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篇一：长街短梦】
　　
　　有一次在邮局寄书，碰见从前的一个同学。多年不见了，她说咱们俩到街上走走好不好？于是我们漫无目的地走了起来。
　　
　　她所以希望我和她在大街上走，是想告诉我，她曾经遭遇过一次不幸：她的儿子患白喉死了，死时还不到四岁。没有了孩子的维系，又使本来就不爱她的丈夫很快离开了她。这使她觉得羞辱，觉得日子是再无什么指望。她想到了死。她乘火车跑到一个靠海的城市，在这城市的一个邮局里，她坐下来给父母写诀别信。这城市是如此的陌生，这邮局是如此的嘈杂，无人留意她的存在，使她能够衬着这陌生的嘈杂，衬着棕色桌面上浆糊的嘎巴和红蓝墨水的斑点把这信写得无比尽情——一种绝望的尽情。这时有一位拿着邮包的老人走过来对她说：“姑娘，你的眼好，你帮我认上这针。”她抬起头来，跟前的老人白发苍苍，他那苍老的脸上，颤颤巍巍地捏着一枚小针。
　　
　　我的同学突然在那老人面前哭了。她突然不再去想死和写诀别的信。她说，就因为那老人称她“姑娘”，就因为她其实永远是这世上所有老人的“姑娘”，生活还需要她，而眼前最具体的需要便是她帮助这老人认上针。她甚至觉出方才她那“尽情的绝望”里有一种做作的矫情。
　　
　　她认了针，并且替老人针脚均匀地缝好邮包。她离开邮局离开那靠海的城市回到自己的家。她开始了新的生活，还找到了新的爱情。她说她终生感激邮局里遇到的那位老人，不是她帮助了他，那实在是老人帮助了她，帮助她把即将断掉的生命续接了起来，如同针与线的连接才完整了绽裂的邮包。她还说从此日子里有了什么不愉快，她总是想起老人那句话：“姑娘，你的眼好，你帮我认上这针。”她常常在上班下班的路上想着这话，在街上，路过一些熟悉或者不熟悉的邮局。有时候这话如同梦一样地不真实，却又真实得不想梦。
　　
　　然而什么都可能在梦中的街上或者街上的梦中发生，即使你的脚下是一条踩得烂熟的马路，即使你的眼前是一条几百年的老街，即使你认定在这条老路上不再会有新奇，但该发生的一切还会发生，因为这街和路的生命其实远远地长于我们。
　　
　　我们曾经在公共汽车上与人争吵，为了座位为了拥挤的碰撞。但是永远也记不住那些彼此愤怒着的脸，记住的却是夹在车缝里的一束小黄花。那花朵是如此的娇小，每一朵才指甲盖一般大。是谁把它们采来——从哪里采来又为什么要插在这公共汽车的窗缝里呢？怨气冲天的乘客实在难以看见这小小花束的存在，可当你发现了它们才意识到胸中的怒气是多么地没有必要，才恍然悟出，这破旧不堪的汽车上，只因有了这微小的花，它行驶过的街道便足可以称为花的街了。
　　
　　假若人生犹如一条长街，我就不愿意错过这条街上每一处细小的风景。
　　
　　假若人生不过是长街上的一个短梦，我也愿意把这短梦做得生意盎然。
　　
　　【篇二：风筝仙女】
　　
　　家居市区的边缘，除却购物的不便，剩下的几乎全是方便。
　　
　　我们的楼房前边不再有房子了，是一大片农民的菜地。凭窗而立，眼前地阔天高，又有粪味儿、水味儿和土腥味儿相伴，才知道你吃下去的确是真的粮食，喝下去的也确是活的水。
　　
　　我们也不必担心窗外的菜地被人买去制造新楼，不必担心新楼会遮挡我们抛向远天远地的视线了：有消息说市政建设部门规划了菜地，这片菜地将变成一座公园。
　　
　　这使我们在侥幸的同时，又觉出一点儿失落。因为公园对于一座城市算不上什么奇迹，而一座城市能拥有一片菜地才是格外不易。公园是供人游玩的，与生俱来一种刻意招引市民的气质；菜地可没打算招谁，菜自管自地在泥土里成长，安稳、整洁，把清新的呼吸送给四周的居民。
　　
　　通常，四周的居民会在清晨和傍晚沿着田间土路散步，或者小心翼翼地踩着垄沟背儿在菜畦里穿行——我们知道菜农怜惜菜，我们也就知道了怎样怜惜菜农的心情。只在下月里，当粪肥在地边刚刚备足，菜地仍显空旷，而头顶的风已经变暖的时候，才有人在开阔的地里撒欢儿似的奔跑，人们在这里放风筝。
　　
　　放风筝的不光我们这些就近的居民，还有专门骑着自行车从拥挤的闹市赶来的青年、孩子和老人。他们从什么时候发现了并且注意起我们的菜地呢？虽然菜地并不属于我们，但我和我的邻人对待这些突然的闯入者，仍然有一种优先占领的自得和一种类似善待远亲的宽容。一切都因了正月吧，因了土地和天空本身的厚道和清明。
　　
　　我的风筝在风筝里实属普通，价格也低廉，才两块五毛钱。这是一个面带村气的仙女，鼻梁不高，嘴有点鼓；一身的粉裙子黄飘带，胸前还有一行小字“河北邯郸沙口村高玉修的风筝，批发优惠”以及邮编多少多少什么的。如此说，这仙女的扎制者，便是一位名叫高玉修的邯郸农民了。虽说这位高玉修描画仙女的笔法粗陋幼稚，选用的颜料也极其单调，但我相中了它。使我相中这风筝的，恰是仙女胸前的这行小字。它那表面的商业味道终究没能遮住农民高玉修骨子里的那点儿拙朴。他这种口语一般直来直去的句子让我决定，我就要这个仙女。
　　
　　傍晚之前该是放风筝的好时光，太阳明亮而不刺眼，风也柔韧并且充满并不野蛮的力。我举着我的仙女，在日渐松软的土地上小跑着将她送上天空。近处有放风筝的邻人鼓励似的督促我：“放线呀快放线呀，多好的风啊……”
　　
　　放线呀放线呀快放线呀，多好的风啊！
　　
　　这宛若劳动号子一般热情有力的鼓动在我耳边呼啸，在早春的空气里洋溢。丝线从手中的线拐子上扑簌簌地没落着，我回过头去仰望升天的仙女。要说这仙女实在是充满了灵气：她那么快就够着了上边的风。高处的风比低处的风平稳，只要够着上边的风，她便能保持住身体的平稳。(散文网 www.sanwen.org.cn)
　　
　　我关照空中的仙女，快速而小心地松着手中的线，一时间只觉得世上再也没有比这风筝仙女更像仙女的东西了：她那一脸的村气忽然被高远的蓝天幻化成了不可企及的神秘，她那简陋的衣裙忽然被风舞得格外绚丽、飘逸，她的态势忽然就呈现出一种怡然的韵致。入眼四望，天空下飞翔着黑的燕子褐的苍鹰花的蝴蝶银的巨龙……为什么这些纸扎的玩意儿所不解的自在的灵魂，又仿佛只有在天上，它们才会找到独属自己的活生生的呼吸。是它们那活生生的呼吸，给地上的我们带来愉悦和吉祥的话题。
　　
　　放线呀放线呀快放线呀，多好的风啊！
　　
　　有些时候，在我们这寻常的风筝队伍里，也会出现一些不同寻常的放风筝的人：一辆“奥迪”开过来了，吱地停在地边。车上下来两三个衣着时髦的男女，簇拥着一位手戴钻戒的青年。青年本是风筝的主人，却乐于两手空空——自有人跟在身后专为他捧着风筝。那风筝是条巨大而华贵的蜈蚣，听说由山东潍坊特意订制而来；那线拐也远非我手中这种通俗的杨木棍插成，那是一种结构复杂的器械，滑轮和丝线都闪着高贵的银光。“钻戒”站在地边打量天上，一脸的不屑，天上飞着我的仙女和邻人的燕子。他从兜里摸出烟来，立刻有人为他点燃了打火机。一位因穿高跟鞋而走提东倒西歪的女士迪时正奔向“钻戒”，赶紧将一听“椰风”送到他手里，好不气派的一支队伍，实在把我们给“震”了。
　　
　　然后那蜈蚣缓缓地迎风而起了，确是不同凡响的好看。四周爆发出一片叫好声，善意的人们以这真诚的叫好原谅了“钻戒”不可一世的气焰……我却有点为“钻戒”感到遗憾，因为他不曾碰那蜈蚣也不曾碰一碰风筝线。只在随员替他将蜈蚣放上蓝天之后，他才扔掉香烟，从他们手中接过线盒拎住。他那神情不像一个舵手，他站在地里的姿态，更像一个被大人娇纵的孩童。这样的孩童是连葵花子都懒于亲口去嗑的，他的幸福是差遣大人嗑好每一粒瓜子，准确无误地放进他的口中。
　　
　　在这时我想起单位里一个爱放风筝的司机。在一个正月我们开车外出，他告诉我说，小时候在乡下的家里，他自己会糊风筝却买不起线，他用母亲拆被子拆下来的碎棉线代替风筝线。他把那些线一段段接起来，接头太多，也不结实。有一次他的风筝正在天上飞着，线段了，风筝随风飘去，他就在乡村大道上跑着追风筝。为了那个风筝，他一口气跑了七八里地。
　　
　　当今的日子，还会有谁为追赶一只风筝跑出七八里地呢？几块钱的东西。或者像拥有华贵蜈蚣的这样的青年人会追的，差人用他的“奥迪”。若真是开着“奥迪”追风筝倒不如说是以地上的轿车威胁天上的蜈蚣了。
　　
　　我知道我开始走神儿，我的风筝线就在这时断掉了。风把仙女兜起又甩下，仙女摇摆着身子朝远处飘去。天色已暗，我开始追赶我的仙女，越过脚下的粪肥，越过无数条垄沟和畦背，越过土路上交错的车辙，也越过“钻戒”们不以为然的神色。我坚持着我的追赶，只因为这纯粹是仙女和我之间的事，与别人列关。当暮色苍茫、人声渐稀时，我终于爬上一座猪圈，在圈顶找到歪躺在上边的仙女。我觉得这仙女是我失散已久的一个朋友，这朋友有名有姓，她理应姓高，与邯郸沙口村那个叫做高玉修的农民是一家人。
　　
　　大而圆的月亮突然沉甸甸地悬在了天空，在一轮满月的照耀下，我思想究竟什么叫做放风筝。我不知道。
　　
　　但是，有了风筝的断线，有了仙女的失踪，有了我追逐那仙女的奔跑，有了我的失而复得，我方才明白，欢乐本是靠我自己的双脚，靠我自己货真价实的奔跑到达心中的；连接地上人类和天上仙女之间那和平心境的，其实也不是市场上出售的风筝线。
　　
　　【篇三：草戒指】
　　
　　初夏的一天，受日本友人邀请，去他家作客，并欣赏他的夫人为我表演茶道。这位友人名叫池泽实芳，是国内一所大学的外籍教师。我说的他家，实际是他们夫妇在中国的临时寓所——大学里的专家楼。因为不在自己的本土，茶道不免因陋就简，宾主都跪坐在一领草席上。一只电炉代替茶道的炉具，其他器皿也属七拼八凑。但池泽夫人的表演却是虔诚的，所有程序都一丝不苟。听池泽先生介绍，他的夫人在日本曾专门研习过茶道，对此有着独到的心得。加上她那高髻和盛装，平和宁静的姿容，顿时将我带进一个异邦独有的意境之中。那是一种祛除了杂念的瞬间专注吧，在这专注里顿悟越发嘈杂的人类气息中那稀少的质朴和空灵。我学着主人的姿态跪坐在草席上，细品杯中碧绿的香茗，想起曾经读过一篇比较中国茶文化与日本茶道的文字。
　　
　　那文章说，日本的茶道与中国的饮茶方式相比，更多了些拘谨和抑制，比如客人应随时牢记着礼貌，要不断称赞：“好茶！好茶！”因此而少了茶与人之间那真正潇洒、自由的融合。不似中国，从文人士大夫的伴茶清谈，到平头百姓大碗茶的畅饮，可抒怀，亦可恣肆。显然，这篇文字对日本的茶道是多了些挑剔的。或许我因受了这文字的影响，跪坐得久了便也觉出些疲塌。是眼前一簇狗尾巴草又活泼了我的思绪，它被女主人插在一只青花瓷笔筒里。我猜想，这狗尾巴草或许是鲜花的替代物，茶道大约是少不了鲜花的。但我又深知在我们这座城市寻找鲜花的艰难。问过女主人，她说是的，是她发现了校园里这些疯长的草，这些草便登上了大雅之堂。
　　
　　一簇狗尾巴草为茶道增添了几分清新的野趣，我的心思便不再拘泥于我跪坐的姿态和茶道的表演了，草把我引向了广阔的冀中平原……要是你不曾在夏日的冀中平原上走过，你怎么能看见大道边、垄沟旁那些随风摇曳的狗尾巴草呢？要是你曾经在夏日的冀中平原上走过，谁能保证你就会看见大道边、垄沟旁那些随风摇曳的狗尾巴草呢？狗尾巴草，茎纤细、坚挺，叶修长，它们散漫无序地长在夏秋两季，毛茸茸的圆柱形花须活像狗尾。那时太阳那么亮，垄沟里的水那么清，狗尾巴草在阳光下快乐地与浇地的女孩子嬉戏——摇起花穗扫她们的小腿。那些女孩子不理会草的骚扰，因为她们正揪下这草穗，编结成兔子和小狗，兔子和小狗都摇晃着毛茸茸的耳朵和尾巴。也有掐掉草穗单拿草茎编戒指的，那扁细的戒指戴在手上虽不明显，但心儿开始闪烁了。
　　
　　初长成的少女不再理会这狗尾巴草，她们也编戒指，拿麦秆。麦收过后，遍地都是这耀眼的麦秆。麦秆的正道是被当地人用来编草帽辫的，常说“一顶草帽三丈三”，说的即是缝制一顶草帽所需草帽辫的长度。那时的乡村，各式的会议真多。姑娘们总是这些会议热烈的响应者，或许只有会议才是她们自由交际的好去处。那机会，村里的男青年自然也不愿错过。姑娘们刻意打扮过自己，胳肢窝里夹着一束束金黄的麦秆。但她们大都不是匆匆赶制草帽辫，在众目睽睽之下，她们编制的便是这草戒指，麦秆在手上跳跃，手下花样翻新：菱形花结的，字花结的，扭结而成的“雕”花……编完，套上手指，把手伸出来，或互相夸奖，或互相贬低。这伸出去的手，这夸奖，这贬低，也许只为着对不远处那些男青年的提醒。于是无缘无故的笑声响起来，引出主持会议者的大声呵斥。但笑声总会再起的，因为姑娘们手上总有翻新的花样，不远处总有蹲着站着的男青年。
　　
　　那麦秆编就的戒指，便是少女身上唯一的饰物了。但那一双双不拾闲的粗手，却因了这草戒指，变得秀气而有灵性，释放出女性的温馨。戴戒指，每个民族自有其详尽、细致的规则吧，但千变万化，总离不开与婚姻的关联。唯有这草戒指，任凭少女们随心所欲地佩戴。无人在乎那戴法犯了哪一条禁忌，比如闺中女子把戒指戴成了已婚状，已婚的将戒指戴成了求婚状什么的，这里是个戒指的自由王国。会散了，你还会看见一个个草圈儿在黄土地上跳跃——一根草呗。少女们更大了，大到了出嫁的岁数。只待这时，她们才丢下这麦秆、这草帽辫、这戒指，收拾起心思，想着如何同送彩礼的男方“矫情”——讨价还价。冀中的日子并不丰裕，那看来缺少风度的“矫情”就显得格外重要。她们会为彩礼中缺少两斤毛线而在炕上打滚儿，倘若此时不要下那毛线，婚后当男人操持起一家的日子，还会有买线的闲钱吗？她们会为彩礼中短了一双皮鞋而号啕，倘若此时不要下那鞋，当婚后她们自己作了母亲，还会生出为自己买鞋的打算吗？
　　
　　于是她们就在声声“矫情”中变作了新娘，于是那新娘很快就敢于赤裸着上身站在街口喊男人吃饭了。她们露出那被太阳晒得黑红的臂膀，也露出那从未晒过太阳的雪白的胸脯。那草戒指便在她们手上永远地消失了，她们的手中已有新的活计，比如婴儿的兜肚，比如男人的大鞋底子……她们的男人，随了社会的变革，或许会生出变革自己生活的热望；他们当中，靠了智慧和力气终有所获者也越来越多。日子渐渐地好起来，他们不再是当初那连毛线和皮鞋都险些拿不出手的新郎相，他们甚至有能力给乡间的妻子买一枚金的戒指。他们听首饰店的营业员讲着18K、24K什么的，于是乡间的妻子们也懂得了18K、24K什么的。只有她们那突然就长成了的女儿们，仍旧不厌其烦地重复母亲从前的游戏。夏日来临，在垄沟旁，在树阴里，在麦场上，她们依然用麦秆、用狗尾巴草编戒指：菱形花结的，字花结的，还有那扭结而成的“雕”花。
　　
　　她们依然愿意当着男人的面伸出一只戴着草戒指的手。却原来，草是可以代替真金的，真金实在代替不了草。精密天平可以称出一只真金戒指的分量，哪里又有能够称出草戒指真正分量的衡具呢？却原来，延续着女孩子丝丝真心的并不是黄金，而是草。在池泽夫人的茶道中，我越发觉出眼前这束狗尾巴草的可贵了。难道它不可以替代茶道中的鲜花吗？它替代着鲜花，你只觉得眼前的一切更神圣，因为这世上实在没有一种东西来替代草了。一定是全世界的女人都看重了草吧，草才不可被替代了。
　　
　　【篇四：一件小事】
　　
　　15岁那年，我很迷恋打针，找到母亲一位在医院工作的朋友作老师，向她学会了注射术。
　　
　　自从我学会了打针，便开始期盼眼前有病人，不论是家人还是外人。我备齐针具，严格按照程序一次次操作。一天，有位邻居来找我，说她每天都要去医院注射维生素B12，我若能为她注射，便可免去她每天跑医院的麻烦。我愉快地接受了她的请求。
　　
　　这位邻居本是天津知青，因病没有下乡，大约在天津又找不到工作，才到我们的城市投奔她的姨母，并在一家小厂谋到了事做。她好像是那种心眼儿不坏，但生性高傲的姑娘，学过芭蕾，很惹男性注意。这样的邻居求我，弄得我心花怒放。
　　
　　每日的下午，我放学归来，便在我家像迎接公主一样迎接我的病人。一连数日，事情进行得都很顺利，我的手艺也明显地娴熟起来。熟能生巧，巧也能使人忘乎所以乃至贻误眼前的事业。这天我的病人又来了，我开始做着注射前的准备：把针管、针头用纱布包好放进针锅——一个小饭盒，再把针锅放在煤气灶上煮。煮着针，我就和病人聊起天来，聊着小城的新闻，聊着学生的前途。不知过了多久，我才突然想起煤气灶上的事。
　　
　　有句很诙谐的俗语形容人在受了惊吓时的状态，叫做“吓出了一脑袋头发”，这形容正好用于我当时的状态。我已意识到我受了很大的惊吓，那针无疑是大大超过了需煮的时间。我飞奔到灶前关掉煤气，打开针锅观看，见里面的水已烧干，裹着针管的纱布已微煳，幸亏针管、针头还算完好。
　　
　　我不想叫我的病人发现我被吓出的“一脑袋头发”和这煮干了的针锅，装作没事人似的，又开始了我的工作。我把药抽进针管，用碘酒和酒精为病人的皮肤消过毒，便迅速向眼前那块雪亮的皮肤刺去。谁知这针头却不帮我的忙了，它忽然变得绵软无比。我一次次往下扎，针头一次次变作弯钩。针进不去，我那邻居的皮肤上，却是血迹斑斑。我心跳着弄不清眼前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但注射的失败是注定的了。这实在是一个大祸临头的时刻，唯有向病人公开宣布我的失败，我才能尽快从失败里得以解脱。我宣布了我的失败，半掖半藏地收起我那难堪的针头，眼泪已噼里啪啦地掉下来。
　　
　　我的邻居显然已知道背后发生了什么事，穿好衣服站在我眼前说：“这不是技术问题，是针头退了火。隔一天吧，这药隔一天没关系。”
　　
　　邻居走了，我哭得更加凶猛，耳边只剩下“隔一天吧”“隔一天吧”？难道真的只隔一天吗？我断定今生今世她是再也不会来打针了。
　　
　　但是第二天下午，她却准时来到我家，手里还举着两支崭新的针头。她像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过一样，微笑着对我说：“你看看这种号对不对，六号半。”
　　
　　这次我当然成功了。一支新的六号半针头，这才是我成功的真正基础。
　　
　　许多年过去了，每当我因为一件小事的成功而飘飘然时，每当我面对旁人无意中闯下的“小祸”而愤愤然时，眼前总是闪现出那位邻居的微笑和她手里举着的两支六号半针头。
　　
　　许多年过去了，我深信她从未向旁人宣布和张扬过我那次的过失。一定是因了她的不张扬，才使我真正学会了注射术和认真去做一切事。
　　
　　【篇五：套袖】
　　
　　多年前的一个秋天，我因事去天津。行前朋友嘱我带封信给孙犁老师。我脸上竟显出了难色，我怕见大作家，尽管他的优美篇章有些我几乎可以背诵。我还听人说过，孙犁的房间高大幽暗，人也很严厉，少言寡语，连他养的鸟在笼子里叫得都不顺畅。向我介绍孙犁同志很注意细节的渲染，而细节是最能给人以印象的。我怎么也忘不掉这点：连孙犁的鸟都怕孙犁。
　　
　　我带了信，终于走进了孙犁老师的“高墙大院”。这是一座早已失却了规矩和章法的大院，如今各种凹凸不平的土堆、土坑在院里自由地起伏着，稍显平整的一块地，一户人家还种了一小片黄豆。
　　
　　那天黄豆刚刚收过，一位老人正蹲在拔了豆秸的地里聚精会神地捡豆子。我先看到老人的侧面，就猜出了那是谁。
　　
　　看见我，他站起来，把手里的黄豆亮给我们，微笑着说：“别人收了豆子，剩下几粒不要了。我捡起来，可以给花施肥，丢了怪可惜的。”
　　
　　他身材很高，面容温厚，语调洪亮，夹杂着淡淡的乡音。说话时目光很少朝你直视，你却时时感觉到他的关注。他穿一身普通的灰色衣裤，当他腾出手来和我握手时，我发现他戴着一副青色棉布套袖。他引我们进屋，高声询问我写作、工作情况。很快就如释重负。我相信戴套袖的作家是不会不苟言笑的。戴着套袖的作家给了我一种亲近感。
　　
　　再次见到孙犁老师，是次年初冬。那天很冷，还刮着风。他刚裁出一沓沓粉连纸，和保姆准备糊窗缝。见我进屋，孙犁老师迎过来说：“铁凝，你看我是不是很见老？我这两年老得特别快。”
　　
　　“您是见老。”我说。
　　
　　接着我便发现，孙犁老师两只袄袖上，仍旧套着一副干净的青色套袖。套袖的颜色是凝重的，但人却洋溢着一种干练的活力，一种不愿停下手、时刻准备工作的情绪。
　　
　　我又见孙犁老师，是和六七位同行一道。那天他没捡豆子，也没糊窗缝，正坐在写字台前。桌面摊开着纸和笔，大约是在写作。看见我们，他立刻停下工作，招呼客人就坐。我还是先注意了一下他的袖子，又看见了那副套袖。
　　
　　那天他很高兴，随便地和大家聊着天，却并没有摘去套袖的意思。这次我才意识到，戴套袖并不是老人的临时“武装”。
　　
　　一副棉花套袖，到底联系着什么，我说不清。我没问过孙犁老师为什么总戴着套袖。也许，他也会说是为了爱护衣服，但我深信，孙犁老师珍爱的不仅仅是衣服。不然，为什么一位山里老人的靛蓝衣裤，就能引他写出《山地回忆》那样的名篇？尽管《山地回忆》里的一切和套袖并无联系，但它联系着织布、买布。作家没有忘记，战争年代山里一个单纯、善良的女孩子为他缝过一双结实的布袜子。而作家更珍爱的，是那女孩子为他缝制袜子所付出的劳动和在这劳动中倾注的难以估价的感情，展现的中华民族乐观向上、坚忍不拔的天性。是这种感情和天性，滋养着作家的心灵。
　　
　　正月已近。“正月里来是新春”，春天是开拓、创造的季节。春天永远属于勤劳、质朴、潜心创造着的人。春天离珍惜它的人最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