
　　
　　"道"不仅是道家经典，也是中华文明体系的根源。儒、法、墨、兵等诸子之说皆源于道，此绝非诳语。
　　
　　儒之精髓，为入世，学而优则仕。追名逐利，本源也。虽"君子爱财，取之有道，"而此"道"为何"道"，未有定论，仅笼统而已。
　　
　　儒家提倡人治，礼于上，法于下，等级森严。以德治国，以仁施政，三纲五常，不可相违。
　　
　　法家则提倡以法治国，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严刑峻法，是匪类闻之胆寒。人性本恶也是法家思想体系的本源之一。
　　
　　而墨家主张兼爱、非攻，对人、对己、对敌、对友，都以一腔热忱去感化，虽然也做被动的防守，但"扫地恐伤蝼蚁命，爱惜飞蛾纱罩灯"却是墨家最真实的体现。
　　
　　而兵家之道，最为讲求实用，"兵者，国之大事，存亡之地，死生之道，不可不察"。凡人、凡事、一言、一行皆须审时度势，所有一切，都要因时、因事、因势、因人而定，不可空谈，妄加定论。正是由此，也决定了兵家不尚空谈，处事直接果断。
　　
　　道家却是以"无为"来应对世人。"命中有时终须有，命里无时莫强求。""人各有志，自在东西。"是一种完完全全的出世。不食人间烟火，不问凡尘俗世，凡事皆有天定，要做的，只是如何寻求天道，以求"顺天改命"。所关注的对象也只是是广袤天地，与人无争。
　　
　　学而优则仕是儒家的根本思想。修身、齐家、平天下是儒家的最高理想。"学会文武艺，货与帝王家"是儒家的根本理念。
　　
　　然而"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造就了儒家的重文轻武，彼虽忠君爱国，但武备不修，实力不济，何以齐家、安天下？想孔子当年，连自家都难保，岂不悲哉？文武之道，一张一弛，岂可偏废？
　　
　　"劳心者制人，劳力者治於人"的理念也造就了儒家的顾影自怜，轻视下层的劳动者，权谋之术在儒家之中也演绎的登峰造极。权谋之术的堂而皇之，不可避免的造就了儒士的虚伪，自私，阿谀奉迎，趋炎附势；虽不乏耿直之辈，但也是免不了追名逐利，所考虑的第一要务，仍是自己"生前身后"，而非劳苦大众。
　　
　　纵观历朝，立国之初。重修武备，赏罚严明，士人适得其所，上下齐心。王朝初兴，文武各据半天，三教九流，在朝堂各有立足之地；权谋之士，尚未得宠……
　　
　　戏文有云"打江山靠的是忠良将，坐江山的是奸佞臣"……
　　
　　每逢儒家当权，则重文轻武。武备不修，贪腐盛行，人浮于事。夜夜笙歌，处处太平。浮夸之声不绝于耳，追名逐利之徒横行无忌。对外卑躬屈膝，对内飞扬跋扈；对上阿谀奉迎，对下横眉冷对。遇事推诿，冒功推过，玩弄权术，名归而实不至。偏偏还带着个面具，装清纯，扮可怜，充长者……国力由盛而衰，直至国破家亡。
　　
　　虽不乏耿直之士，若人君不明，任由摇唇鼓舌之人兴风作浪，权谋之士翻云覆雨，结果都是"山河破碎风飘絮，身世浮沉雨打萍"……
　　
　　"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儒士就是不折不扣的治人者。为达目的，不择手段，而武将（所习多为兵家）则是治于人者之一。往往出力不讨好，即便在战场上要武将全力支撑，亦不乏所谓的文人掣肘，造成许多不必要的劫难，于人、于己于众生。
　　
　　有人说"武将的价值在战场上，文臣的价值在谈判桌上"。然而可笑的是，谈判桌上的尊严，来自于实力，而硬邦邦的实力则是靠武将打出来的（如果战场上一败涂地，谈判桌上的尊严也就可想而知）。迄今为止，还没有听说那个人仅凭一张嘴就能在没有一兵一卒的情况下战败强大的敌人的；也没有任何人能够赤手空拳（且不习武功）从武装到牙齿的敌人那里拿到真正利益的。
　　
　　然而，现实就是如此，狡兔未死，走狗已烹，"往往国难思良将，太平宠佞臣"。人君如此，人皆如此。何者？忠言逆耳，良药苦口，而人的欲念如此，奈之何也？
　　
　　一个国家，如果没有强大的武备，即便如何富有，也是别人的鱼肉，只能让人分而食之。人若视之为鱼肉，何谈尊严？当然，亦不能穷兵黩武，否则，要兵法做何？
　　
　　无中生有，有还归无，穹苍万变，阴阳平衡，天地万物之属，缺"一"而不可。
　　
　　【篇二：儒家文化】
　　
　　儒家文化，又称孔孟之道，历经几千年的中华文明史和发展史，已经根深蒂固地植根于中华民族的所有国民的思想中，成为中华国民思想的精髓。而研究儒家文化，必然从孔子和孟子说起。
　　
　　孔子名丘，字仲尼，春秋后期鲁国人。公元前551年9月28日（夏历八月二十七日）生于鲁国陬邑昌平乡（今山东省曲阜市东南的鲁源村）；公元前479年4月11日（农历二月十一日）逝世，享年72岁，葬于曲阜城北泗水之上，即今日孔林所在地。孔子一生大部分时间都是从事教育，相传所收弟子多达三千人，贤人72，教出不少有知识有才能的学生。孔子为春秋末期思想家、教育家，儒学学派的创始人，在世时已被誉为“天纵之圣”、“千古圣人”，是当时社会上最博学者之一，并且被后世尊为至圣，成万世师表。曾修《诗》、《书》，定《礼》、《乐》，序《周易》，作《春秋》。孔子的思想及学说对后世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史记？孔子世家》曰：“自天子王侯，中国言六艺者折中于夫子。可谓至圣矣！”
　　
　　孟子（前372年～前289年），战国时期鲁国人（今山东邹城人），汉族。名轲。生卒年月因史传未记载而有许多的说法，在十五、六岁时到达鲁国，拜入孔子之孙子思的门下，孟子是中国古代著名思想家，战国时期儒家代表人物。著有《孟子》一书。继承并发扬了孔子的思想，成为仅次于孔子的一代儒家宗师，有“亚圣”之称，与孔子合称为“孔孟”。
　　
　　儒家经典主要有儒学十三经。儒家本有六经，《诗经》、《尚书》、《仪礼》、《乐经》、《周易》、《春秋》。秦始皇"焚书坑儒"，据说经秦火一炬，《乐经》从此失传。东汉在此基础上加上《论语》、《孝经》，共七经；唐时加上《周礼》、《礼记》、《春秋公羊传》，《春秋榖梁传》、《尔雅》，共十二经。宋时加《孟子》，后有宋刻《十三经注疏》传世。《十三经》是儒家文化的基本著作，就传统观念而言，《易》、《诗》、《书》、《礼》、《春秋》谓之"经"，《左传》、《公羊传》、《谷梁传》属于《春秋经》之"传"，《礼记》、《孝经》、《论语》、《孟子》均为"记"，《尔雅》则是汉代经师的训诂之作。后来的《四书》指是指《大学》（《礼记》中一篇）、《中庸》（《礼记》中一篇）、《论语》、《孟子》，五经则指：《周易》、《尚书》、《诗经》、《礼记》、《左传》。
　　
　　儒家的特征：其一、以孔子为先师，为思想领袖。其二、以《周易》、《尚书》、《诗经》、《礼记》、《左传》等书为经典。其三、在思想上形成了仁与礼的一种张力结构。其四、由内圣而外王，通过内体心性成就外王事功之学。其五、尤注重人与人之间伦理关系，并将之运用到政治实践中，成为指导性的原则。
　　
　　儒家思想对中国的影响：孔子门下弟子三千，因而总结出很多行之有效的教育方法，比如“温故而知新”、“三人行必有我师”、“学而不思则惘，思而不学则怠”等。
　　
　　其一、儒家思想对中国文化的影响。儒家思想对中国文化的影响很深，几千年来的封建社会，所传授的不外《四书》《五经》。传统的责任感思想，节制思想和忠孝思想，都是它和封建统治结合的结果，因此，儒家思想是连同我们当代在内的主流思想。
　　
　　其二、儒家思想对中国政治、经济的影响。儒学在中国存在几千年，对于中国的政治、经济等各个方面依然存在巨大的潜在影响。
　　
　　其三、儒家思想对现代思想体系的影响。儒家思想依然是现代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孔子被后世尊称为“万世师表”。从一开始儒家思想就体现为一种具有普遍性的世界观和人生观。中国儒家思想被理解为人类文明的核心。儒家思想被视为文明或文化的一个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儒家思想给现代人提供了很丰富的资源。
　　
　　儒家文化的核心内容：导民向善是最根本的内容。具体包含以下六个方面：
　　
　　其一、正名。意思就是在社会关系中，每一个名字包含有一定的社会责任与义务。为了使事物做到与他们名字的含义，即其理想的本质相一致，就应当努力完成责任与义务。
　　
　　其二、义。义者宜也。是一个事物应有的样子，是一种绝对的道德律。社会的每个成员必须做某些事情，这些事情本身就是目的，而不是达到其他目的的手段。儒家强调“义利之辩”，“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
　　
　　其三、仁。本质便是爱人。一个人必须要有仁爱之心，才能完成其社会责任和义务。具体有如下几点：1、一种推广程序：一个人一定要与父母兄弟有亲情，在亲情的基础上发扬光大，辐射到他人身上。2、一种政治理想：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一步一步向外辐射。3、一种心理原则：将人的感情心理消融在人与人的世间关系中，建立了一种现实的伦理，心理的模式。4、一种人道主义精神：对个体提出了社会性的义务与要求，把人与人的关系和社会交往作为人的本质和仁的重要标准。5、具有主观能动性、实践性和独立性。
　　
　　其四、礼。原指古人祭祀的仪式，表现了对上天和祖宗的尊敬，也体现了人间的等级和尊卑。孔子将“礼”从宗教范畴推广到人间成为人文世界的行为规范。他不仅是等级社会的外在形式，而且与人的内在理性———仁结合在一起，使“礼”的实践成为人的内发行为，达到自我控制的地步。“道之以德，齐之以礼”。
　　
　　其五、忠恕之道。仁的实践包含为人着想。“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之所欲，亦施于人”尽己为人谓之忠。其另一面“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谓之恕。忠恕之道是把仁付诸实践的途径，即“仁之方”。以自己作为尺度来规范自己的行为，来衡量别人和自己。
　　
　　其六、知命。儒家从“义”的理论推导出“为而无所求”的理论。每个人做事情，并不是为了其他什么目的，一个人做所当做的事情，其价值就在“做”之中，遵行了自己的义务，在道德上已经完成，而不在于达到外在的什么结果。“命”乃“天命”或“天意”，我们从事各种活动，其外表成功，都有赖于各种外部条件的配合，完全不是人力所能控制的。因此，竭尽己力，成败在所不计。这就是“知命”的人生态度。“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这样，就能保持快乐。“知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
　　
　　研究儒家文化，其实就是研究我们自己灵魂深处的东西，这不仅仅是一个人的事情，也不仅仅是一个人应该明白的事情，而是所有中华子孙都应该深切明白的东西。研究透了，才能明白我们思想意识形态里面最深处的东西，然后明白其中的精髓和不足，然后使我们的全体国民思想体系得到改善，使之更加强大，然后我们的民族和国家才会真正的强大。菩提谨以此文，浅论儒家文化，希望引起一二个国人点滴思考，则吾愿足也。
　　
　　【篇三：秦晋肴之战】
　　
　　周襄王二十三年（公元前629年），晋国、秦国联军兵围郑国，郑国有亡国之患。郑大臣烛之武出城面见秦穆公，告诉他，秦国离郑国远，而晋国离郑国近，若郑国灭亡，有利于晋，于秦国无益处。秦穆公认为烛之武言之有理，于是与郑国结盟，命秦国大将杞子、逢孙、杨孙等戍守郑国。秦军退去，晋军也无奈而退去。
　　
　　周襄王二十五年（公元前627年），晋文公去世，晋襄公即位。郑国使杞子守北门，杞子使人密报秦穆公说：“若派军前来偷袭郑国，必取之。”秦穆公就此事征求大臣蹇叔的意见，蹇叔说：“千里行军，其谁不知？劳师以袭远，此事闻所未闻。师劳力竭，郑国必有所备，此事断然不可。”秦穆公不听，命百里奚之子孟明视、蹇叔之子西乞术、白乙丙带军远征。蹇叔哭而送之，告诉其两子：“晋军必设伏于崤山。崤山有二陵，其南岭，为夏王的陵墓所在；北岭，周文公在此避过风雨，秦军必葬身于此处。”
　　
　　秦师大举东进，次年春，秦师过周都王城的北门，兵车卫都脱去头盔，下车步行，但立即又上车，战车有三百乘。周朝贵族王孙满当时还是个幼童，与周王一起在北门观看，王孙满告诉周王：“秦师轻慢无礼，必将失败。”
　　
　　郑国大商人弦高要到洛邑从事商务活动，在滑国（都城在今偃师市东南）遇见秦师。弦高大惊，派人火速奔告郑国，自己诈称郑国使臣，献四张熟牛皮和十二头牛犒劳秦师。弦高诈传郑君之命，告诉三位秦帅：“我们的国君听说三位将军率军而来，特使下臣前来犒劳。”三帅误以为郑国已有防备，不敢东进，于是灭掉滑国，率军西归。在郑国的杞子等秦人知道阴谋败露，又恐回秦国获罪，仓皇出逃到齐、宋两国。(散文网 www.sanwen.org.cn)
　　
　　再说晋国正处于大丧之中，闻秦师千里袭郑，灭滑而还，君臣商议如何应对。晋大臣原轸主张讨伐秦师。大臣栾枝说：“秦国对晋文公有恩，未报其恩而伐其师，如何面对先君？”原轸说：“先君之丧，秦国不加哀悯，却灭我同姓（晋、滑同姓），甚为无礼。并且今日纵敌，必为数世之患。”晋襄公听从原轸的意见，发布诏令，讨伐秦师。同时，联合姜戎，欲共同破秦。
　　
　　晋襄公带兵亲征。当年四月，秦晋两军大战于崤山（今洛宁、陕县、灵宝间）。秦军千里奔袭，无功而返，士气低落，人疲马乏。而晋军以逸待劳，士气旺盛。并且秦军不曾预料到晋军来袭，一旦遇敌，惊慌失措，晋军轻松获胜，孟明视等三帅被生擒，其余将卒，皆被斩杀。晋襄公嫡母（秦国女）为三帅请命，三帅归秦。
　　
　　崤之战后，秦晋又有彭衙之战，秦师战败。周襄王二十九年（公元前623年），秦以孟明视为帅，大举攻晋，晋军坚守不出，秦师至崤山，埋葬崤之战秦军尸骨而还。崤之战遏制了秦东进的势头。秦穆公转而向西发展，讨伐西戎。益国十二，开地千里，遂霸西戎。
　　
　　【篇四：韩非子】
　　
　　韩非口吃（结巴），不善言谈，而善于著述。韩非与李斯同是荀卿的学生，他博学多能，才学超人，思维敏捷，李斯自以为不如。他写起文章来气势逼人，堪称当时的大手笔。凡是读过他的文章的人，几乎没有不佩服他的才学的。
　　
　　韩非师从荀卿，但思想观念却与荀卿大不相同，他没有承袭儒家的思想，却“喜刑名法术之学”（申不害主张君主当执术无刑，因循以督责臣下，其责深刻，所以申不害的理论称为“术”。商鞅的理论称为“法”。这两种理论统称“刑名”，所以称为“刑名法术之学”），“归本于黄老”（指韩非的理论与黄老之法相似，都不尚繁华，清简无为，君臣自正），继承并发展了法家思想，成为战国末年法家之集大成者。
　　
　　韩国在战国七雄中是最弱小的国家，韩非身为韩国公子，目睹韩国日趋衰弱，曾多次向韩王上书进谏，希望韩王安励精图治，变法图强，但韩王置若罔闻，始终都未采纳。这使他非常悲愤和失望。他从“观往者得失之变”之中探索变弱为强的道路，写了《孤愤》、《五蠹》、《内外储》、《说林》、《说难》等十余万言的著作，全面、系统地阐述了他的法治思想，抒发了忧愤孤直而不容于时的愤懑。
　　
　　后来这些著作流传到秦国，秦王政读了《孤愤》、《五蠹》之后，大加赞赏，发出“嗟乎！寡人得见此人与之游，死不恨矣”的感叹。可谓推崇备至，仰慕已极。秦王政不知这两篇文章是谁所写，于是便问李斯，李斯告诉他是韩非的著作。秦始皇为了见到韩非，便马上下令攻打韩国。韩王安原本不重用韩非，但此时形势紧迫，于是便派韩非出使秦国。秦王政见到韩非，非常高兴，然而却未被信任和重用。韩非曾上书劝秦始皇先伐赵缓伐韩，由此遭到李斯和姚贾的谗害，他们诋毁地说：“韩非，韩之诸公子也。今王欲并诸侯，非终为韩不为秦，此人之情也。今王不用，久留而归之，此自遣患也，不如以过法诛之。”秦王政认可了他们的说法，下令将韩非入狱审讯。李斯派人给韩非送去毒药，让他自杀。韩非想向秦始皇自陈心迹，却又不能进见。秦王政在韩非入狱之后后悔了，便下令人赦免韩非，然而为时已晚。（见《史记·老子韩非列传》）
　　
　　韩非的著作，是他逝世后，后人辑集而成的。据《汉书·艺文志》著录《韩子》五十五篇，《隋书·经籍志》著录二十卷，张守节《史记正义》引阮孝绪《七录》（或以为刘向《七录》）也说“《韩子》二十卷。”篇数、卷数皆与今本相符，可见今本并无残缺。自汉而后，《韩非子》版本渐多，其中陈奇猷《韩非子集释》尤为校注详赡，考订精确，取舍严谨；梁启雄的《韩子浅解》尤为简明扼要，深入浅出，功力深厚
　　
　　韩非子》是战国末期韩国法家集大成者韩非的著作。这部书现存五十五篇，约十余万言，大部分为韩非自己的作品。
　　
　　《韩非子》一书，重点宣扬了韩非法、术、势相结合的法治理论，达到了先秦法家理论的最高峰，为秦统一六国提供了理论武器，同时，也为以后的封建专制制度提供了理论根据。
　　
　　韩非的朴素辩证法思想也比较突出，他首先提出了矛盾学说，用矛和盾的寓言故事，说明“不可陷之盾与无不陷之矛不可同世而立”的道理。值得一提的是，《韩非子》书中记载了大量脍炙人口的寓言故事，最著名的有“自相矛盾”、“守株待兔”、“讳疾忌医”、“滥竽充数”、“老马识途”等等。这些生动的寓言故事，蕴含着深隽的哲理，凭着它们思想性和艺术性的完美结合，给人们以智慧的启迪，具有较高的文学价值。韩非的文章说理精密，文锋犀利，议论透辟，推证事理，切中要害。比如《亡征》一篇，分析国家可亡之道达47条之多，实属罕见。《难言》、《说难》二篇，无微不至地揣摩所说者的心理，以及如何趋避投合，周密细致，无以复加。
　　
　　【篇五：墨子】
　　
　　当时，在中国思想界以儒家、墨家为显学，崇尚“法先王”和“复古”，韩非子的观点是反对复古，主张因时制宜。韩非子根据当时的形势情况，主张法治，提出重赏、重罚、重农、重战四个政策。韩非子提倡君权神授，自秦以后，中国历代封建王朝的治国理念都颇受韩非子学说的影响。
　　
　　主要内容有兼爱、非攻、尚贤、尚同、节用、节葬、非乐、天志、明鬼、非命等十项，以兼爱为核心，以节用、尚贤为支点。墨学在当时影响很大，与儒家并称“显学”。墨子死后，墨家分为相里氏之墨，相夫氏之墨，邓陵氏之墨三个学派。
　　
　　墨子精通手工技艺，可与当时的巧匠鲁班相比。他自称是“鄙人”，被人称为“布衣之士”。墨子曾做过宋国大夫，自诩说“上无君上之事，下无耕农之难”，是一个同情“农与工肆之人”的士人。墨子曾经从师与儒者，学习孔子之术，称道尧舜大禹，学习《诗》、《书》、《春秋》等儒家典籍。但后来逐渐对儒家繁琐礼乐感到厌烦，最终舍掉了儒学，形成自己的墨家学派。墨家是一个宣扬仁政的学派。在代表新型地主阶级利益的法家崛起以前，墨家是先秦和儒家相对立的最大一个学派，并列“显学”。
　　
　　墨子一生的活动主要在两方面，一是广收弟子，积极宣传自己的学说，二是不遗余力的反对兼并战争。
　　
　　墨家是一个有着严密组织和严密纪律的团体，最高领袖被称为“巨子”，墨家的成员都称为“墨者”，必须服从巨子的指导，听从指挥，可以“赴汤蹈火，死不旋踵”，意思是说至死也不旋转脚跟后退。
　　
　　为宣传自己的主张，墨子广收门徒，一般的亲信弟子达到数百人之多，形成了声势浩大的墨家学派。墨子的行迹很广，东到齐、鲁，北到郑、卫，南到楚、越。
　　
　　关于墨子的著作有《墨子》一书。这本书是墨子的弟子及其再传弟子对墨子言行的记录。
　　
　　《墨子》分两大部分：一部分是记载墨子言行，阐述墨子思想，主要反映了前期墨家的思想；另一部分《经上》、《经下》、《经说上》、《经说下》、《大取》、《小取》等6篇，一般称作墨辩或墨经，着重阐述墨家的认识论和逻辑思想，还包含许多自然科学的内容，反映了后期墨家的思想。在逻辑史上被称为后期墨家逻辑或墨辩逻辑（古代世界三大逻辑体系之一，另两个为古希腊的逻辑体系和佛教中的因明学）；其中还包含许多自然科学的内容，特别是天文学、几何光学和静力学。
　　
　　墨子及墨家学派的著作汇编，在西汉时刘向整理成七十一篇，但六朝以后逐渐流失，现在所传的《道藏》本共五十三篇，原来都写墨翟著，但其中也有墨子弟子以及后期墨家的著述资料，这是现在研究墨家学派的主要史籍。按内容，《墨子》一书可分五组：从《亲士》到《三辩》七篇为墨子早期著作，其中前三篇掺杂有儒家的理论，应当是墨子早年"习儒者之业，受孔子之术"的痕迹；后四篇主要是尚贤、尚同、天志、节用、非乐等理论。从《尚贤上》到《非儒下》二十四篇为一组，系统地反映出墨子“兼爱”、“非攻”、“尚贤”、“尚同”、“节用”、“节葬”、“非乐”、“天志”、“明鬼”、“非命”十大命题，是《墨子》一书的主体部分，《经》上、下，《经说》上、下及《大取》、《小取》六篇，专说名辩和物理、光学等内容，前人因其称"经"，定为墨翟自著，实际是后期墨家作品，这是研究墨家逻辑思想和科学技术成就的珍贵资料。《耕柱》至《公输》五篇是墨子言行记录，体例与《论语》相近，是墨子弟子们辑录的，也是研究墨子事迹的第一手资料。《备城门》以下到末二十篇（含已佚九篇），专讲守城技巧与城防制度，其制度与秦相近，是战国时期秦国墨者所作，这是研究墨家军事学术的重要资料。
　　
　　《墨子》内容广博，包括了政治、军事、哲学、伦理、逻辑、科技等方面，是研究墨子及其后学的重要史料。西晋鲁胜、乐壹都为《墨子》一书作过注释，可惜已经散失。现在的通行本有孙诒让的《墨子闲诂》，以及《诸子集成》所收录的版本。
　　
　　自秦以后，墨子及其弟子的言论，散见于各种典籍之中，如见于《新序》、《尸子》、《晏子春秋》、《韩非子》、《吕氏春秋》、《淮南子》、《列子》、《战国策》、《诸宫旧事》、《神仙传》等等。西汉刘向的《汉书·艺文志》将散见各篇著录成《墨子》共七十一篇。经历代亡佚，到宋时，只存六十篇，目前只存五十三篇，已亡佚十八篇。其中已亡佚的有：《节用》下篇，《节葬》上、中篇，《明鬼》中篇，《非乐》中、下篇，《非儒》上篇，除此八篇外，另十篇连篇目皆亡佚，在这十篇中，只有《诗正义》曾提到过《备卫》此篇目，其余无可考。
　　
　　《墨子》一书，既非一人所作，又非一时所成。一般认为《墨子》是由墨子自著及其门徒记述墨子言论的书篇而写定的一家之言。
　　
　　按梁启超的分类，《墨子》一书内容可以分为五大类。
　　
　　第一类：《亲士》、《修身》、《所染》、《法仪》、《七患》、《辞过》、《三辩》共七篇。
　　
　　这一类杂有名家之言，混有杂家之说。比如《亲士》篇中的“？者必先挫，错者必先靡”、“甘井先竭，招木先伐”、“太盛难守”等，皆出于道家之语。“修身”一词，为儒家之言。《所染》中的“染苍则苍，染黄则黄”疑是出于名家之性说。“法仪”一词，疑是法家之言，纯出伪托，而后四篇是墨家记墨学的概要，有可能是墨学的提纲挈领。
　　
　　第二类：《尚贤》上中下篇、《尚同》上中下篇、《兼爱》上中下篇、《非攻》上中下篇、《节葬》下篇、《天志》上中下篇、《明鬼》下篇、《非乐》上篇、《非命》上中下篇、《非儒》下篇，共二十五篇。这一类是代表墨家的主要政治思想。除了《非攻》上篇、《非儒》下篇之外、各篇皆有“子墨子曰”四字，认为是墨子门弟所记的墨子之言。
　　
　　第三类：《经》上下篇、《经说》上下篇、《大取》、《小取》篇，共六篇。这一类被治墨者称为墨辩，亦称为墨经。此六篇难通难译，古字词较多，辩理深奥，加上杂有朴素的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理论，光学力学和数学等自然科学理论、社会科学、伦理学、逻辑学等等，实在难以理解。这一类是《墨子》的精华部分。梁启超认为这六篇是墨翟自著。而孙诒让则认为是后墨学者所著。孙诒让所据的理由之一是：公孙龙与墨子时代不同，而且公孙龙在墨子之后，因此不可能有坚白石之论。
　　
　　第四类：《耕柱》、《贵义》、《公孟》、《鲁问》、《公输》共五篇。这五篇是墨子弟子记载墨子的言论行事。亦算是对墨子的生平的记录，体裁接近《论语》。
　　
　　第五类：守城各篇。它们是《备城门》、《备高临》、《备梯》、《备水》、《备突》、《备穴》、《备蛾傅》、《迎敌祠》、《旗帜》、《号令》、《杂守》共十一篇。这一类可以说是墨家兵法。墨子提倡非攻，以守御为主，十一篇皆以守备之法为主题。墨家兵法是墨学之弟子精研而成。此十一篇古字词颇多，古代兵法阵法用词不少，很少通译。
　　
　　此书文风朴实无华，但部分内容诘屈聱牙，以致两千来年，很少有人问津。直到近代，才有学者认真解读这本古书，才发现早在二千多年前墨家便已有对光学（光沿直线前进，并讨论了平面镜、凹面镜、球面镜成像的一些情况，尤以说明光线通过针孔能形成倒像的理论为著）、数学（已科学地论述了圆的定义）、力学（提出了力和重量的关系）等自然科学的探讨，可惜的是，这一科学传统也因此书在古代未得到重视而没能结出硕果。但这一发现，震动了当今学术界，使近代人对墨家乃至诸子百家更为刮目相看。
　　
　　在先秦诸子，百家争鸣这样一个时代里，墨子能够脱颖而出，就是他实力的最佳证明。
　　
　　【篇六：老子】
　　
　　李耳（约前580年—前500年之后）（诞辰：西周末年庚辰二月十五日卯时），汉族，字伯阳，又称老聃，后人老子标准像称其为“老子”（古时，老字的读音和‘李’字相同）。经过专家大量考证及考古发掘，终于证实中国古代思想家老子的故里位于现在的河南鹿邑县，由此确认老子为河南鹿邑人。
　　
　　世界百位历史名人之一，我国古代伟大的哲学家和思想家，是道家学派创始人，世界文化名人。
　　
　　相传他母亲怀了九九八十一天身孕，从腋下将他产出，老子一生下来就是白眉毛白胡子，所以被称为老子；老子生活在春秋时期，曾在周国都洛邑任藏室史（相当于国家图书馆馆长）。他博学多才，孔子周游列国时曾到洛邑向老子问礼。老子晚年乘青牛西去，在函谷关（位于今河南灵宝）写成了五千言的《道德经》（又称《道德真经》，或直称《老子》、或《老子五千文》）。在道教中，老子是太上老君的第十八个化身。
　　
　　相传老子在此点化了函谷关总兵伊喜。后一路西行至盩厔（今陕西省西安市周至县），观此处依山傍水（终南山田峪河）、峰峦起伏，遂在此驻足，并结草为楼修行说经。沿传至今世称楼观台。为国家首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国家AAAA级旅游景区，内存历代文人骚客墨迹碑石三百余座。史称道教发源地。老子羽化后葬于距此八公里的西楼观，现存老子墓。
　　
　　《道德经》含有丰富的辩证法思想，老子哲学与古希腊哲学一起构成了人类哲学的两个源头，老子也因其深邃的哲学思想而被尊为“中国哲学之父”。老子的思想被庄子所传承，并与儒家和后来的佛家思想一起构成了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内核。道教出现后，老子被尊为“太上老君”；从《列仙传》开始，老子就被尊为神仙。《道德经》的国外版本有一千多种，是被翻译语言最多的中国书籍。
　　
　　老子的思想主张是"无为"，老子的理想政治境界是“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老子》以“道”解释宇宙万物的演变，“道”为客观自然规律，同时又具有“独立不改，周行而不殆”的永恒意义。《老子》书中包括大量朴素辩证法观点，如以为一切事物均具有正反两面，“反者道之动”，并能由对立而转化，“正复为奇，反复为妖”，“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又以为世间事物均为“有”与“无”之统一，“有、无相生”，而“无”为基础，“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人之道则不然，损不足以奉有馀”；“民之饥，以其上食税之多”；“民之轻死，以其上求生之厚”；“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其学说对中国哲学发展具有深刻影响，其内容主要见《老子》这本书。他的哲学思想和由他创立的道家学派，不但对我国古代思想文化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而且对我国2000多年来思想文化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老子在函谷关前著有五千言的《老子》一书，又名《道德经》或《道德真经》。《道德经》、《易经》和《论语》被认为是对中国人影响最深远的三部思想巨著。《道德经》老子道德经分为上下两册，上下共五千字左右。
　　
　　《道德经》是后来的称谓，最初老子书称为《老子》而无《道德经》之名。其成书年代过去多有争论，至今仍无法确定，不过根据1993年出土的郭店楚简“老子”年代推算，成书年代至少在战国中前期。
　　
　　《老子》以“道”解释宇宙万物的演变，以为“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道”乃“夫莫之命（命令）而常自然”，因而“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道”为客观自然规律，同时又具有“独立不改，周行而不殆”的永恒意义。《老子》书中包括大量朴素辩证法观点，如以为一切事物均具有正反两面，“反者道之动”，并能由对立而转化，“正复为奇，善复为妖”，“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又以为世间事物均为“有”与“无”之统一，“有、无相生”，而“无”为基础，“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此外，书中也有大量的民本思想：“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人之道则不然，损不足以奉有馀”；“民之饥，以其上食税之多”；“民之轻死，以其上求生之厚”；“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其学说对中国哲学发展具深刻影响。
　　
　　《老子》从古至今有很多种翻译，就光原本也有很多的版本，所以研究起来比较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