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篇一：阳关雪】
　　
　　中国古代，一为文人，便无足观。文官之显赫，在官而不在文，他们作为文人的一面，在官场也是无足观的。但是事情又很怪异，当峨冠博带早已零落成泥之后，一杆竹管笔偶尔涂划的诗文，竟能镌刻山河，雕镂人心，永不漫漶。
　　
　　我曾有缘，在黄昏的江船上仰望过白帝城，顶着浓冽的秋霜登临过黄鹤楼，还在一个冬夜摸到了寒山寺。我的周围，人头济济，差不多绝大多数人的心头，都回荡着那几首不必引述的诗。人们来寻景，更来寻诗。这些诗，他们在孩提时代就能背诵。孩子们的想象，诚恳而逼真。因此，这些城，这些楼，这些寺，早在心头自行搭建。待到年长，当他们刚刚意识到有足够脚力的时候，也就给自己负上了一笔沉重的宿债，焦渴地企盼着对诗境实地的踏访。为童年，为历史，为许多无法言传的原因。有时候，这种焦渴，简直就像对失落的故乡的寻找，对离散的亲人的查访。
　　
　　文人的魔力，竟能把偌大一个世界的生僻角落，变成人人心中的故乡。他们褪色的青衫里，究竟藏着什么法术呢？
　　
　　今天，我冲着王维的那首《渭城曲》，去寻阳关了。出发前曾在下榻的县城向老者打听，回答是：“路又远，也没什么好看的，倒是有一些文人辛辛苦苦找去。”老者抬头看天，又说：“这雪一时下不停，别去受这个苦了。”我向他鞠了一躬，转身钻进雪里。
　　
　　一走出小小的县城，便是沙漠。除了茫茫一片雪白，什么也没有，连一个皱折也找不到。在别地赶路，总要每一段为自己找一个目标，盯着一棵树，赶过去，然后再盯着一块石头，赶过去。在这里，睁疼了眼也看不见一个目标，哪怕是一片枯叶，一个黑点。于是，只好抬起头来看天。从未见过这样完整的天，一点也没有被吞食，边沿全是挺展展的，紧扎扎地把大地罩了个严实。有这样的地，天才叫天。有这样的天，地才叫地。在这样的天地中独个儿行走，侏儒也变成了巨人。在这样的天地中独个儿行走，巨人也变成了侏儒。
　　
　　天竟晴了，风也停了，阳光很好。没想到沙漠中的雪化得这样快，才片刻，地上已见斑斑沙底，却不见湿痕。天边渐渐飘出几缕烟迹，并不动，却在加深，疑惑半晌，才发现，那是刚刚化雪的山脊。
　　
　　地上的凹凸已成了一种令人惊骇的铺陈，只可能有一种理解：那全是远年的坟堆。
　　
　　这里离县城已经很远，不大会成为城里人的丧葬之地。这些坟堆被风雪所蚀，因年岁而坍，枯瘦萧条，显然从未有人祭扫。它们为什么会有那么多，排列得又是那么密呢？只可能有一种理解：这里是古战场。
　　
　　我在望不到边际的坟堆中茫然前行，心中浮现出艾略特的《荒原》。这里正是中华历史的荒原：如雨的马蹄，如雷的呐喊，如注的热血。中原慈母的白发，江南春闺的遥望，湖湘稚儿的夜哭。故乡柳荫下的诀别，将军圆睁的怒目，猎猎于朔风中的军旗。随着一阵烟尘，又一阵烟尘，都飘散远去。我相信，死者临亡时都是面向朔北敌阵的；我相信，他们又很想在最后一刻回过头来，给熟悉的土地投注一个目光。于是，他们扭曲地倒下了，化作沙堆一座。
　　
　　这繁星般的沙堆，不知有没有换来史官们的半行墨迹？史官们把卷帙一片片翻过，于是，这块土地也有了一层层的沉埋。堆积如山的二十五史，写在这个荒原上的篇页还算是比较光彩的，因为这儿毕竟是历代王国的边远地带，长久担负着保卫华夏疆域的使命。所以，这些沙堆还站立得较为自在，这些篇页也还能哗哗作响。就像干寒单调的土地一样，出现在西北边陲的历史命题也比较单纯。在中原内地就不同了，山重水复、花草掩荫，岁月的迷宫会让最清醒的头脑胀得发昏，晨钟暮鼓的音响总是那样的诡秘和乖戾。那儿，没有这么大大咧咧铺张开的沙堆，一切都在重重美景中发闷，无数不知为何而死的怨魂，只能悲愤懊丧地深潜地底。不像这儿，能够袒露出一帙风干的青史，让我用２０世纪的脚步去匆匆抚摩。
　　
　　远处已有树影。急步赶去，树下有水流，沙地也有了高低坡斜。登上一个坡，猛一抬头，看见不远的山峰上有荒落的土墩一座，我凭直觉确信，这便是阳关了。
　　
　　树愈来愈多，开始有房舍出现。这是对的，重要关隘所在，屯扎兵马之地，不能没有这一些。转几个弯，再直上一道沙坡，爬到土墩底下，四处寻找，近旁正有一碑，上刻“阳关古址”四字。
　　
　　这是一个俯瞰四野的制高点。西北风浩荡万里，直扑而来，踉跄几步，方才站住。脚是站住了，却分明听到自己牙齿打战的声音，鼻子一定是立即冻红了的。呵一口热气到手掌，捂住双耳用力蹦跳几下，才定下心来睁眼。这儿的雪没有化，当然不会化。所谓古址，已经没有什么故迹，只有近处的烽火台还在，这就是刚才在下面看到的土墩。土墩已坍了大半，可以看见一层层泥沙，一层层苇草，苇草飘扬出来，在千年之后的寒风中抖动。眼下是西北的群山，都积着雪，层层叠叠，直伸天际。任何站立在这儿的人，都会感觉到自己是站在大海边的礁石上，那些山，全是冰海冻浪。
　　
　　王维实在是温厚到了极点。对于这么一个阳关，他的笔底仍然不露凌厉惊骇之色，而只是缠绵淡雅地写道：“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他瞟了一眼渭城客舍窗外青青的柳色，看了看友人已打点好的行囊，微笑着举起了酒壶。再来一杯吧，阳关之外，就找不到可以这样对饮畅谈的老朋友了。这杯酒，友人一定是毫不推却，一饮而尽的。
　　
　　这便是唐人风范。他们多半不会洒泪悲叹，执袂劝阻。他们的目光放得很远，他们的人生道路铺展得很广。告别是经常的，步履是放达的。这种风范，在李白、高适、岑参那里，焕发得越加豪迈。在南北各地的古代造像中，唐人造像一看便可识认，形体那么健美，目光那么平静，神采那么自信。在欧洲看蒙娜丽莎的微笑，你立即就能感受，这种恬然的自信只属于那些真正从中世纪的梦魇中苏醒、对前途挺有把握的艺术家们。唐人造像中的微笑，只会更沉着、更安详。在欧洲，这些艺术家们翻天覆地地闹腾了好一阵子，固执地要把微笑输送进历史的魂魄。谁都能计算，他们的事情发生在唐代之后多少年。而唐代，却没有把它的属于艺术家的自信延续久远。阳关的风雪，竟愈见凄迷。
　　
　　王维诗画皆称一绝，莱辛等西方哲人反复讨论过的诗与画的界线，在他是可以随脚出入的。但是，长安的宫殿，只为艺术家们开了一个狭小的边门，允许他们以卑怯侍从的身份躬身而入，去制造一点娱乐。历史老人凛然肃然，扭过头去，颤巍巍地重又迈向三皇五帝的宗谱。这里，不需要艺术闹出太大的局面，不需要对美有太深的寄托。
　　
　　于是，九州的画风随之黯然。阳关，再也难于享用温醇的诗句。西出阳关的文人还是有的，只是大多成了谪官逐臣。
　　
　　即便是土墩、是石城，也受不住这么多叹息的吹拂，阳关坍弛了，坍弛在一个民族的精神疆域中。它终成废墟，终成荒原。身后，沙坟如潮，前，寒峰如浪。谁也不能想象，这儿，一千多年之前，曾经验证过人生的壮美，艺术情怀的弘广。
　　
　　这儿应该有几声胡笳和羌笛的，音色极美，与自然浑和，夺人心魄。可惜它们后来都成了兵士们心头的哀音。既然一个民族都不忍听闻，它们也就消失在朔风之中。
　　
　　回去罢，时间已经不早。怕还要下雪。
　　
　　【篇二：洞庭一角】
　　
　　中国文化中极其夺目的一个部位可称之为“贬官文化”。随之而来，许多文化遗迹也就是贬官行迹。贬官失了宠，摔了跤，孤零零的，悲剧意识也就爬上了心头；贬到了外头，这里走走，那里看看，只好与山水亲热。这一来，文章有了，诗词也有了，而且往往写得不坏。过了一个时候，或过了一个朝代，事过境迁，连朝廷也觉得此人不错，恢复名誉。于是，人品和文品双全，传之史册，诵之后人。他们亲热过的山水亭阁，也便成了遗迹。地因人传，人因地传，两相帮衬，俱著声名。
　　
　　例子太多了。这次去洞庭湖，一见岳阳楼，心头便想；又是它了。1046年，范仲淹倡导变革被贬，恰逢另一位贬在岳阳的朋友股子京重修岳阳楼罢，要他写一篇楼记，他便借楼写湖，凭湖抒怀，写出了那篇著名的《岳阳楼记》。直到今天，大多数游客都是先从这篇文章中知道有这么一个楼的。文章中“先天下之忧而优，后天下之乐而乐”这句话，已成为一般中国人都能随口吐出的熟语。
　　
　　不知哪年哪月，此景此楼，已被这篇文章重新构建。文章开头曾称颂此楼“北通巫峡，南极潇湘”，于是，人们在楼的南北两方各立一个门坊，上刻这两句话。进得楼内，巨幅木刻中堂，即是这篇文章，书法厚重畅丽，洒以绿粉，古色古香。其他后人题咏，心思全围着这篇文章。
　　
　　这也算是个有趣的奇事：先是景观被写入文章，再是文章化作了景观。借之现代用语，或许可说，是文化和自然的互相生成罢。在这里，中国文学的力量倒显得特别强大。(散文网 www. sanwen.org.cn)
　　
　　范仲淹确实是文章好手，他用与洞庭湖波涛差不多的节奏，把写景的文势张扬得滚滚滔滔。游人仰头读完《岳阳楼记》的中堂，转过身来，眼前就会翻卷出两层浪涛，耳边的轰鸣也更加响亮。范仲淹趁势突进，猛地递出一句先优后乐的哲言，让人们在气势的卷带中完全吞纳。
　　
　　地是，浩森的洞庭湖，一下子成了文人骚客胸襟的替身。人们对着它，想人生，思荣辱，知使命，游历一次，便是一次修身养性。
　　
　　胸襟大了，洞庭湖小了。
　　
　　但是，洞庭湖没有这般小。
　　
　　范仲淹从洞庭湖讲到了天下，还小吗？比之心胸揪隘的文人学子，他的气概确也令人惊叹，但他所说的天下，毕竟只是他胸中的天下。
　　
　　大一统的天下，再大也是小的。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于是，优耶乐耶，也是丹墀金銮的有限度延伸，大不到哪里去。在这里，儒家的天下意识，比之于中国文化本来具有的宇宙意识，逼仄得多了。
　　
　　而洞庭湖，则是一个小小的宇宙。
　　
　　你看，正这么想着呢，范仲淹身后就闪出了吕洞宾。岳阳楼旁侧，躲着一座三醉亭，说是这位吕仙人老来这儿，弄弄鹤，喝喝酒，可惜人们都不认识他，他便写下一首诗在岳阳楼上：
　　
　　朝游北海暮苍梧，
　　
　　袖里青蛇胆气粗。
　　
　　三醉岳阳人不识，
　　
　　朗吟飞过洞庭湖。
　　
　　他是唐人，题诗当然比范仲淹早。但是范文一出，把他的行迹掩盖了，后人不平，另建三醉亭，祭祀这位道家始祖。若把范文、吕诗放在一起读，真是有点“秀才遇到兵”的味道，端庄与顽泼，执著与旷达，悲壮与滑稽，格格不入。但是，对着这么大个洞庭湖，难道就许范仲淹的朗声悲抒，就不许吕洞宾的仙风道骨？中国文化，本不是一种音符。
　　
　　吕洞宾的青蛇、酒气、纵笑，把一个洞庭湖搅得神神乎乎。至少，想着他，后人就会跳出范仲淹，去捉摸这个奇怪的湖。一个游人写下一幅著名的长联，现也镌于楼中：
　　
　　一楼何奇，杜少陵五言绝唱，范希文两字关情，滕子京百废俱兴，吕纯阳三过必醉。诗耶？儒耶？史耶？仙耶？前不见古人，使我沧然泪下。
　　
　　诸君试看，洞庭湖南极潇湘，扬子江北通巫峡，巴陵山西来爽气，岳州城东道岩疆。潴者，流者，峙者，镇者，此中有真意，问谁领会得来？
　　
　　他就把一个洞庭湖的复杂性、神秘性、难解性，写出来了。眼界宏阔，意象纷杂，简直有现代派的意韵。
　　
　　那么，就下洞庭湖看看罢。我登船前去君山岛。
　　
　　这天奇热。也许洞庭湖的夏天就是这样热。没有风，连波光都是灼人烫眼的。记起了古人名句：“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楼”，这个“蒸”字，我只当俗字解。
　　
　　丹纳认为气候对文化有决定性的影响，我以前很是不信。但一到盛暑和严冬，又倾向于信。范仲淹写《岳阳楼记》是九月十五日，正是秋高气爽的好天气。秋空明净，可让他想想天下；秋风萧瑟，又吹起了他心底的几丝悲壮。即使不看文后日期，我也能约略推知，这是秋天的辞章。要是他也像今天的日子来呢？衣冠尽卸，赤膊裸裎，挥汗不迭，气喘吁吁，那篇文章会连影子也没有。范仲淹设想过阴雨霏霏的洞庭湖和春和景明的洞庭湖，但那也只是秋天的设想。洞庭湖气候变化的幅度大着呢，它是一个脾性强悍的活体，仅仅一种裁断哪能框范住它？
　　
　　推而广之，中国也是这样。一个深不见底的海，顶着变幻莫测的天象。我最不耐烦的，是对中国文化的几句简单概括。哪怕是它最堂皇的一脉，拿来统摄全盘总是霸道，总会把它丰富的生命节律抹煞。那些委屈了的部位也常常以牙还牙，举着自己的旗幡向大一统的霸座进发。其实，谁都是渺小的。无数渺小的组合，才成伟大的气象。
　　
　　终于到了君山。这个小岛，树木葱茏，景致不差。尤其是文化遗迹之多，令人咋舌。它显然没有经过后人的精心设计，突出哪一个主体遗迹。只觉得它们南辕北辙而平安共居，三教九流而和睦相邻。是历史，是空间，是日夜的洪波，是洞庭的晚风，把它们堆涌到了一起。
　　
　　挡门是一个封山石刻，那是秦始皇的遗留。说是秦始皇统一中国，巡游到洞庭，恰遇湖上狂波，甚是恼火，于是摆出第一代封建帝王的雄威，下令封山。他是封建大一统的最早肇始者，气魄宏伟，决心要让洞庭湖也成为一个驯服的臣民。
　　
　　但是，你管你封，君山还是一派开放襟怀。它的腹地，有尧的女儿娥皇、女英坟墓，飘忽瑰艳的神话，端出远比秦始皇老得多的资格，安坐在这里。两位如此美貌的公主，飞动的裙裾和芳芬的清泪，本该让后代儒生非礼勿视，但她们依凭着乃父的圣名，又不禁使儒生们心族缭乱，不知定夺。
　　
　　岛上有古庙废基。据记载，佛教兴盛时，这里曾鳞次栉比，拥挤着寺庙无数。缭绕的香烟和阵阵钟磬声，占领过这个小岛的晨晨暮暮。吕洞宾既然几次来过，道教的事业也曾非常蓬勃。面对着秦始皇的封山石，这些都显得有点邪乎。但邪乎得那么长久，那么隆重，封山石也只能静默。
　　
　　岛的一侧有一棵大树，上嵌古钟一口。信史凿凿，这是宋代义军杨么的遗物。杨么为了对抗宋廷，踞守此岛，未廷即派岳飞征剿。每当岳军的船只隐隐出现，杨么的部队就在这里呜钟为号，准备战斗。岳飞是一位名垂史册的英雄，他的抗金业绩，发出过民族精神的最强音。但在这里，岳飞扮演的是另一种角色，这口钟，时时鸣响着民族精神的另一方面。我曾在杭州的岳坟前徘徊，现在又对着这口钟久久凝望。我想，两者加在一起，也只是民族精神的一小角。
　　
　　可不，眼前又出现了柳毅井。洞庭湖的底下，应该有一个龙宫了。井有台阶可下，直至水面，似是龙宫入口。一步步走下去，真会相信我们脚底下有一个热闹世界。那个世界里也有霸道，也有指令，但也有恋情，也有欢爱。一口井，只想把两个世界连结起来。人们想了那么多年，信了那么多年，今天，宇航飞船正从另外一些出口去寻找另外一些世界。
　　
　　杂乱无章的君山，静静地展现着中国文化的无限。
　　
　　君山岛上只住着一些茶农，很少闲杂人等。夜晚，游人们都坐船回去了，整座岛阗寂无声。洞庭湖的夜潮轻轻拍打着它，它侧身入睡，怀抱着一大堆秘密。
　　
　　回到上海之后，这篇洞庭湖的游记，迟迟不能写出。
　　
　　突然从报纸上看到一则有关洞庭湖的新闻，如遇故人。新闻记述了一桩真实的奇事；一位湖北的农民捉住一只乌龟，或许是出于一种慈悲心怀，在乌龟背上刻名装环，然后带到岳阳，放入洞庭湖中。没有想到，此后连续8年，乌龟竟年年定时爬回家来。每一次，都“将头高高竖起来，长时间地望着主人，似乎在静静聆听主人的教诲，又似乎在向主人诉说自己一年来风风雨雨的经历”。
　　
　　这不是古代的传说。新闻注明，乌龟最后一次爬回，是1987年农历五月初一。
　　
　　至少现代科学还不能说明，这个动物何以能爬这么长的水路和旱路，准确找到一间普通的农舍，而且把年份和日期搞得那样清楚。难道它真是龙宫的族员？
　　
　　洞庭湖，再一次在我眼前罩上了神秘的浓雾。
　　
　　我们对这个世界，知道得还实在太少。无数的未知包围着我们，才使人生保留进发的乐趣。当哪一天，世界上的一切都能明确解释了，这个世界也就变得十分无聊。人生，就会成为一种简单的轨迹，一种沉闷的重复。因此，我每每以另一番眼光看娥皇、女英的神话，想柳毅到过的龙宫。应该理会古人对神奇事端作出的想象，说不定，这种想象蕴含着更深层的真实。洞庭湖的种种测量数据，在我的书架中随手可以寻得。我是不愿去查的，只愿在心中保留着一个奇奇怪怪的洞庭湖。
　　
　　我到过的湖可谓多矣。每一个，都会有洞庭湖一般的奥秘，都隐匿着无数似真似幻的传说。
　　
　　我还只是在说湖。还有海，还有森林，还有高山和峡谷……那里会有多少蕴藏呢？简直连想也不敢想了。然而，正是这样的世界，这样的国度，这样的多元，这样的无限，才值得来活一活。
　　
　　【篇三：白莲洞】
　　
　　写完《柳侯祠》，南去20里，去看白莲洞。
　　
　　先我30余年，两位古人类学家到这里作野外考察。他们拿着小耙东掘掘、西挖挖。突然，他们的手停住了，在长时间的静默中，3万年光阴悄悄回归，人们终于知道，这个普通的溶洞，曾孕育过远古人类的一个重要系脉。
　　
　　今天，至少亚洲的许多人类学家都在研究他们的种族与“白莲洞人”的血缘关系。更浪漫的学者甚至把联系的长线拉上了南美洲的地图。
　　
　　在我看来，诸般学问中，要数考古学最有诗意。难怪不少中外大诗人兼通此道。白莲洞要末不进，进去便是半个诗人。
　　
　　我走进洞口。
　　
　　不知是哪一天，哪一个部落，也偶然走进了洞口。一声长啸，一片欢腾。他们惊惧地打量过洞内黑森森的深处，野兽的鸣叫隐隐传出。他们疑虑地仰望过洞顶的钟乳石，不知它们会带来什么灾祸。但是，不管了，握起尖利的石块朝前走，这里是该我们的家。
　　
　　洞内的猛兽早已成群结队，与人类争夺这个天地。一场恶斗，一片死寂。一个部落被吞没了，什么也没有留下。又不知过了多少年月，又一个部落发现了这个洞穴，仍然是一场恶斗，一片死寂。终于，有一次，在血肉堆中第一个晃晃悠悠站起来的，是人而不是兽。人类，就此完成了一次占有。
　　
　　我跌跌撞撞往里走。
　　
　　有声响了。头顶有“吱吱”的叫声，那是蝙蝠，盘旋在洞顶；脚下有“喇喇”的水声，那是盲鱼，窜游在伏流。洞里太黑，它们都失去了眼睛，瞎撞了多少万年。洞边有火坑遗迹，人在这里点燃了火炬，成了唯一光明的动物。深深的黑洞在火光下映入瞳孔，这一人种也就有了乌黑的眼珠。
　　
　　想起了一篇作品《野古马》，写成吉思汗留下的一个马群始终活着，奔驰游观，直至如今。蝙蝠和盲鱼也该是先民留下的伙伴吧？那末，我是在探寻祖宅。要与蝙蝠和盲鱼对话，实在显得矫情；但是，我直盯盯地看着它们，确也心事沉沉。
　　
　　论安逸，是它们。躲在这么个洞子里，连风暴雨雪也没挨到一次，一代又一代，繁衍至今。人类自从与它们揖别，闯出洞口，真无一日安宁。凶猛的野兽被一个个征服了，不少伙伴却成了野兽，千万年来征战不息。在这个洞中已经能够燃起火炬，在洞外却常有人把火炬踩灭，把寥廓的天地变成一个黑洞，长年累月无路可寻。无数的奇迹被创造出来，机巧的罪恶也骇人听闻。宏大的世界常常变成一个孤岛，喧腾的人生有时比洞中还要冷清。
　　
　　洞中有一石幔，上嵌珊瑚、贝壳、海螺化石无数，据测定，几亿年前，这儿曾是海底。对这堵石幔来说，人类的来到、离去、重返，确实只是一瞬而已。
　　
　　温软的手指触摸着坚硬的化石，易逝的生命叩问着无穷的历史。理所当然，几万年前的祖先也触摸过它，发出过疑问。我的疑问，与他们相差无几：我们从何处来到这里？又从这里走向何处？
　　
　　也许是对洞穴的早期占有，使人类与洞穴有了怪异的缘分。据1987年世界民意测验研究所对800万美国人的调查，许多濒死复生的人追述，临近死亡时，人的朦胧意识也就是进入一个黑洞：
　　
　　它们觉得自已被一股旋风吸到了一个巨大的黑洞口，并且在黑魆魆的洞里飞速向前冲去。而且觉得自己的身体被牵拉、挤压，洞里不时出现嘈杂的音响。这时，他们的心情更加平静。
　　
　　……黑洞尽头隐隐约约闪烁着一束光线，当他们接近这束光线时，觉得它给予自己一种纯洁的爱情。
　　
　　可见，人类最后还得回到洞穴中的老家。我们的远祖辛辛苦苦找到了这个家，流血流汗经营了这个家，总得回去，也算叶落归根。据天文学家说，茫茫宇宙间也有一个深不可测的黑洞，神奇地吸纳着万物，裹卷着万物，吞噬着万物。地球和人类，难保哪一天不投入它的怀抱。
　　
　　依我看，神秘的太极图，就像一个涡卷万物的洞口。一阴一阳呈旋转形，什么都旋得进去。太极图是无文字的先民的隆重遗留，人类有文字才数千年，而在无文字的天地里却摸索了数十万年。再笨，再傻，数十万年的捉摸也够凝结成至高的智慧。
　　
　　不管怎么说，走向文明的人类，深层意识中也会埋藏着一个洞穴的图腾。
　　
　　“芝麻，开门！”一个巨大的宝库就在洞穴之中。几乎是各民族的民间传说，都把自己物欲乃至精神的理想，指向一个神秘的洞穴。无数修道者在洞穴中度过一生，在那里构造着人生与宇宙的平衡。嫉世愤俗的基度山伯爵，会聚着新兴资产者的理想，向一个洞穴进发，然后又在那里，指挥若定，挥洒着人性的伟力。
　　
　　别有洞天，是中国人创造的一个成语。中国人重义轻利，较少痴想洞中财宝，更想以洞穴为门径，走进一个栖息精神的天地。陶渊明的《桃花源记》轰传百代，就在于它开凿了这样一个洞口。
　　
　　林尽水源，便得一山。山有小口，仿佛若有光。便舍船从口入。初极狭，才通人。复行数十步，豁然开朗
　　
　　这个武陵人终于来到一个理想国。从此，哪一个中国人的心底，都埋下了一个桃花源。
　　
　　桃花源，是对恶浊乱世的一个挑战。这个挑战十分平静，默默地对峙着，一声不吭。待到实在耐不住的时候，中国人又开掘出一个水帘洞。这个洞口非同小可，大闹天宫的力量正在这儿孕育。
　　
　　桃花源和水帘洞，气氛不同，性质相仿，都是群众意志的会聚。桃花源中人惘然于时间，也惘然于空间，融洽怡和，不见个体冲撞。孙悟空有点个性，却也只是某种整体意向的象征，水帘洞里的秩序，倒是宁谧无波。
　　
　　这是白莲洞人气质的遗留，先民生态的重温。白莲洞人与野兽征战，与自然搏斗，只回荡着一个观念：为着我们这种种类的动物。如果他们也有思想家，摸着海底生物的化石低头沉思，那么，他沉思的主体只是我们，而不是我。
　　
　　我是什么？历史终于逼迫人们回答。
　　
　　白莲洞已经蕴藏着一个大写的人字。数万年来，常有层层乌云要把这个字前掩，因此，这个字也总是显得那么辉煌、挺展，勾发人们焦渴的期待。当非人的暴虐压顶而降，挑战者号航天飞机突然爆炸，不明飞行物频频出现，这个字还会燃起人们永久的热念。但是，这个字倘若总被大写，宽大的羽翼也会投下阴影。时代到了这一天，这群活活泼泼的生灵要把它析解成许多闪光的亮点。有多少生灵就有多少亮点，这个字才能幻化成熙熙攘攘的世界。
　　
　　既然人们还得返回黑洞，为什么还要披荆斩棘地出来？出来，就是要自由地享用这个宽阔的空间；出来，就是要让每个生灵从精神到筋骨都能舒展；出来，就是要让每个个体都蒸发出自己的世界。这样，当人们重进黑洞，才不会对着蝙蝠和盲鱼羞惭。
　　
　　此时我已走出白莲洞口，面对着一片绿水青山。洞口有石，正可坐下歇脚，极目鸟瞰。
　　
　　我想起了张晓风的《武陵人》。晓风袭用了陶渊明的题材，却把那个偶入桃花源的武陵人作为一个单个人细细磨研。他享尽了桃花源的幸福，比照出了原籍武陵的痛苦。但是，奇怪的是，他还是毅然返回。原因是：
　　
　　武陵不是天国，但在武陵的痛苦中，我会想起天国，但在这里，我只会遗忘。忘记了我自己，忘记了身家，忘记了天国，这里的幸福取消了我思索的权利。
　　
　　于是他苦苦寻找，钻出了那个洞口。
　　
　　赖声川博士的《暗恋桃花源》异曲同工，让这位进桃花源而复返的武陵人与现代生活相交杂，在甜酸苦辣中品尝一个人切实的情感价值。
　　
　　台湾作家不谋而合地挪揄桃花源，正倾诉了现代中国人对神仙洞府的超越。
　　
　　又想起了上海一群青年艺术家写的《山祭》。愚公的家属，在一个别有洞天的王国辛勤挖山，这个王国里有棕褐色的和谐，和无可指摘的纪律。没想到，一个现代色彩的姑娘飘然而至，诱人的风姿和一连串傻兮兮的疑问，竟使愚公的后代一一反省自身的意义，结果，庄严的洞天发生了纷乱。
　　
　　还想起了《魔方》中的一段，三个大学生误入一个深深的山洞而找不到出口，生死攸关的时刻，一一迸发出真实的自我。这个山洞应和白莲洞相仿，人类走了几万年，终于会在山洞里吐露个性的哲学。纵然死了吧，也没把这几万年白活。不久前在新加坡，一群华裔青年在深夜邀我看他们的排演，演的竟然就是《魔方》中的这一段。演完，这群青年挥汗微笑，像是获得了一种摆脱。
　　
　　为什么中国艺术家们总缠着山洞死死不放呢？终于，在我眼前出现了一个长长的隧洞，其间奔逐着一个古老的民族。
　　
　　【篇四：寂寞天柱山】
　　
　　现在有很多文化人完全不知道天柱山的所在，这实在是不应该的。
　　
　　我曾惊奇地发现，中国古代许多大文豪、大诗人都曾希望在天柱山（潜山）安家。他们走过的地方很多，面对着佳山佳水一时激动，说一些过头话是不奇怪的；但是，声言一定要在某地安家，声言非要在那里安度晚年不可，而且身处不同的时代竟不谋而合地如此声言，这无论如何是罕见的。
　　
　　唐天宝七年，诗人李白只是在江上路过时远远地看了看天柱山，便立即把它选为自己的归宿地：“待吾还丹成，投迹归此地。”过了些年，安禄山叛乱，唐玄宗携杨贵妃出逃蜀中，《长恨歌》《长生殿》所描写过的生生死死大事件发生在历史舞台上，那个时候李白到哪里去了呢？原来他正躲在天柱山静静地读书。唐代正在漫漫艳情和浩浩狼烟间作艰难的选择，我们的诗人却选择了天柱山。当然，李白并没有炼成丹，最终也没有“投迹归此地”，但历史还是把他的这个真诚愿望留下了。
　　
　　想在天柱山安家的愿望比李白还要强烈的，是宋代大文豪苏东坡。苏东坡在40岁时曾遇见过一位在天柱山长期隐居的高人，两人饮酒畅叙三日，话题总不离天柱山，苏东坡由此而想到自己在颠沛流离中年方40而华发苍然，下决心也要拜谒天柱山来领略另一种人生风味。“年来四十发苍苍，始欲求方救憔悴。他年若访潜山居，慎勿逃人改名字。”这便是他当时随口吟出的诗。后来，他在给一位叫李惟熙的友人写信时又说：“平生爱舒州风土，欲卜居为终老之计。”他这里所说的舒州便是天柱山的所在地，也可看作是天柱山的别称。请看，这位游遍了名山大川的旅行家已明确无误地表明要把卜居天柱山作为“终老之计”了。他这是在用诚恳的语言写信，而不是作诗，并无夸张成分。直到晚年，他的这个计划仍没有改变。老人一生最后一个官职竟十分巧合地是“舒州团练副使”，看来连上天也有意成全他的“终老之计”了。他欣然写道：
　　
　　青山抵在古城隅
　　
　　万里归来卜筑居
　　
　　把到天柱山来说成是“归来”，分明早已把它看成了家。但如所周知，一位在朝野都极有名望的60余岁老人的定居处所已不是他本人的意向所能决定的了，和李白一样，苏东坡也没有实现自己的“终老之计”。
　　
　　与苏东坡同时代的王安石是做大官的人，对山水景物比不得李白、苏东坡痴情，但有趣的是，他竟然对天柱山也抱有终身性的迷恋。王安石在30多岁时曾做过3年舒州通判，多次畅游过天柱山，后来虽然宦迹处处，却怎么也丢不下这座山，用现代语言来说，几乎是打上了一个松解不开的“情结”。不管到了哪儿，也不管多大年纪了，他只要一想到天柱山就经常羞愧：
　　
　　相看发秃无归计，
　　
　　一梦东南即自羞！
　　
　　这两句取自他《怀舒州山水》一诗，天柱山永远在他梦中，而自己头发秃谢了也无法回去，他只能深深“自羞”了。与苏东坡一样，他也把到天柱山说成是“归”。
　　
　　王安石一生经历的政治风浪多，社会地位高，但他总觉得平生有许多事情没有多大意思，因此，上面提到的这种自羞意识总是一而再、再而三地浮现于心头：
　　
　　看君别后行藏意，
　　
　　回顾潜楼只自羞。
　　
　　只要听到有人要到天柱山去，他总是送诗祝贺，深表羡慕。“揽辔羡君桥北路”，他多么想跟着这位朋友一起纵马再去天柱山啊，但他毕竟是极不自由的，“宦身有吏责，筋事遇嫌猜”，他只能把生命深处那种野朴的欲求克制住。而事实上，他真正神往的生命状态乃是：
　　
　　野性堪如此，
　　
　　潜山归去来。
　　
　　还可以举出一些著名文学家来。例如在天柱山居住过一段时间的黄庭坚此后总是口口声声“吾家潜山，实为名山之福地”，而实际上他是江西人，真正的家乡离天柱山（潜山）还远得很。
　　
　　再列举下去有点“掉书袋”的味道了，就此打住吧。我深感兴趣的问题是，在华夏大地的崇山峻岭中间，天柱山究竟凭什么赢得了这么多文学大师的厚爱？
　　
　　很可能是它曾经有过的宗教气氛。天柱山自南北朝特别是隋唐以后，佛道两教都非常兴盛。佛教的二祖、三祖、回祖都曾在此传经，至今三祖寺仍是全国著名的禅宗古刹；在道教那里，天柱山的地理位置使它成为“地维”，是“九天司命真君”的居住地，很多道家大师都曾在这里学过道。这两大宗教在此交汇，使天柱山一度拥有层层叠叠的殿宇楼阁，气象非凡。对于高品位的中国文人来说，佛道两教往往是他们世界观的主干或侧翼，因此这座山很有可能成为他们漫长人生的精神皈依点。这种山水化了的宗教，理念化了的风物，最能使那批有悟性的文人畅意适怀。例如李白、苏东坡对它的思念，就与此有关。
　　
　　也可能是它所蕴含的某种历史魅力。早在公元前106年，汉武帝曾到天柱山祭祀，封此山为南岳，这次祭山是连伟大的历史学家司马迁也跟随来了的。后来，天柱山地区出过一些让一切中国人都难以忘怀的历史人物，例如赫赫大名的三国周瑜，以及“小乔初嫁了”的二乔姐妹。这般风流倜傥，又与历史的大线条连结得这般紧密，本是历代艺术家恒久的着眼点，无疑也会增加这座山的诱惑力。王安石初到此地做官时曾急切询问当地百姓知道不知道这里出过周瑜，百姓竟然都不知道，王安石深感寂寞，但这种寂寞可能更加增添了诱惑。一般的文人至少会对乔氏姐妹的出生地发生兴趣：“乔公二女秀所钟，秋水并蒂开芙蓉。只今冷落遗故址，令人千古思余风。”（罗庄：《潜山古风》）
　　
　　当然，还会有其他可能。
　　
　　但是在我看来，首要条件还是它的自然风景。如果风景不好，佛道寺院不会竞相在这里筑建，出了再大的名人也不会叫人过多地留连。那么，且让我们进山。
　　
　　我们是坐长途汽车进天柱山的，车上有10多个人，但到车停下以后一看，他们大多是山民和茶农，一散落到山岙里连影子也没有了，真正来旅游的只是我们。
　　
　　开始见到过一个茶庄，等到顺着茶庄背后的山路翻过山，就再也见不到房舍。山外的一切平泛景象突然不见，一时涌动出无数奇丽的山石，山石间掩映着丛丛簇簇的各色林木，一下子就把人的全部感觉收服了。我在想，这种著名的山川实在是造物主使着性子雕镂出来的千古奇迹。为什么到了这里，一切都变得那么可心了呢？在这里随便选一块石头搬到山外去都会被人当作奇物供奉起来，但它就是不肯匀出去一点，让外面的开阔地长久地枯燥着，硬是把精华都集中在一处，自享自美。水也来凑热闹，不知从哪儿跑出来的，这儿一个溪涧，那儿一道瀑布，贴着山石幽幽地流，欢欢地溅。此时外面正是炎暑炙人的盛夏，进山前见过一条大沙河，浑浊的水，白亮的反光，一见之下就平添了几分烦热；而在这里，几乎每一滴水都是清彻甜凉的了，给整个山谷带来一种不见风的凉爽。有了水声，便引来虫叫，引来鸟鸣，各种声腔调门细细地搭配着，有一声，没一声，搭配出一种比寂然无声更静的静。你就被这种静控制着，脚步、心情、脸色也都变静。想起了高明的诗人、画家老是要表现的一种对象：静女。这种女子，也是美的大集中，五官身材一一看去，没有一处不妥贴的，于是妥贴成一种难于言传的宁静。德国哲学家莱辛曾在《拉奥孔》一书中嘲笑那种把美女的眼睛、鼻子、嘴巴分开来逐个描绘的文学作品，这是嘲笑对了的。其实风景也是一样，我最不耐烦有的游记作品对各项自然风景描摹得过于琐细，因此也随之不耐烦书店里的《风景描写辞典》之类。站在天柱山的谷岙里实在很难产生任何分割性的思维，只觉得山谷抱着你，你又抱着山谷，都抱得那样紧密，途不到一丝造字造句的空间。猛然想起黄庭坚写天柱山的两句诗：
　　
　　哀怀抱绝景，
　　
　　更觉落笔难。
　　
　　当然不是佳句，却正是我想说的。
　　
　　长长的山道上很难得见到人。记得先是在一处瀑布边见到过两位修路的民工，后来在通向三祖寺的石阶上见过一位挑肥料的山民，最后在霹雳石边上见到一位蹲在山崖边卖娃娃鱼的妇女。曾问那位妇女：整个山上都没有人，娃娃鱼卖给谁呢？妇女一笑，随口说了几句很难听懂的当地士话，像是高僧的偈语。色彩斑斓的娃娃鱼在瓶里停伫不动，像要从寂寞的亘古停伫到寂寞的将来。
　　
　　山道越走越长，于是宁静也越来越纯。越走又越觉得山道修筑得非常完好，完好得与这个几乎无人的世界不相般配。当然得感谢近年来的悉心修缮，但毫无疑问，那些已经溶化为自然景物的坚实路基，那些新桥栏下石花苍然的远年桥墩，那些指向风景绝佳处的磨滑了的石径，却鎸刻下了很早以前曾经有过的繁盛。无数的屋檐曾从崖石边飞出，筹钹声此起彼伏，僧侣和道士们在山道间拱手相让，远道而来的士子们更是指指点点，东张西望。是历史，是无数双远去的脚，是一代代人登攀的虔诚，把这条山道连结得那么通畅，踩踏得那么殷实，流转得那么潇洒自如。
　　
　　如果在荆莽丛中划开一条小路，一次次低头曲腰地钻出身子来，麻烦虽然麻烦，却绝不会寂寞；今天，分明走在一条足以容纳浩浩荡荡的朝山队伍的畅亮山道上，却不知为何突然消失了全部浩浩荡荡，光剩下了我们，于是也就剩下了寂寞，剩下了惶恐。
　　
　　进山前曾在一堵墙壁上约略看过游览路线图，知道应有许多景点排列着，一直排到最后的天柱峰。据说站在天池边仰望天柱峰，还会看到一种七彩光环层层相套的“宝光”。但是，我们走得那么久了，怎么就找不到路线图上的诸多景点呢？也许根本走错了路？或者倒是抄了一条近路，天柱峰会突然在眼前冒出来？人在寂寞和惶恐中什么念头都会产生，连最后一点意志力也会让位给侥幸。就在这时，终于在路边看到一块石头路标，一眼看去便一阵激动；天柱峰可不真的走到了！但定睛再看时发现，写的是天蛙峰，那个蛙字远远看去与柱字相仿。
　　
　　总算找到了一个像样的景点。天蛙峰因峰顶有巨石很像一只青蛙而得名。与天蛙峰并列有降丹峰和天书峰，一峰峰登上去，远看四周，云翻峰涌，确实是大千气象。峰顶有平坦处，舒舒展展地仰卧在上面，顿时山啊，云啊，树啊，乌啊，都一起屏息，只让你静静地休憩。汗收了，气平了，懒劲也上来了，再不想挪动。这儿有远山为墙，白云为盖，那好，就这样软软地躺一会儿。
　　
　　有一阵怪异的凉风吹在脸上，微微睁开眼，不好，云在变色，像要下雨，所有的山头也开始探头探脑地冷笑。一骨碌起身，突然想起一路绝无避雨处，要返回长途汽车站还有漫长的路途。不知今天这儿是否还会有长途汽车向县城发出？赶快返回吧，天柱峰在哪儿，想也不敢去想了。
　　
　　后来，等我们终于赶回到那幅画在墙上的游览线路图前才发现，我们所走的路，离天柱峰还不到三分之一。许许多多景点，我们根本还没有走到呢。
　　
　　我由此而不能不深深地叹息。
　　
　　论爬山，我还不算是一个无能者，但我为何独独消受不住天柱山的长途和清寂呢？我本以为进山之后可以找到李白、苏东坡他们一心想在山中安家的原因，为什么这个原因离我更加遥远了呢？
　　
　　也许不能怪我。要不然堂堂天柱山为何游人这般稀少呢？
　　
　　据说，很有一些人为此找过原因。有人说，虽然汉武帝封它为南岳，但后来隋文帝却把南岳的尊称转让给了衡山，它既被排除在名山之外，也就冷落了。对这种说法只可一笑了之。因为天柱山真正的兴盛期都在撤销封号之后，更何况从未被谁封过的黄山、庐山不正热闹非凡？
　　
　　也有人认为是交通不便，从合肥、安庆到这里要花费半天时间。这自然也不成理由，那些更其难于抵达的地方如峨眉乃至敦煌，不也一直熙熙攘攘？
　　
　　我认为，天柱山之所以能给古人一种居家感，一个比较现实的原因是它地处江淮平原，四相钩连，八方呼应，水陆交通畅达，虽幽深而无登高之苦，虽奇丽而无柴米之匾，总而言之，既宁静又方便。但是，正是这种重要的地理位置，险要而又便利的生存条件，使它一次次成了兵家必争之地，成了或要严守、或要死攻的要塞所在。这样，它就要比其他风景胜地不幸得多。不间断的兵燹静乎烧毁了每一所寺院和楼台，留下一条挺像样子却又无处歇脚的山路，在寂静中蜿蜒。
　　
　　我敢断定，古代诗人们来游天柱山的时候，会在路边的寺庙道院里找到不少很好的食宿处，一天一天地走过去，看完七彩宝光再洒洒脱脱地逛回来。要不然，怎么也产生不了在这儿安家的念头。
　　
　　因此，是多年的战争，使天柱山丧失了居家感，也使它还来不及为现代游人作应有的安排。
　　
　　空寂无人的山岙，留下了历史的强蛮。
　　
　　天柱山一直没有一部独立的山志，因此我对它的历史沧桑知之不详。约略可说一点的只是——
　　
　　南宋末年，义民刘源在天柱山区率10万军民结寨抗元达18年之久，失败后天柱山遭到扫荡，刘源本人则牺牲在天柱峰下；
　　
　　明朝末年，张献忠与官军多次以天柱山为主战场进行惨烈的搏斗，佛光寺等寺院都付之一炬，仅在崇祯十五年九月的一场战斗中，张献忠的起义军战死10余万人，天柱山地区“尸横二十余里”；
　　
　　以后，朱统价又以天柱山为据点抗清复明，余公亮也在这里聚众造反。他们都失败了，天柱山又一次受到血与火的荡涤；
　　
　　天柱山成为最大的战场是在清代咸丰、同治年间，太平天国的将领陈玉成在此与清兵厮杀十几年，进进退退，烧烧杀杀，待太平天国失败后再去打点这个旧战场，全山寺庙几乎都已不复存在；
　　
　　……
　　
　　是的，天柱山有宗教，有美景，有诗文，但中国历史要比这一切苍凉得多，到了一定的时候，茫茫大地上总要凸现出圆目怒睁、青筋责张的主题，也许是拼死挣扎，也许是血誓报复，也许是不用无数尸体已无法换取某种道义，也许是舍弃强暴已不能验证自己的存在，那就只能对不起宗教、美景和诗文了，天柱山乖乖地给这些主题腾出地盘。
　　
　　它本该早就彻底荒芜，任蛇蝎横行、豺狼出没，但总还有一些人在战场废墟上低头徘徊，企图再建造一点大体可以称作文明或文化的什么。例如直到本世纪20年代还有一个妙高和尚栖息在马祖洞旁的草庵里日夜开荒积粮，又四方化缘，竟以多年精力重建起寺院，实在是创造了个人意志力的惊人奇迹。但这又有什么用呢？本世纪依然兵荒马乱，油漆崭新的殿宇很快又在战火中颓圯。现在，战争停息已有很多年了，这儿，也许可以比较长久地改换一个主题？
　　
　　终于又想起李白、苏东坡、王安石他们了，在我们辽阔的土地上，让这样的文人能产生终老之计的山水，总应该增加一些而不是减少下去吧。冷漠的自然能使人们产生故园感和归宿感，这是自然的人化，是人向自然的真正挺进。天柱山的盛衰升沉，无疑已触及到这个哲学和人类学的本原性问题。苏东坡、王安石本是不错的哲学家，天柱山寺庙的僧侣中一定也隐伏过许多玄学大师，他们在山间漫步沉思的时候，是否也曾碰撞到这些问题的边缘？王安石一直叹息在这里没有人能与他谈学问，他是否也想摩挲一下这方面的玄机？
　　
　　至于我，现今也到了苏东坡所说“年来四十发苍苍”的年岁，浪迹四野，风尘满身。当然不会急着在这里觅地建房，但走在天柱山的山道上，却时时体会着“万里归来卜筑居”的深味。我不是也一直在寻找吗？
　　
　　好像寻找的人还相当的多。耳边分明响起比我年轻的人的恳切歌声：“我想有个家……”
　　
　　是的，家。从古代诗人到我们，都会在天柱山的清寂山道上反复想到的一个远远超出社会学范畴的哲学命题：家。
　　
　　【篇五：脆弱的都城】
　　
　　一座繁华的都城突然消失得无影无踪，这样的事情不仅会引起历史学家和考古学家们的浓厚兴趣，而且对于不管相隔多少年之后的普通老百姓也永远是一个巨大的悬念。
　　
　　一千九百多年前庞贝古城的突然湮没，至今仍然是全人类一个不衰的话题。庞贝古城的遗址从十八世纪开始挖掘，一代代挖下来，挖到现在也只挖了一大半。来自世界各地的旅游者始终络绎不绝，面对着昔日繁华都市的生活遗迹，大家的心情都非常复杂。只要是人，看到一切都像自己的同类竟然在那么遥远的古代就产生了如此密集的汇聚，享受着与我们的感官需求相去不远的日常生活，不能不产生有关人类和人性的深切体认。但是，这种体认立即又被那几乎无法想象的顷刻之间的毁灭所驱赶，代之以一种难以名状的宏大恐怖。终于从恐怖中抖身而出，在一种祭奠的气氛中边走边看，脚下，是人类的庞贝。
　　
　　西方应该还有一座更古老、更辉煌的都城不知到哪里去了。柏拉图在他著名的《对话录》里提到，一位埃及祭司告诉雅典著名诗人索隆，据历史记载，雅典在遥远的古代曾与一支来自大西洋阿特兰提斯岛的强大军队战斗，这个岛是一个壮阔而富丽的都城，都城四周挖有宽阔的淡水运河，河上帆樯如林，市内道路整饬，恍若仙境的王宫和神殿上镶满了金银和象牙，经常举行辉煌的典仪，但不知怎么回事，这座都城一昼夜之间遇到了强烈地震和海啸，整个儿都消失了。直到今天，寻找和考证阿特兰提斯的地理方位和消失原因的文章已经连篇累牍，但每年总还会冒出来大量论文。
　　
　　在东方，柬埔寨吴哥窟的陨落也是一个千古之谜。在一百多年前，一名猎人在金边北部的大森林里发现了宽及十公里的雄伟建筑群。这个发现震动了世界，据考证，才知道这个建筑群居然代表着一个湮没于历史的王朝——公元七世纪的高棉王朝，从此东方的历史增加了一个梦幻般的时代，而一切研究东方美学和东方雕刻、建筑的人都不可能避开这个古建筑群了。但是，人们最感兴趣的是，这么一个东方都城为什么突然被人类遗弃于丛林间而没有在史册上留下痕迹呢？大家猜测有四种可能：一是全城传染瘟疫死得一个不剩；二是全城发生饥荒，人们只得弃城而逃；三是外族入侵，屠城后又弃城；四是都城内两派政治势力内讧，互相残杀，最后胜利的一方又在死尸堆里感染了瘟疫。这四种可能中无论哪一种，都能出现惊心动魄的场面，闭着眼睛就能想象。
　　
　　我在黑龙江宁安县即清代著名的流放地宁古塔一带旅行的时候，知道当年的流放犯曾对着这个地区一圈巨大的城墙墙根遗迹深感惊讶。流放犯中多的是具有充分历史学造诣的大学者，他们也想不出在遥远的古代这儿曾屹立过一座什么都城。他们凭常识即可判断，拥有如此宽阔的基座的城墙一定是极为宏伟的，那么这座都城也一定气势非凡，但它为什么全然成了茫茫荒原呢？它究竟是什么呢？他们中的少数人已在心底作出了猜测，但他们是严谨的学者，身处的恶劣环境又不允许他们检阅资料、测量挖掘，他们也只能把猜测咽进肚里去了。
　　
　　我不知道他们中有没有人联想到在中国流传极广的那个有关诗人李白的故事。那个故事说李白又一次因皇帝求他写点东西居然要朝中显贵杨国忠替他捧砚磨墨，高力士替他脱靴。皇帝究竟是叫他写什么重要东西可以容忍我们的诗人如此大摆架子呢？人们记得，原来皇帝收到一个叫做渤海国的番国送来的信，朝廷上下没有人能识那种文字，很丢人，后来还是贺知章推荐了李白，才解决了问题。李白要帮着皇帝写回信，当然可以摆摆架子啦。
　　
　　故事只是故事，不能当作历史来相信，但流放者们发现的城墙墙基，却确确实实就是渤海国首都的所在地！
　　
　　我首先看到的是外城的城墙墙基，那是两米多高的夯土基座，宽达十来米，像一道天然生成的大堤坝，延绵到远处。这个基座上面，原本应有一方方巨大的砖石砌成的雄伟高墙，可惜这儿不是吴哥窟所藏身的原始森林，而是敞亮开阔的东北平原，一座废弃的城市很难保存住一点什么，能用人力拿得走的一切都被人们拿走了，一代又一代，角角落落都搜寻得干干净净，就剩下这一道泥土夯成的基座，生着草，长着树，静静地呆着。再往前走，看到了也同样是拿不走的城门台基和柱础。据说还无意地或有计划地从地下挖出过不少零星物件，蛛丝马迹集中在一起，再加上一些史料佐证，昔日都城的规模已影影绰绰地可以想见。
　　
　　从遗址看，这个被称为上京龙泉府的渤海国首都由外城、内城、宫城三重环套组成，外城周长三十余里。全城由一条贯通南北的宽阔大道分成东西两区，又用十余条主要街道分隔成许多方块区域，完全是唐朝首府长安的格局和气派。京城的北半部即是统治者办公和居住的宫城，城墙周长也有有五里，内中排列着五座金碧辉煌的宫殿，东墙外则是御花园，有湖泊，有亭榭，有假山。宫殿中一个最完整的遗物是文献上查得到的一口井，叫“八宝琉璃井”，井壁由玄武岩石砌成，几乎没有任何损坏。我在井口边上盘桓良久，想象着千余年在它身边发生的一切。它波光一闪，就像是一只看得太多而终于看倦了的冷眼。
　　
　　一路上陪着我参观的牡丹江市文化局副局长刘平先生以前曾负责过这里的发掘和管理工作，他说，从种种材料看，这座城市在公元八世纪到九世纪之间很可能是亚洲最大的都市之一，当时不仅是渤海国的百城之首，而且是东北亚地区的贸易枢纽，把遥远的长安和日本连成一条经济通道。人们从一个简单的比较就可推断出当时这座城市的繁华：这座都城西部和北部的牡丹江上竟密密地排列着五座跨江大桥的桥墩遗迹，而今，附近很大的一片土地上数万人的现代繁忙生活，只一座桥就绰绰有余，想一想，当日该是一副何等样的景象！
　　
　　这样一座城市，真会消失得如此彻底？
　　
　　二
　　
　　现在，我正栖身在华夏版图南端一个只有一百多年历史的世界级都市里，经常站在朝北的窗口发愣。香港实在太年轻了，但是繁华的街市，花岗岩的建筑，墙角上干枯的藤萝、藤萝下满脸皱纹的老人常常使人产生一种错觉，以为这座城市出现在这里是天造地设、不言而喻的，似乎从遥远的过去到遥远的将来都应该如此，没有改动过也不会再有大的改动，要改动也只是城市里边楼多楼少、路窄路宽的内部变化而已，怎么可能设想它的整体衰落呢？把那么多人，那么多车，那么多楼赶到哪里去？在日常市井生活中，公共汽车站挪个位，整修马路要绕个道，大家都不舒服了，一定要恢复原样才安心，几乎没有人意识到这种“原样”本身的暂时性。
　　
　　更麻烦的是任何一座像样的城市都有一种看不见、摸不着的社会心理规范，言语举止、步履节奏、人情世故，都与此密不可分，说得好听一点，也可以说是每座城市都有自己独特的风情。难道，这种渗透到每一条街、每一间房、每一个人浑身上下的风情也会在某一天突然烟消云散？
　　
　　中国人很早之前就感悟到世事人生的变化无常，曾经有“沧海桑田”、“一枕黄粱”等词语来形容这种变化的巨大和快速，但这些词语本身就反映了这种感悟基本上停留在农业文化的范畴之内。《红楼梦》里的“好了歌”、《长生殿》里的“弹词”二以及大量咏叹兴亡的诗词当然也涉及到城市生活，但主要还是指富贵权势的短暂，而不是指城市的整体命运。
　　
　　事实上，最值得现代人深思和感慨的恰恰正是城市的整体命运。
　　
　　站在朝北的窗口，我想，华夏大地在数千年间曾先后出过多少星罗棋布的城市啊，能够保持较长久生命的有几座呢？潭其骧先生曾说，如果从社会政治影响大、延续的时间长来衡量，可称为中国“大古都”的城市只有七座，这七座里又分为三等，第一等是西安、北京、洛阳；第二等是南京、开封；第三等是安阳、杭州。这个排列无疑有充分的权威性，但从今天的眼光看去，其中有好几座城市实在谈不上全国性的社会政治影响了。即是是那几座至今仍然重要和繁华的城市，其变化之大也十分惊人，除了某些古迹外，我们几乎可以把它们当作另外的城市来看待。没有列入这个名单的城市更是如此，例如扬州，它曾是东方世界最艳丽、舒适的生活方式的集中地，请读这些诗句：
　　
　　腰缠十万贯，
　　
　　骑鹤上扬州。
　　
　　天下三分明月，
　　
　　二分独照扬州。
　　
　　十年一觉扬州梦，
　　
　　赢得青楼薄幸名。
　　
　　扬州至今犹在，但经历过太平天国的熊熊战火，又随着新的交通格局代替了运河功能，它也就失去了昔日的重要和繁华。今天我们能去的，其实是另一个扬州。
　　
　　这种情景，几年前我在甘肃敦煌旅行时感受更深。日本人为了拍摄电影《敦煌》，耗费巨资在沙漠中另搭了一座唐代的敦煌城。我去时他们的电影已经拍好，只把一座空城留在那里。我在空城的街道上走着，各种店铺、住屋、车辆与真的相差无几，店铺的木牌上清楚地写着各种货品和价目，每家住屋的楼梯走廊可通达一间间房间，街道纵横交错，四周城墙上旌旗飘飘。我走得好奇，走得寂寞，终于又走得惶恐。比之于今天的敦煌县城，这里更接近使之名扬千古的唐代原城，但原城的人都到哪里去了呢？空荡荡让我一个人走着，像走在梦里。是的，它在梦里，电影艺术家只是依照梦搭建了一下，而一旦被搭建，它就让我们看到了另一座也被称之为“敦煌”的现代县城的某种不真实性。从一定意义上说，一座原来的敦煌已多次消失，多次入梦。
　　
　　总而言之，比之于山川湖泊、大漠荒原，都市是非常脆弱的。越是热闹的东西越是脆弱，这是中国老庄哲学早就阐述过的，然而都市的热闹却是人性的汇聚，人性的汇聚到如此密集的程度还依然脆弱，这不能不说是人类的一大悲剧。
　　
　　除了像庞贝古城那样纯自然力的毁坏之外，致使许多城市消失的原因还在于人类自身。人类，尤其是中国人，究竟有什么深层原因使他们既迷恋城市、觊觎城市，又与城市过不去呢？
　　
　　为了索解这个问题，我在香港又想起了渤海国首都。我在高楼间想着废墟，在昔日荒凉的渔村想着昔日喧腾的华都，在一百多年后的热闹中想到一千多年前的热闹，在波光浩淼的吐露港海湾想着荒草丛中那口八宝琉璃井。虽然相隔遥远，但香港毕竟是现代大都市，它拥有很多规模宏大、收藏齐备的图书馆，可以为我提供在徘徊废墟时得不到的资料。经过长时间的爬剔搜寻，我终于知道有关渤海国的历史资料少而又少。《旧唐书》、《新唐书》里有一些大同小异的记载，日本和朝鲜也保存了一些零星的旁佐性资料，而它自己的记录文件则已湮没得一件不剩，就像一名没有留下任何日记和自述的亡故者，只能靠周围邻居的零落记忆来拼合他的生命过程。
　　
　　我从资料中知道，渤海国是当时东北大地上受盛唐文明影响最大，因此也是最先进的一个自治藩国。可以想象，刚刚从一种比较原始的游牧生态走过来的部落，要不要接受当时也许是世界上最高文明之一的盛唐文明，是会经历一番长期而艰苦的斗争的。翻来覆去斗争了好多年，终于以先进战胜保守，以文明战胜落后，在大仁秀时期（公元八一七年至八三○年）达到鼎盛，世称“海东盛国”，其首都与唐朝长安一东一西地并立于世。但是，切莫乐观，先进真的战胜了保守吗？文明真的战胜了落后吗？未必。达尔文的进化论一搬到社会历史上来常常碰壁。“海东盛国”太招眼，太容易引起周围人们的忌恨了，它与唐朝的亲密交往也太让别的游牧部落看不惯了，它所汇集的财富太让人眼红了，它拥挤的街市太能够刺激别人的占领欲了，它播扬四海的赫赫大名太能煽起别人要来吞食它的野心了。于是，它最强盛的时期也就是它最脆弱的时期，千万不要为万众瞻仰而高兴，看看瞻仰者的眼神吧，最严重的危机已在那里埋伏。大仁秀时期才过去一百年，公元九二六年，渤海国竟一下子被契丹所灭，像是一出有声有色的戏突然来了一个出人意料的结尾，但仔细一想，这个结尾也是合乎逻辑的。
　　
　　既然拥有如此强大的盛唐文明，怎么还会被游牧民族所灭呢？提出这个问题的朋友未免天真。不管哪一种文明在最粗浅的层面上是无法与野相抗衡的，“秀才遇到兵”的可悲情景会频频出现。遥远的唐朝有时可以在实力上帮点忙，但也十分有限。唐朝自身也经历着复杂的内部斗争，后来自己也灭亡了，怎么帮得上呢？因此，渤海国中主张接受盛唐文明的先进分子注定是孤独的悲剧人物。他们很可能被说成是数典忘祖的“亲唐派”，而唐朝却又不会把他们看在自己人。在这一点上，唐玄宗时期渤海国的大门艺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他的哥哥一度是渤海国的统治者，一直想与唐朝作对，他争执几次无效，就逃到唐朝来了。哥哥便与唐朝廷交涉，说我弟弟大门艺对抗军令躲到了你们这儿，你们应该帮我把他杀了。唐玄宗派几名外交官到渤海国，对那位哥哥说，大门艺走投无路来找我，我杀掉他说不过去，但你的意思我们也该尊重，因此已把他流放到烟瘴之地岭南。本来事情也就过去了，不想那几个外交官在渤海国住的时间长了说漏了嘴，透露出大门艺并未被流放。于是那位哥哥火了，写信给唐玄宗表示抗议，唐玄宗只得把几个外交官处分了。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对此事曾作过有趣的批评，大意是说：唐朝对于自己的隶属国应该靠威信来使它们心悦诚服。渤海国那位弟弟为了阻止一场反唐战争来投靠你，你应该有胆量宣告他是对的，没有罪，而哥哥则是错的，即便不去讨伐，也要是非分明。不想唐玄宗既没有能力制服那位哥哥，又不能堂堂正正地保护那位弟弟，竟然像市井小人一样耍骗人伎俩，结果被人反问得抬不起头来，只好对自己的外交官不客气，实在是丢人现眼。（参见《资治通鉴》卷二一三）司马光说得很好，但这位历史学家应该知道，一切政治家都是现实主义者，至少他们中的大多数都不会为一种远离自己的文明和文化付出太大的代价。那位叫做大门艺的弟弟只能在长安城里躲躲藏藏，他为故乡都城的文明而奋斗，但故乡的都城却容不了他。后来，渤海国由于自身的改朝换代进一步走向了文明，但这样一来渤海国本身也就成了那位弟弟，因高度的文明而走向孤单，走向脆弱，走向无援。
　　
　　不错，走向了文明的渤海国首都城墙内已经形成了一种强韧的心理规范和社会秩序，还不至于很快就退化，但野蛮者对此有自己的办法。契丹人占领渤海国首都之后，先是尽情地抢劫了一番，后来发现一座城市是一种无形的情绪的集中，一种文化默契的定型，哪怕是无声的砖石檐墙、大街通衢也会构成一种强大的故国之思和复仇意念，要去捕捉却又不知去向，以为没有了却又弥漫四周。契丹人恼怒了又胆怯了，胆怯与野蛮一结合总能做出世间第一等的大坏事，他们下令腾出首都，举国南迁，逃开这些街道和楼宇，拆散这些情绪和气氛，然后放一把大火把这座都城彻底烧毁。
　　
　　我们现在无法描述那场大火，无法想象一座亚洲大都市全部投入火海之后的怕人情景，无法猜度那无数过惯了大城市繁华生活的渤海人被迫拖儿带女踉跄南下是回头看这场大火时的心情和眼光。记得当地考古工作者告诉我，发掘遗址时，总能看到一些砖块、瓦片、史料这些不会熔化的东西竟然被烧得黏结在一起，而巨大的路石也因被火烧烤而断裂。这场火看来实在是不小，不知前后烧了多长时间。我伸头看过的那口八宝琉璃井的井水，当时一定是烧沸了的，那么远远滋润着它的无数水源也都会连带着燥热起来，在地下蒸腾。但是蒸腾也就蒸腾罢了，过不了多久，一切又重新冷却，朔北的长风把最后一缕火焦味吹走了，厚厚的冰雪抹去了这块土地上的任何一点热量，似乎一切都没有发生过。从渤海国南迁的人四处散落，几代之后，连一个渤海人的后裔也难于找到了。
　　
　　我们仍然只能说，历史，曾经在这块荒凉的土地上做过一个有关城市的梦。梦很快就碎了，醒来一片荒凉。
　　
　　三
　　
　　中国的其他城市，遭遇并不像渤海国的首都那样惨烈，但在社会心理气氛的处境上，又有相同之处。
　　
　　《淮南子？原道训》说：“鲧筑城以卫君，造郭以居人，此城郭之始也。”可见中国最早的城郭的建造主要是想达到“卫君”和“居人”这两项目的，因此随之具备了政治、军事、经济上的多方面价值，乍一看是十分强大的。但是从更本质的层面上看，辽阔的华夏大地从根子上所浸润的是一种散落的农业文明，城市的出现是一种高度集中的非农业社会运动，因此是这块土地的反叛物。这种本质对立，使城市命中注定会遇到很多麻烦。从一时一地看，城市远比农村优越；但从更广阔的视野上看，中国的农村要强大得多。
　　
　　例如，城市不直接从事农业生产，但又必须吸纳大量的农产品。它离不开农村，而农村却又未必需要它。一座发育健全的都市需要有自己发达的手工业和商业，有了发达的手工业和商业，它也就有了存在于世的充分理由，农村也离不开它了。但在中国古代城市里，手工业一直得不到长足的发展，即使有一点也与农村里的小作坊差不了多少，商业更受到传统文化观念的歧视，从商的赚了钱不干别的事，或者捐官，或者买地，仍然支付给官僚农业文明，而并不给商业本身带来多少积累。因此中国的城市可说是一种难以巍然自立的存在，很难对农村保持长久的优势。《红楼梦》中的农妇刘姥姥进几趟城，逛几趟大观园，歆羡万状，但贾府的财富来源，一是靠宫廷赏赐，二是靠田庄奉献，而宫廷赏赐一项不仅极不可靠而且入不敷出，主要还是靠田庄。让田庄支撑这么个大场面毕竟难乎其难，政治靠山一动摇只得全盘散架。城市里最富足、最有资历的府宅尚且如此，整个城市的脆弱性也可想而知。最后，连炙手可热的王熙凤的女儿，也只得靠乡下人刘姥姥来救助。
　　
　　中国城市的寄生性从反面助长了“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式的简单农业思维，在农民眼中，不直接从事农业生产而拥有财富的人，大抵是不义之人，因此需要定期地把自己直接生产出来的财富抢回来，农民起义军一次次攻陷城池，做的就是这件事。中国农民历来认为，在乡间打家劫舍是盗贼行径，而攻陷城池则是大快人心的壮举。城市本身的不健全，加上辽阔的农村对它的心理对抗，它也就变得更加没有自信。许多城里人都是从乡间来的，他们也对城市生态产生怀疑，有一种强烈的“客居”感，思想方式还是植根于农业文明。一个最浅近的例子，是直到今天小学语文课本里还可能收录着的宋代张俞的那首绝句：
　　
　　昨日入城市，
　　
　　归来泪满巾；
　　
　　遍身罗绮者，
　　
　　不是养蚕人！
　　
　　照这首诗的逻辑，只有让养蚕人穿着遍身锦罗，种田人独享一切农产品才算合理。“遍身罗绮者，不是养蚕人”之一种极其正常的城市逻辑，一点不值得惊异，但让农村眼光的人看来却曾产生如此强烈的情感反应：竟然是“泪满巾”！首句“昨日入城市”非常确实地点明了诗作与城市的对立情绪，很有文化研究的价值。从前这首诗常被引伸为具有阶级反抗情绪，那是搞错了的，张俞本人也不会同意。有意思的是这首十分矫情的小诗竟然闹得一切受过初等教育的现代中国人都会背诵，诗中所传达的乡下人冷眼看城市的心态变成了中国的习惯心态。这些年来，我还经常听那些被家长打扮得完全达到国际大都市时髦水平的小孩，奶声奶气又强作悲愤状地背诵这首诗，心中就默默祈祷：什么时候，换一首吧！
　　
　　连城市的普通生活形态也受到如此的抗拒和谴责，当然更谈不上对城市心理规则的弘扬了。中国历史上很难举得出一批真正的城市思想家。读古希腊、罗马文献，看到那些政治家、思想家一开口就朗声朗气地呼唤：“雅典城的公民们！”“罗马城的公民们！”在中国古代就缺少这种呼唤声。第一个真正具备城市意识的思想家，我觉得是龚自珍，那就出现得太晚了，而且他也未能让自己的声音占领任何一座城市。
　　
　　在农业社会里人们都归之于千篇一律的生产命题，因此虽然分散却思维同一；城市正相反，近在咫尺却生态各异，紧密汇集却纷纭多元。这种多元汇聚又提出了各种各样的生活需要，使城市生活变得琳琅满目；这种多元汇聚还会造成不同信息的快速沟通，使城市人成为视野开阔、思维敏捷、选择机会繁多的一群；这种多元汇聚更形成一种价值比照，使城市人对生活的质量、人生的取向、社会的走势、政治的安危产生了一种远远高于农村流散状态的比较和判断。这样一来，城市人成了中国社会中十分违背传统教化原则的人文群落，无论是对农民还是对统治者来说，都觉得不好对付。城市意识，也几乎成了异端邪说，尤其是到了中国近代，列强的武力和国际文明同时进入沿海都市之后，城市意识里又自然而然地融化进国际价值坐标和现代商业原则，更是根深蒂固的中国农业文明所难以容忍的了。两种文明的搏斗，从上世纪延续到本世纪，越演越烈。城市文明滋长得十分艰难又十分顽强，而农业文明的包围和反击则更加厉害。
　　
　　现代中国城市经常领受到企图疏散城市元气的非城市化运动。或者按照农村的村落重新组织城市的居民社区，出现了大量“城市里的乡村”；或者让城市居民和工厂成批地下放到农村，把城市一点点剥蚀。直到本世纪六十年代末期，这种非城市化运动达到高潮。为了引导城市居民离开城市，曾经提出过“不在城里吃闲饭”的著名口号，这个口号包含着对城市生活的无知和蔑视，是一种把直接的农业生产看成创造财富的唯一手段的小农观念在作祟。紧接着，就出现了驱赶所有城市里的青年学生到农村去的全国性运动。这个运动之所以与知识分子支持边疆建筑完全是两码事，在于它把所有的青年学生的全部人生道路都划给了农村，因此也就否定了城市在知识层面上有延续和继承的必要性，进而否定了城市存在的必要性。当然，每一所中学的毕业生都要下乡，每一家的子女都要下乡，而且都是终身性的下乡，城里剩下的只是中老年和因病实在无法下乡的青年。要是这个运动不结束，而是真的成了当时所说的“基本国策”，那么不要很多年，一座座城市不再会存在任何有生力量。苦苦思念着乡间儿孙的老人一批批死去，城里还会留下什么人呢？街道还在，楼房还在，但已成了沙漠里搭建起来的那座“敦煌”，作为一座城市已不复存在。城市消亡了，消亡在现代，消亡在强悍的小农意识的侵凌中。这一运动使广大知识分子青年遭受的可怖悲剧已经人所共知，但更为可怖的悲剧确实它直接指向着城市的消亡。幸好这一运动只延续了十年，而新时期的一个突出标志恰恰正是各个城市的自我强固，同时又在中国广大农村中渐渐渗入某种城市生态和城市意识的元素，是城市的伟力有可能来滋润万里山川。城市，终究是中国现代化的据点。
　　
　　也许不是危言耸听：我们，真的躲过了一场使无数城市陷于消亡的现代灾难。须知，这些灾难一旦构成，可能是中国本世纪一来最大的倒退。
　　
　　但是我们又不能过于乐观。现代城市意识在中国的崛起和普及殊非易事，有许多方面我们还需要从启蒙开始。城市的一时繁荣并不等于城市秩序的形成，更不等于城市文明的建立。
　　
　　城市文明以密集的人群为前提，因此必须呈现出一种立体构架，一层一层地分列出社会文化价值等级，并以此为依据进行有秩序的操作。没有这个构架，人群的密集会产生反面效应，这是我们以往经常看到的事实。在乱哄哄的拥挤中，哪怕是一句没有来由的流言也会翻卷成一种情绪激潮，造成灾难性的后果。中国近代以来，一切人为的大灾难几乎都产生于城市，便是这个道理。没有构架，那些搬弄是非、兴风作浪的好事之徒就会在人群中如鱼得水，而城市的优秀分子却会陷身于市井痞子、外来冒险家、赌徒暴发户的包围之中，无法展现自身优势，至于为数不多的可以作为城市灵魂的大智者则更会被一片市嚣所淹没。没有构架，他们是脆弱的；没有他们，城市是脆弱的。
　　
　　不能设想，在古希腊的雅典没有亚里士多德，在文艺复兴时期的伦敦没有莎士比亚，法国大革命时期的巴黎没有雨果。他们是城市的精神主宰，由他们伸发开去，一座城市的行为法则和思维默契井然有序，就像井然有序的城市交通网络和排水系统。中国也拥有过高水平的思想文化大师，但他们为了逃避无秩序的拥挤，大多藏身于草堂、茅庵、精舍，大不了躲在深山里讲学，主持着岳麓书院或白鹿洞书院，与城市关系不大。这个传统，致使我们直到今天还无法对城市文明作出高层面的把持和阐扬，而多数成功的艺术作品更是以农村或小镇为表现基点。
　　
　　因此，突然热闹起来了的中国城市，还没有从根本上摆脱它们天生的脆弱性。因此我们还不能说，今天的中国城市已经完成了对数千年的封建观念和狎弄意识的战胜。
　　
　　城市，还有被消蚀的可能。
　　
　　四
　　
　　就我个人而言，有时也会被身边的烦嚣搅得头昏脑胀，很想躲开城市，进而对呼唤城市文明的必要性产生怀疑。尤其是不少西方城市人已经提出“回归自然”的口号，我们是否一定要去钻别人已想钻出的怪圈？
　　
　　由此，我又想起了发现渤海国遗迹的清代流放者们。他们被城市放逐了，离别城市那天还涕泪交加，现在突然看到一个大都市的废墟，他们会作何感想？我想，他们大多会从废墟中领悟城市里功名的无聊，从而获得平静和超越，减轻心头的苦痛。
　　
　　记得离开渤海国废墟后我们去了不远处的镜泊湖。面对着镜泊湖宁谧的美景，我曾想：废墟傲视着一时功名的短暂，而镜泊湖则又进一步傲视着废墟的短暂。渤海国的废墟存在了一千多年，而镜泊湖至少已存在了一万多年。废墟是以往功业的遗留，镜泊湖完全离开了功业，因此也没有废墟，永远是一派青春、一派妩媚，妩媚了上万年也不见老，被它妩媚过的建功立业者都一一化作了尘土，而它还是妩媚着。像镜泊湖一样冷清和漠然，多好。
　　
　　这么一想，我似乎获得了全然解脱，就像老庄哲学曾经给过我的，但很快我又感觉到了这种解脱的虚假性。有血有肉的人不可能真的把自己等同于万古湖山，事实上我就连在镜泊湖住上较长时间也会因寂寞、孤独而无法适应。我尽管喜欢安静、崇尚自然，却绝不会做隐士。作为一个现代人，我更渴望着无数生命散发出的蓬勃热能。与其长时间地遁迹山林，还不如承受熙熙攘攘的人群、匆匆忙忙的脚步，以及那既熟悉又陌生的无数面影。我绝不会皱着眉装出厌恶世人拥挤的表情来自命清雅，而只是一心企待着早晨出门，街市间一连几个不相识的人向我道一声“早”，然后让如潮的人流把我溶化。
　　
　　说到底，我是一个世俗之人，我热爱城市。
　　
　　我对城市的热爱，当然也包含着对它的邪恶的承认。城市的邪恶是一种经过集中、加温、发酵，然后又进行了一番打扮的邪恶，因而常常比山野乡村间的邪恶更让人反胃；但是，除非有外力的侵凌，城市的邪恶终究难于控制全局、笼罩街市，街市间顽强地铺展着最寻常的世俗生活。因此，我们即便无法消灭邪恶也能快步走过它，走过邪恶，走向人性，走向人类的大拥挤和大热闹。
　　
　　【篇六：莫高窟】
　　
　　莫高窟对面，是三危山。《山海经》记，“舜逐三苗子三危”。可见它是华夏文明的早期屏障，早得与神话分不清界线。那场战斗怎么个打法，现在已很难想象，但浩浩荡荡的中原大军总该是来过的。当时整个地球还人迹稀少，哒哒的马蹄声显得空廓而响亮。让这么一座三危山来做莫高窟的映壁，气概之大，人力莫及，只能是造化的安排。
　　
　　公元366年，一个和尚来到这里。他叫乐樽，戒行清虚，执心恬静，手持一支锡杖，云游四野。到此已是傍晚时分，他想找个地方栖宿。正在峰头四顾，突然看到奇景：三危山金光灿烂，烈烈扬扬，像有千佛在跃动。是晚霞吗？不对，晚霞就在西边，与三危山的金光遥遥对应。
　　
　　三危金光之谜，后人解释颇多，在此我不想议论。反正当时的乐樽和尚，刹那间激动万分。他怔怔地站着，眼前是腾燃的金光，背后是五彩的晚霞，他浑身被照得通红，手上的锡杖也变得水晶般透明。他怔怔地站着，天地间没有一点声息，只有光的流溢，色的笼罩。他有所憬悟，把锡杖插在地上，庄重地跪下身来，朗声发愿，从今要广为化缘，在这里筑窟造像，使它真正成为圣地。和尚发愿完毕，两方光焰俱黯，苍然暮色压着茫茫沙原。
　　
　　不久，乐樽和尚的第一个石窟就开工了。他在化缘之时广为播扬自己的奇遇，远近信士也就纷纷来朝拜胜景。年长日久，新的洞窟也—一挖出来了。上至王公，下至平民，或者独筑，或者合资，把自己的信仰和祝祈，全向这座陡坡凿进。从此，这个山岙的历史，就离不开工匠斧凿的叮噹声。
　　
　　工匠中隐潜着许多真正的艺术家。前代艺术家的遗留，又给后代艺术家以默默的滋养。于是，这个沙漠深处的陡坡，浓浓地吸纳了无量度的才情，空灵灵又胀鼓鼓地站着，变得神秘而又安详。
　　
　　从哪一个人口密集的城市到这里，都非常遥远。在可以想象的将来，还只能是这样。它因华美而矜持，它因富有而远藏。它执意要让每一个朝圣者，用长途的艰辛来换取报偿。
　　
　　我来这里时刚过中秋，但朔风已是铺天盖地。一路上都见鼻子冻得通红的外国人在问路，他们不懂中文，只是一叠连声地喊着：“莫高！莫高！”声调圆润，如呼亲人。国内游客更是拥挤，傍晚闭馆时分，还有一批刚刚赶到的游客，在苦苦央求门卫，开方便之门。
　　
　　我在莫高窟一连呆了好几天。第一天入暮，游客都已走完了，我沿着莫高窟的山脚来回徘徊。试着想把白天观看的感受在心头整理一下，很难；只得一次次对着这堵山坡傻想，它究竟是个什么样的存在？
　　
　　比之于埃及的金字塔，印度的山奇大塔，古罗马的斗兽场遗迹，中国的许多文件遗迹常常带有历史的层累性。别国的遗迹一般修建于一时，兴盛于一时，以后就以纯粹遗迹的方式保存着，让人瞻仰。中国的长城就不是如此，总是代代修建、代代拓伸。长城，作为一种空间的蜿蜒，竟与时间的蜿蜒紧紧对应。中国历史太长、战乱太多、苦难太深，没有哪一种纯粹的遗迹能够长久保存，除非躲在地下，躲在坟里，躲在不为常人注意的秘处。阿房宫烧了，滕王阁坍了，黄鹤楼则是新近重修。成都的都江堰所以能长久保留，是因为它始终发挥着水利功能。因此，大凡至今轰传的历史胜迹，总是生生不息、吐纳百代的独特秉赋。
　　
　　莫高窟可以傲视异邦古迹的地方，就在于它是一千多年的层层累聚。看莫高窟，不是看死了一千年的标本，而是看活了一千年的生命。一千年而始终活着，血脉畅通、呼吸匀停，这是一种何等壮阔的生命！一代又一代艺术家前呼后拥向我们走来，每个艺术家又牵连着喧闹的背景，在这里举行着横跨千年的游行。纷杂的衣饰使我们眼花缭乱，呼呼的旌旗使我们满耳轰鸣。在别的地方，你可以蹲下身来细细玩索一块碎石、一条土埂，在这儿完全不行，你也被裹卷着，身不由主，踉踉跄跄，直到被历史的洪流消融。在这儿，一个人的感官很不够用，那干脆就丢弃自己，让无数双艺术巨手把你碎成轻尘。
　　
　　因此，我不能不在这暮色压顶的时刻，在山脚前来回徘徊。一点点地找回自己，定一定被震撼了的惊魂。晚风起了，夹着细沙，吹得脸颊发疼。沙漠的月亮，也特别清冷。山脚前有一泓泉流，汩汩有声。抬头看看，侧耳听听，总算，我的思路稍见头绪。
　　
　　白天看了些什么，还是记不大清。只记得开头看到的是青褐浑厚的色流，那应该是北魏的遗存。色泽浓厚沉着得如同立体，笔触奔放豪迈得如同剑戟。那个年代故事频繁，驰骋沙场的又多北方骠壮之士，强悍与苦难汇合，流泻到了石窟的洞壁。当工匠们正在这些洞窟描绘的时候，南方的陶渊明，在破残的家园里喝着闷酒。陶渊明喝的不知是什么酒，这里流荡着的无疑是烈酒，没有什么芬芳的香味，只是一派力，一股劲，能让人疯了一般，拔剑而起。这里有点冷，有点野，甚至有点残忍。
　　
　　色流开始畅快柔美了，那一定是到了隋文帝统一中国之后。衣服和图案都变得华丽，有了香气，有了暖意，有了笑声。这是自然的，隋炀帝正乐呵呵地坐在御船中南下，新竣的运河碧波荡漾，通向扬州名贵的奇花。隋炀帝大凶狠，工匠们不会去追随他的笑声，但他们已经变得大气、精细，处处预示着，他们手下将会奔泻出一些更惊人的东西；
　　
　　色流猛地一下涡漩卷涌，当然是到了唐代。人世间能有的色彩都喷射出来，但又喷得一点儿也不野，舒舒展展地纳入细密，流利的线条，幻化为壮丽无比的交响乐章。这里不再仅仅是初春的气温，而已是春风浩荡，万物甦醒，人们的每一缕筋肉都想跳腾。这里连禽鸟都在歌舞，连繁花都裹卷成图案，为这个天地欢呼。这里的雕塑都有脉搏和呼吸，挂着千年不枯的吟笑和娇嗔。这里的每一个场面，都非双眼能够看尽，而每一个角落，都够你留连长久。这里没有重复，真正的欢乐从不重复。这里不存在刻板，刻板容不下真正的人性。这里什么也没有，只有人的生命在蒸腾。一到别的洞窟还能思忖片刻，而这里，一进入就让你燥热，让你失态，让你只想双足腾空。不管它画的是什么内容，一看就让你在心底惊呼，这才是人，这才是生命。人世间最有吸引力的，莫过于一群活得很自在的人发出的生命信号。这种信号是磁，是蜜，是涡卷方圆的魔井。没有一个人能够摆脱这种涡卷，没有一个人能够面对着它们而保持平静。唐代就该这样，这样才算唐代。我们的民族，总算拥有这么一个朝代，总算有过这么一个时刻，驾驭如此瑰丽的色流，而竟能指挥若定。
　　
　　色流更趋精细，这应是五代。唐代的雄风余威未息，只是由炽热走向温煦，由狂放渐趋沉着。头顶的蓝天好像小了一点，野外的清风也不再鼓荡胸襟；
　　
　　终于有点灰黯了，舞蹈者仰首看到变化了的天色，舞姿也开始变得拘谨。仍然不乏雅丽，仍然时见妙笔，但欢快的整体气氛，已难于找寻。洞窟外面，辛弃疾、陆游仍在握剑长歌，美妙的音色已显得孤单，苏东坡则以绝世天才，与陶渊明呼应。大宋的国土，被下坡的颓势，被理学的层云，被重重的僵持，这得有点阴沉。
　　
　　色流中很难再找到红色了，那该是到了元代；
　　
　　这些朦胧的印象，稍一梳理，已颇觉劳累，像是赶了一次长途的旅人。据说，把莫高窟的壁画连起来、整整长达60华里。我只不信，60华里的路途对我轻而易举，哪有这般劳累？
　　
　　夜已深了，莫高窟已经完全沉睡。就像端详一个壮汉的睡姿一般，看它睡着了，也没有什么奇特，低低的、静静的，荒秃秃的，与别处的小山一样。
　　
　　第二天一早，我又一次投入人流，去探寻莫高窟的底蕴，尽管毫无自信。
　　
　　游客各种各样。有的排着队，在静听讲解员讲述佛教故事；有的捧着画具，在洞窟里临摹；有的不时拿出笔记写上几句，与身旁的伙伴轻声讨论着学术课题。他们就像焦距不一的镜头，对着同一个拍摄对象，选择着自己所需要的清楚和模糊。
　　
　　莫高窟确实有着层次丰富的景深（depthoffield），让不同的游客摄取。听故事，学艺术，探历史，寻文化，都未尝不可。一切伟大的艺术，都不会只是呈现自己单方面的生命。它们为观看者存在，它们期待着仰望的人群。一堵壁画，加上壁画前的唏嘘和叹息，才是这堵壁画的立体生命。游客们在观看壁画，也在观看自己。于是，我眼前出现了两个长廊：艺术的长廊和观看者的心灵长廊；也出现了两个景深：历史的景深和民族心理的景深。
　　
　　如果仅仅为了听佛教故事，那么它多姿的神貌和色泽就显得有点浪费。如果仅仅为了学绘画技法，那么它就吸引不了那么多普通的游客。如果仅仅为了历史和文化，那么它至多只能成为厚厚著述中的插图。它似乎还要深得多，复杂得多，也神奇得多。
　　
　　它是一种聚会，一种感召。它粑人性神化，付诸造型，又用造型引发人性，于是，它成了民族心底一种彩色的梦幻，一种圣洁的沉淀，一种永久的向往。
　　
　　它是一种狂欢，一种释放。在它的怀抱里神人交融、时空飞腾，于是，它让人走进神话，走进寓言，走进宇宙意识的霓虹。在这里，狂欢是天然秩序，释放是天赋人格，艺术的天国是自由的殿堂。
　　
　　它是一种仪式，一种超越宗教的宗教。佛教理义已被美的火焰蒸馏，剩下了仪式应有的玄秘、洁净和高超。只要是知闻它的人，都会以一生来投奔这种仪式，接受它的洗礼和熏陶。
　　
　　这个仪式如此宏大，如此广袤。甚至，没有沙漠，也没有莫高窟，没有敦煌。仪式从沙漠的起点已经开始，在沙窝中一串串深深的脚印间，在一个个夜风中的帐篷里，在一具具洁白的遗骨中，在长毛飘飘的骆驼背上。流过太多眼泪的眼睛，已被风沙磨钝，但是不要紧，迎面走来从那里回来的朝拜者，双眼是如此晶亮。我相信，一切为宗教而来的人，一定能带走超越宗教的感受，在一生的潜意识中蕴藏。蕴藏又变作遗传，下一代的苦旅者又浩浩荡荡。为什么甘肃艺术家只是在这里撷取了一个舞姿，就能引起全国性的狂热？为什么张大千举着油灯从这里带走一些线条，就能风靡世界画坛？只是仪式，只是人性，只是深层的蕴藏。过多地捉摸他们的技法没有多大用处，他们的成功只在于全身心地朝拜过敦煌。蔡元培在本世纪初提出过以美育代宗教，我在这里分明看见，最高的美育也有宗教的风貌。或许，人类的将来，就是要在这颗星球上建立一种有关美的宗教？
　　
　　离开敦煌后，我又到别处旅行。
　　
　　我到过另一个佛教艺术胜地，那里山清水秀，交通便利。思维机敏的讲解员把佛教故事与今天的社会新闻、行为规范联系起来，讲了一门古怪的道德课程。听讲者会心微笑，时露愧色。我还到过一个山水胜处，奇峰竞秀，美不胜收。一个导游指着几座略似人体的山峰，讲着一个个贞节故事，如画的山水立时成了一座座道德造型。听讲者满怀兴趣，扑于船头，细细指认。
　　
　　我真怕，怕这块土地到处是善的堆垒，挤走了美的踪影。
　　
　　为此，我更加思念莫高窟。
　　
　　什么时候，哪一位大手笔的艺术家，能告诉我莫高窟的真正奥秘？日本井上靖的《敦煌》显然不能令人满意，也许应该有中国的赫尔曼·黑塞，写一部《纳尔齐斯与歌尔德蒙》（NarzissundGoldmund），把宗教艺术的产生，刻划得如此激动人心，富有现代精神。
　　
　　不管怎么说，这块土地上应该重新会聚那场人马喧腾、载歌载舞的游行。
　　
　　我们，是飞天的后人。
　　
　　【篇七：夜航船】
　　
　　我的书架上有一部明代文学家张岱的《夜航船》。这是一部许多学人查访终身而不得的书，新近根据宁波天一阁所藏抄本印出。书很厚，书脊显豁，插在书架上十分醒目。文学界的朋友来寒舍时，常常误认为是一部新出的长篇小说。这部明代小百科的书名确实太有意思了，连我自己巡睃书架时也常常会让目光在那里顿一顿，耳边响起欸乃的橹声。
　　
　　夜航船，历来是中国南方水乡苦途长旅的象征。我的家乡山岭丛集，十分闭塞，却有一条河流悄然穿入。每天深夜，总能听到笃笃笃的声音从河畔传来，这是夜航船来了，船夫看到岸边屋舍，就用木棍敲着船帮，召唤着准备远行的客人。山民们夜夜听到这个声音，习以为常，但终于，也许是身边的日子实在混不下去了，也许是憨拙的头脑中突然卷起了幻想的波澜，这笃笃笃的声音产生了莫大的诱惑。不知是哪一天，他们吃过一顿稍稍丰盛的晚餐，早早地收拾好简薄的行囊，与妻儿们一起坐在闪烁的油灯下等候这笃笃声。
　　
　　当敲击船帮的声音终于响起时，年幼的儿子们早已歪歪扭扭地睡熟，山民粗粗糙糙地挨个儿摸了一下他们的头，随即用拳头擦了擦眼角，快步走出屋外。蓬头散发的妻子提着包袱跟在后面，没有一句话。
　　
　　外出的山民很少有回来的。有的妻子，实在无以为生了，就在丈夫上船的河滩上，抱着儿子投了水。这种事一般发生在黑夜，惨淡的月光照了一下河中的涟漪，很快什么也没有了。过不了多久，夜航船又来了，依然是笃笃笃、笃笃笃，慢慢驶过。
　　
　　偶尔也有些叫人羡慕的信息传来。乡间竟出现了远途而来的老邮差，手中拿着一封夹着汇票的信。于是，这家人家的木门槛在几天内就会跨进无数双泥脚。夜间，夜航船的敲击声更其响亮了，许多山民开始失眠。
　　
　　几张汇票使得乡间有了私塾。一些幸运的孩子开始跟着一位外乡来的冬烘先生大声念书。进私塾的孩子有时也会被笃笃声惊醒，翻了一个身，侧耳静听。这声音，与山腰破庙里的木鱼声太像了，那是祖母们向往的声音。
　　
　　一个坐夜航船到上海去谋生的人突然成了暴发户。他回乡重修宅院，为了防范匪盗，在宅院四周挖了河，筑一座小桥开通门户。宅院东侧的河边，专修一个船码头，夜航船每晚要在那里停靠，他们家的人员货物往来多得很。夜航船专为他们辟了一个精雅小舱，经常有人从平展展的青石阶梯上下来，几个佣人挑着足够半月之用的食物上船。有时，佣人手上还会提着一捆书，这在乡间是稀罕之物。山民们傻想着小舱内酒足饭饱、展卷卧读的神仙日子。
　　
　　船老大也渐渐气派起来。我家邻村就有一个开夜航船的船老大，早已成为全村艳羡的角色。过去，坐他船的大多是私盐贩子，因此航船经常要在沿途受到缉查。缉查到了，私盐贩子总被捆绑起来，去承受一种叫做“趱杠”的酷刑。这种酷刑常常使私盐贩子一命呜呼。船老大也会被看成是同伙，虽不做“趱杠”，却要吊打。现在，缉查人员拦住夜航船，见到的常常是神态高傲的殷富文士，只好点头哈腰连忙放行。船老大也就以利言相讥，出一口积压多年的鸟气。
　　
　　每次船老大回村，总是背着那支大橹。航船的橹背走了，别人也就无法偷走那条船。这支橹，就像现今小汽车上的钥匙。船老大再劳累，背橹进村时总把腰挺得直直的，摆足了一副凯旋的架势。放下橹，草草洗过脸，就开始喝酒。灯光亮堂，并不关门，让亮光照彻全村。从别的码头顺带捎来的下酒菜，每每引得乡人垂涎欲滴。连灌数盅后他开始讲话，内容不离这次航行的船客，谈他们的风雅和富有。
　　
　　好多年前，我是被夜航船的笃笃声惊醒的孩子中的一个。如果是夏夜，我会起身，攀着窗沿去看河中那艘扁黑的船，它走得很慢，却总是在走，听大人说，明天傍晚就可走到县城。县城准是大地方，河更宽了，船更多了，一条条晶亮晶亮的水路，再也没有泥淖和杂藻，再也没有土岸和残埠，直直地通向天际。
　　
　　第二天醒来，急急赶到船老大家，去抚摩那支大橹。大橹上过桐油，天天被水冲洗，非常干净。当时私塾已变成小学，学校的老师都是坐着航船来的，学生读完书也要坐着航船出去。整个学校，就像一个船码头。
　　
　　橹声欸乃，日日夜夜，山村流动起来了。
　　
　　夜航船，山村孩子心中的船，破残的农村求援的船，青年冒险家下赌注的船，文化细流浚通的船。
　　
　　船头画着两只大大的虎眼，犁破狭小的河道，溅起泼刺刺的水声。
　　
　　这下可以回过头来说说张岱的《夜航船》了。
　　
　　这位大学者显然是夜航船中的常客。他如此博学多才，不可能长踞一隅。在明代，他广泛的游历和交往，不能不经常依靠夜航船。次数一多，他开始对夜航船中的小世界品味起来。
　　
　　船客都是萍水相逢，无法作切己的深谈。可是船中的时日缓慢又无聊，只能以闲谈消遣。当时远非信息社会，没有多少轰动一时的新闻可以随意评说，谈来谈去，以历史文化知识最为相宜。中国历史漫长，文物典章繁复，谈资甚多。稍稍有点文化的人，正可借此比赛和炫示学问。一来二去，获得一点暂时的满足。
　　
　　张岱是绍兴人，当时绍兴府管辖八县，我的家乡余姚正属其中。照张岱说法，绍兴八县中数余姚文化气息最浓，后生小子都得读书，结果那里各行各业的人对于历史文物典章，知之甚多，一旦聚在夜航船中，谈起来机锋颇健，十分热闹。因此，这一带的夜航船，一下去就像进入一个文化赛场。
　　
　　他在《夜航船序》里记下了一个有趣的故事：
　　
　　昔有一僧人，与一士子同宿夜航船。士子高谈阔论，僧畏慑，举足而寝。僧人听其语有破绽，乃日：“请问相公，澹台灭明是一个人、两个人？”士子曰：“是两个人。”僧曰：“这等尧舜是一个人、两个人？”士子曰：“自然是一个人！”僧乃笑曰：“这等说起来，且待小僧伸伸脚。”
　　
　　你看，知识的优势转眼间就成了占据铺位的优势。这个士子也实在是丢了吾乡的脸，不知道“澹台”是复姓倒也罢了，把尧、舜说成一个人是不可原谅的。让他缩头缩脚地蜷曲着睡，正是活该。但是，夜航船中也有不少真正的难题目，很难全然对答如流而不被人掩口耻笑。所以连张岱都说：“天下学问，唯夜航船中最难对付。”
　　
　　于是，他决心编一部初级小百科，列述一般中国文化常识，使士子们不要在类似于夜航船这样的场合频频露丑。他把这部小百科名之曰《夜航船》，当然只是一个潇洒幽默的举动，此书的实际效用远在闲谈场合之上。
　　
　　但是，张岱的劳作，还是让我们看到了一种有趣的“夜航船文化”。这又是中国文化的一个可感叹之处。
　　
　　在缓慢的航行进程中，细细品尝着已逝的陈迹，哪怕是一些琐碎的知识。不惜为千百年前的细枝末节争得脸红耳赤，反正有的是时间。中国文化的进程，正像这艘夜航船。
　　
　　船头的浪，设不进来；船外的风，吹不进来；航行的路程，早已预定。谈知识，无关眼下；谈历史，拒绝反思。十年寒窗，竟在谈笑争胜间消耗。把船橹托付给老大，士子的天地只在船舱。一番讥刺，一番炫耀，一番假惺惺的钦佩，一番自命不凡的陶醉，到头来，争得稍大一点的一个铺位，倒头便睡，换得个梦中微笑。
　　
　　第二天，依然是这般喧闹，依然是这般无聊。船一程程行去，岁月一片片消逝，永远是喧闹的无聊，无聊的喧闹。
　　
　　我一次次抚摩过的船橹，竟是划出了这样一条水路？我梦中的亮晶晶的水路，竟会这般黯然？
　　
　　幸好，夜航船终于慢吞吞地走到了现代。吾乡的水路有了一点好的征兆：几位大师上船了。
　　
　　我仿佛记得曾坐小船经过山阴道，两岸边的乌柏，新禾，野花，鸡，狗，丛树和枯树，茅屋，塔，伽蓝，农夫和村妇，村女，晒着的衣裳，和尚，蓑笠，天，云，竹，……都倒影在澄碧的小河中，随着每一打桨，各各夹带了闪烁的日光，并水里的萍藻游鱼，一同荡漾。诸影诸物，无不解散，而且摇动，扩大，互相融和；刚一融和，却又退缩，复近于原形。边缘都参差如夏云头，镶着日光，发出水银色焰。
　　
　　——这是鲁迅在船上。
　　
　　夜间睡在舱中，听水声橹声，来往船只的招呼声，以及乡间的犬吠鸡鸣，也都很有意思。雇一只船到乡下去看庙戏，可以了解中国旧戏的真趣味，而且在船上行动自如，要看就看，要睡就睡，要喝酒就喝酒，我觉得也可以算是理想的行乐法。
　　
　　——这是周作人在船上。他不会再要高谈阔论的旅伴，只求个人的清静自由。
　　
　　早春晚秋，船价很便宜，学生的经济力也颇能胜任。每逢星期日，出三四毛钱雇一只船，载着二三同学，数册书，一壶茶，几包花生米，与几个馒头，便可优游湖中，尽一日之长。……随时随地可以吟诗作画。“野航恰受两三人。”“恰受”两字的状态，在这种船上最充分地表出着。
　　
　　——这是丰子恺在船上。他的船又热闹了，但全是同学少年，优游于艺术境界。
　　
　　这些现代中国的航船虽然还是比较平缓、狭小，却终于有了明代所不可能有的色泽和气氛。
　　
　　仍然想起张岱。他的惊人的博学使他以一人之力编出了一部百科全书式的《夜航船》，在他死后24年，远在千里之外的法国诞生了狄德罗，另一部百科全书将在这个人手上编成。这部百科全书，不是谈资的聚合，而是一种启蒙和挺进。从此，法国精神文化的航船最终摆脱了封建社会的黑夜，进入了一条新的河道。张岱做不到这地步，过错不在他。
　　
　　说到底，他的书名还是准确的：《夜航船》。
　　
　　我，难道真的被夜航船的笃笃声敲醒过吗？它的声响有多大呢？我疑惑了。
　　
　　记得有一天深夜，幼小的我与祖母争执过：我说这笃笃声是航船，她说这笃笃声是木鱼。究竟是什么呢？都是？都不是？抑或两者本是同一件事？
　　
　　祖母早已亡故。也许，我将以一辈子，索解这个谜。
　　
　　【篇八：上海人】
　　
　　近代以来，上海人一直是中国一个非常特殊的群落。上海的古迹没有多少好看的，到上海旅行，领受最深的便是熙熙攘攘的上海人。他们有许多心照不宣的生活秩序和内心规范，形成了一整套心理文化方式，说得响亮一点，可以称之为“上海文明”。一个外地人到上海，不管在公共汽车上，在商店里，还是在街道间，很快就会被辨认出来，主要不是由于外貌和语言，而是这种上海文明。
　　
　　同样，几个上海人到外地去，往往也显得十分触目，即使他们并不一定讲上海话。
　　
　　一来二去，外地人恼怒了。几乎全国各地，对上海人都没有太好的评价。精明、骄傲、会盘算、能说会道、自由散漫、不厚道、排外、瞧不大起领导、缺少政治热情、没有集体观念、对人冷淡、吝啬、自私、赶时髦、浮滑、好标新立异、琐碎，世俗气……如此等等，加在一起，就是外地人心目中的上海人。
　　
　　全国有点离不开上海人，又都讨厌着上海人。各地文化科研部门往往缺不了上海人，上海的轻工业产品用起来也不错，上海向国家上缴的资金也极为可观，可是交朋友却千万不要去交上海人。上海人出手不大方，宴会桌上喝不了几杯酒，与他们洽谈点什么却要多动几分脑筋，到他们家去住更是要命，既拥挤不堪又处处讲究。这样的朋友如何交得？
　　
　　这些年，外地人富起来了，上海人精明到头还是十分穷困。这很让人泄气。去年有一天，在上海的一辆电车上，一个外地人碰碰撞撞干扰了一位上海妇女，象平时每天发生的一样，上海妇女皱一下眉，轻轻嘟囔一句：“外地人！”这位外地人一触即发，把历来在上海所受的怨气全都倾泄出来了：“我外地人怎么了？要比钱吗？我估量你的存款抵不上我的一个零头；要比文化吗？我的两个儿子都是大学毕业生！”是啊，上海人还有什么可骄傲的呢？听他讲罢，全车的上海人都发出酸涩的笑声。
　　
　　上海人可以被骂的由头比上面所说的还要多得多。比如，不止一个扰乱了全国的政治恶棍是从上海发迹的，你上海还有什么话说？不太关心政治的上海人便惶惶然不再言语，偶尔只在私底下嘀咕一声：“他们哪是上海人？都是外地来的！”
　　
　　但是，究竟有多少地地道道的上海人？真正地道的上海人就是上海郊区的农民，而上海人又瞧不起“乡下人”。
　　
　　于是，上海人陷入了一种无法自拔的尴尬。这种尴尬远不是自今日起。依我看，上海人始终是中国近代史开始以来最尴尬的一群。
　　
　　剖视上海人的尴尬，是当代中国文化研究的一个沉重课题。荣格说，文化赋予了一切社会命题以人格意义。透过上海人的文化心理人格，我们或许能看到一些属于全民族的历史课题。
　　
　　我们这个民族，遇到过的事情太多了，究竟是一种什么契机，撞击出了上海文明？它已紧缠着我们走了好一程，会不会继续连结着我们今后的路程？
　　
　　上海前些年在徐家汇附近造了一家豪华的国际宾馆，叫华亭宾馆，这个名字起得不错，因为上海古名华亭。明代弘治年间的《上海县志》称：
　　
　　“上海县旧名华亭，在宋时，番商辐续，乃以镇名，市舶提举司及榷货场在焉。元至元二十九年，以民物繁庶，始割华亭东北五乡，立县于镇，隶松江府，其名上海者，地居海之上洋也。”
　　
　　因此，早期的上海人也就是华亭人。但是，这与我们所说的上海文明基本不相干。我认为上海文明的肇始者，是明代进士徐光启，他可算第一个严格意义上的上海人。他的墓，离华亭宾馆很近。两相对应，首尾提挚，概括着无形的上海文明。
　　
　　今天上海人的某种素质，可在徐光启身上找到一些踪影。这位聪明的金山卫秀才，南北游逛，在广东遇到了意大利传教士郭居静，一聊起来，十分融洽，徐光启开始知道了天主教是怎么回事。这年他34岁，对以儒学为主干的中国宗教精神早已沉浸很深，但他并不把刚刚听说的西方宗教当作西洋镜一笑了之，也不仅仅作为一种域外知识在哪篇著作中记述一下而已，而是很深入地思考起来。他并不想放弃科举，4年后赴北京应试，路过南京时专门去拜访更著名的欧洲传教士利玛窦，询问人生真谛。以后又与另一位传教士罗如望交给，并接受他的洗礼。
　　
　　洗礼后第二年，徐光启考上了进士，成了翰林院庶吉士，这对中国传统知识分子来说已跨进了一道很荣耀的门坎，可以安安心心做个京官了。但这个上海人很不安心，老是去找当时正在北京的利玛窦，探讨的话题已远远超出宗教，天文、历法、数学、兵器、军事、经济、水利，无所不及。其中，他对数学兴趣最大，穿着翰林院的官服，痴痴迷迷地投入了精密的西方数学思维。不久，他居然与利玛窦一起译出了一大套《几何原本》，付诸刊行。当时还是明万历年间，离鸦片战争的炮火还有漫长的230多年光阴。
　　
　　这个上海人非常善于处世，并不整天拿着一整套数学思维向封建政治机构寻衅挑战，而是左右逢源，不断受到皇帝重用。《几何原本》刊行20年后，他竟然做了礼部侍郎，不久又成了礼部尚书。获得了那么大的官职，他就正儿八经地宣扬天主教，提倡西方科学文明，延聘重用欧籍人士，忙乎了没几年，劳累而死。徐光启死后，崇祯皇帝还“辍朝一日”，以示哀悼，灵柩运回上海安葬。安葬地以后也就是他的家族世代汇居地，开始称为“徐家汇”。徐光启至死都是中西文化的一种奇异组合：他死后由朝廷追封加溢，而他的墓前又有教会立的拉丁文碑铭。
　　
　　开通、好学、随和、机灵，传统文化也学得会，社会现实也周旋得开，却把心灵的门户向着世界文明洞开，敢将不久前还十分陌生的新知识吸纳进来，并自然而然地汇入人生。不像湖北人张居正那样为兴利除弊深谋远虑，不像广东人海瑞那样拼死苦谏，不像江西人汤显祖那样挚情吟唱，这便是出现在明代的第一个精明的上海人。
　　
　　人生态度相当现实的徐光启是不大考虑自己的“身后事”的，但细说起来，他的身后流泽实在十分了得。他的安葬地徐家汇成了传播西方宗教和科学文明的重镇。著名的交通大学从上一世纪末开始就出现在这里，复旦大学在迁往江湾之前也一度设在附近的李公祠内。从徐家汇一带开始，向东延伸出一条淮海路，笔直地划过上海滩，它曾经是充分呈现西方文明的一道动脉，老上海高层社会的风度，长久地由此散发。因此有人认为，如果要把上海文明分个等级，最高一个等级也可名之为徐家汇文明。
　　
　　徐光启的第十六代孙是个军人，他有一个外孙女叫倪桂珍，便是名震中国现代史的宋氏三姐妹的母亲。倪桂珍远远地继承了先祖的风格，是一个虔诚的基督教徒，而且仍然擅长数学。她所哺育的几个女儿对中国现代社会的巨大影响，可看作徐光启发端的上海文明的一次重大呈示。
　　
　　这一包涵着必然历史逻辑的传承系脉，在今天常常被现实喧闹湮没得黯淡不清。前不久读一本从英文转译过来的《宋美龄传》，把宋氏三姐妹崇敬的远祖写成“文廷匡”，百思而不知何人。追索英文原文，原来是“文定公”，徐光启的溢号。忘记了徐光启倒是小事，怕只怕上海文明因失落了远年根基而挺不起身。
　　
　　曾使上海人一度感到莫名欣慰的，是偶尔在收音机里听到宋庆龄女士讲话，居然是一口道地的上海口音。连多年失去自信的上海人自己也有点不习惯：一代伟人怎么会是上海口音？
　　
　　由此推想，三四百年前，在北京，一个中国文人背负着古老文化破天荒地与一个欧洲人开始商谈《几何原本》时，操的也是上海口音。
　　
　　只要稍稍具有现代世界地理眼光的人，都会看中上海。北京是一个典型的中国式的京城：背靠长城，面南而坐，端肃安稳；上海正相反，它侧脸向东，面对着一个浩瀚的太平洋，而背后，则是一条横贯九域的万里长江。对于一个自足的中国而言，上海偏踞一隅，不足为道；但对于开放的当代世界而言，它却俯瞰广远、吞吐万汇、处势不凡。
　　
　　如果太平洋对中国没有多大意义，那末上海对中国也没有多大意义。一个关死了的门框，能做多少文章？有了它，反会漏进来户外的劲风，传进门口的喧嚣，扰乱了房主的宁静。我们有两湖和四川盆地的天然粮食，上海又递缴不了多少稻米；我们有数不清的淡水河网，上海有再多的海水也不能食用；我们有三山五岳安驻自己的宗教和美景，上海连个像样的峰峦都找不到；我们有纵横九州的宽阔官道，绕到上海还要兜点远路；我们有许多名垂千古的文物之邦，上海连个县的资格都年龄太轻……这个依附着黄河成长起来的民族，要一个躲在海边的上海作甚？
　　
　　上海从根子上就与凛然的中华文明不太协调，不太和顺。
　　
　　直到19世纪英国东印度公司的职员黎逊向政府投送了一份报告书，申述上海对新世界版图的重要性，上海便成为南京条约中开放通商的五口之一。1842年，英国军舰打开了上海。从此，事情发生了急剧的变化。西方文明挟带着恶浊一起席卷进来，破败的中国也越来越把更多的赌注投入其间，结果，这儿以极快的速度出现了能被地球每个角落都听得见的闹腾。
　　
　　徐光启的后代既有心理准备，又仍然未免吃惊地一下子陷入了这种闹腾之中。一方面，殖民者、冒险家、暴发户、流氓、地痞、妓女、帮会一起涌现；另一方面，大学、医院、邮局、银行、电车、学者、诗人、科学家也汇集其间。黄浦江汽笛声声，霓虹灯夜夜闪烁，西装革履与长袍马褂摩肩接踵，四方土语与欧美语言交相斑驳，你来我往，此胜彼败，以最迅捷的频率日夜更替。这里是一个新兴的怪异社会，但严格说来，这里更是一个进出要道，多种激流在这里撞合、喧哗，卷成巨澜。
　　
　　面对这样一个地方，哪个历史学家都会头脑发胀，索解不出一个究竟。你可以说它是近代中华民族耻辱的渊薮，但是，一个已经走到了近代的民族如果始终抵拒现代冲撞，就不耻辱了吗？你也可以说它是中国人走向现代的起点，但是，哪一个民族走向现代时的步履会像在上海那样匆促、慌张、自怯、杂乱无章？你又可以说它是对抗着农业文明而崛起的城市文明，但是，又有哪一种城市文明会像上海始终深受着弘广无比的农村力量的觊觎、分解、包围和笼罩？
　　
　　总之，它是一个巨大的悖论，当你注视它的恶浊，它会腾起耀眼的光亮，当你膜拜它的伟力，它会转过身去让你看一看疮痍斑斑的后墙。
　　
　　但是，就在这种悖论结构中，一种与当时整个中国格格不入的生态环境和心理习惯渐渐形成了。本世纪初年，许多新型的革命者、思想家受到封建王朝的追缉，有租界的上海成了他们的庇护地。特别重要的是，对于这种追缉和庇护，封建传统和西方文明在上海发生了针锋相对的冲突，上海人日日看报，细细辨析，开始懂得了按照正常的国际眼光来看，中国历代遵行的许多法律原则是多么颠倒是非、不讲道理。就从这一个个轰传于大街小巷间的实际案例，上海人已经隐隐约约地领悟到民主、人道、自由、法制、政治犯、量刑等等概念的正常含义，对于经不起对比的封建传统产生了由衷的蔑视。这种蔑视不是理念思辨的成果，而是从实际体察中作出的常识性选择，因此也就在这座城市中具有极大的世俗性和普及性。
　　
　　就在这一个个案例发生的同时，更具象征意义的是，上海的士绅、官员都纷纷主张拆去上海旧城城墙，因为它已明显地阻碍了车马行旅、金融商情。他们当时就在呈文中反复说明，拆去城墙，是“国民开化之气”的实验。当然有人反对，但几经争论，上海人终于把城墙拆除，成了封建传统的心理框范特别少的一群。
　　
　　后来，一场来自农村的社会革命改变了上海的历史，上海变得安静多了。走了一批上海人，又留下了大多数上海人，他们被要求与内地取同一步伐，并对内地负起经济责任。上海转过脸来，平一平心旌，开始做起温顺的大儿子。就像巴金《家》里的觉新，肩上担子不轻，再也不能像过去那样闹腾。阵阵海风在背后吹拂，不管它，车间的机器在隆隆作响，上班的电车拥挤异常，大伙都累，夜上海变得寂静冷清。为了更彻底地割断那段惑人的繁华，大批内地农村的干部调入上海；为了防范或许会来自太平洋的战争，大批上海工厂迁向内地山区。越是冷僻险峻的山区越能找到上海的工厂，淳朴的山民指着工人的背脊笑一声：“嘿，上海人！”
　　
　　这些年，上海人又开始有点不安稳。广州人、深圳人、温州人起来了，腰囊鼓鼓地走进上海。上海人瞪眼看着他们，没有紧紧跟随。有点自惭形秽，又没有完全失却自尊，心想；要是我们上海人真正站起来，将是完全另一番情景。也许是一种自慰吧，不妨姑妄听之。
　　
　　也许上海人的自慰不无道理。上海文明，首先是一种精神文化特征。单单是经济流通，远不能囊括上海文明。
　　
　　上海文明的最大心理品性是建筑在个体自由基础上的宽容并存。对上海人来说，宽容已不是一种政策和许诺，而是一种生命本能。
　　
　　在中国，与上海式的宽容相抵触的是一种与封建统治长期相偎依的京兆心态。即便封建时代过去了，这种心态的改良性遗传依然散见处处。这种心态延伸到省城、县城，构成一种幅度广大的默契。不管过去是什么性质的洪流起的作用，这种心态在上海被冲刷得比较淡薄。只要不侵碍到自己，上海人一般不大去指摘别人的生活方式。比之于其他地方，上海人在公寓、宿舍里与邻居交往较少，万不得已几家合用一个厨房或厕所，互相间的磨擦和争吵却很频繁，因为各家都要保住自身的独立和自由。因此，上海人的宽容并不表现为谦让，而是表现为“各管各”。在道德意义上，谦让是一种美质；但在更深刻的文化心理意义上，“各管各”或许更贴近现代宽容观。承认各种生态独自存在的合理性，承认到可以互相不相闻问，比经过艰苦的道德训练而达到的谦让更有深层意义。为什么要谦让？因为选择是唯一的，不是你就是我，不让你就要与你争夺。这是大一统秩序下的基本生活方式和道德起点。为什么可以“各管各”？因为选择的道路很多，你走你的，我走我的，谁也不会吞没谁。这是以承认多元世界为前提而派生出来的互容共生契约。
　　
　　上海下层社会中也有不少喜欢议论别人的婆婆妈妈。但即使她们也知道，“管闲事”是被广泛厌弃的一种弊病。调到上海来工作的外地干部，常常会苦恼于如何把“闲事”和“正事”区别开来。在上海人心目中，凡是不直接与工作任务有关的个人事务，都属于别人不该管的“闲事”范畴。
　　
　　上海人口语中有一句至高无上的反法语，曰“关依啥事体？”（即“管你什么事？”）在外地，一个姑娘的服饰受到同事的批评，她会就批评内容表述自己的观点，如“裙子短一点有什么不好”、“牛仔裤穿着就是方便”之类，但一到上海姑娘这里，事情就显得异常简单：这是个人私事，即使难看透顶也与别人无关。因此，她只说一句“关依啥事体”，截断全部争执。说这句话的口气，可以是忿然的，也可以是娇嗔的，但道理却是一样。
　　
　　在文化学术领域，深得上海心态的学者，大多是不愿意去与别人“商榷”，或去迎战别人的“商榷”的。文化学术的道路多得很，大家各自走着不同的路，互相遥望一下可以，干吗要统一步伐？这些年来，文化学术界多次出现过所谓“南北之争”、“海派京派之争”，但这种争论大多是北方假设的。上海人即使被“商榷”了也很少反击，他们固执地坚持着自己的观点，对于反对者，他们心中回荡着一个顽皮的声音：“关依啥事体？”
　　
　　本于这种个体自立的观念，上海的科学文化往往具有新鲜性和独创性；但是，也正是这种观念的低层次呈现，上海又常常构不成群体性合力，许多可喜的创造和观念显得比较单薄。
　　
　　本于这种个体自立的观念，上海人有一种冷静中的容忍和容忍中的冷静。一位旅台同胞回上海观光后写了一篇文章，说“上海人什么没有见过”。诚然，见多识广导向了冷静和容忍，更重要的是，他们习惯于事物的高频率变更，因此也就领悟到某种相反相成的哲理，变成了逆反性的冷静。他们求变，又进而把变当作一种自然，善于在急剧变更中求得一份自我，也不诧异别人在变更中所处的不同态势。
　　
　　根据这种心理定势，上海人很难在心底长久而又诚恳地服从一个号令，崇拜一个权威。一个外地的权威一到上海，常常会觉得不太自在。相反，上海人可以崇拜一个在外地并不得志、而自己看着真正觉得舒心的人物。京剧好些名角的开始阶段，都是在上海唱红了的。并不是京剧重镇的上海，以那么长的一个时间卫护住了一个奇特的周信芳，这在另一座城市也许有点难于想象。上海人可以不讲任何道理，一夜之间喜欢上了初出茅庐的越剧小生赵志刚、沪剧演员茅善玉，根本不管他还还没有唱上几回戏，或刚刚来自农村。那些想用资历、排行、派头来压一压上海人的老艺术家，刚到上海没几天就受到了报纸的连续批评。对于晋京获奖之类，上海艺术家大多不感兴趣。
　　
　　北京人民艺术剧院要来上海演《茶馆》等戏，作出这个决定时我正在北京参加全国文代会。北京戏剧界的朋友们十分担心：如此苍老的一个剧团，演几台老派戏，在上海这个流通码头能否成功？我和几个上海同行都很有信心地回答：能！果然如此，上海人对真正的艺术表示了诚恳的热忱，管它是旧是新。但是，在北京轰动万分的“人体画大展”，一搬到上海却遇到了出乎意外的平静。
　　
　　上海文明的又一心理品性，是对实际效益的精明估算。也许是徐光启的《几何原本》余脉尚存，也许是急速变化的周围现实塑造成了一种本领，上海人历来比较讲究科学实效，看不惯慢吞木讷的傻样子。
　　
　　搞科学研究，搞经营贸易，上海人胆子不大，但失算不多。全国各单位都会有一些费脑子的麻烦事，一般清上海人来办较为称职。这在各地都不是秘密。
　　
　　可惜，事实上现在递交给上海人需要消耗高脑力的事情并不多，因此才华外溢，精明的估算用的不是地方，构成了上海人的一大毛病。
　　
　　上海人不喜欢大请客，酒海内山；不喜欢“侃大山”，神聊通宵；不喜欢连续几天伴陪着一位外地朋友，以示自己对友情的忠诚；不喜欢听大报告，自己也不愿意作长篇发言；上海的文化沙龙怎么也搞不起来，因为参加者一估算，赔上那么多时间得不偿失；上海人外出即使有条件也不太乐意往豪华宾馆，因为这对哪一方面都没有实际利益……凡此种种，都无可非议，如果上海人的精明只停留在这些地方，那就不算讨厌。
　　
　　但是，在这座城市，你也可以处处发现聪明过度的浪费现象。不少人若要到市内一个较远的地方去，会花费不少时间思考和打听哪一条线路、几次换车的车票最为省俭，哪怕差三五分钱也要认真对待。这种事有时发生在公共汽车上，车上的旁人会脱口而出提供一条更省俭的路线，取道之精，恰似一位军事学家在选择袭击险径。车上的这种讨论，常常变成一种群体性的投入，让人更觉悲哀。公共宿舍里水电、煤气费的分摊纠纷，发生之频繁，上海很可能是全国之最。
　　
　　可以把这一切都归因于贫困。但是，他们在争执时嘴上叼着的一支外国香烟，已足可把争执的费用双倍抵回。
　　
　　我发现，上海人的这种计较，一大半出自对自身精明的卫护和表现。智慧会构成一种生命力，时时要求发泄，即便对象物是如此琐屑，一发泄才会感到自身的强健。这些可怜的上海人，高智商成了他们沉重的累赘。没有让他们去钻研微积分，没有让他们去画设计图，没有让他们去操纵流水线，没有让他们置身商业竟争的第一线，他们怎么办呢？去参加智力竞赛，年纪已经太大；去参加赌博，声名经济皆受累。他们只能耗费在这些芝麻绿豆小事上，虽然认真而气愤，也算一种消遣。
　　
　　本来，这样的头脑，这一份口才，应出现在与外商谈判的唇枪舌剑之间。
　　
　　上海人的精明和智慧，构成了一种群体性的逻辑曲线，在这座城市的大街小巷中处处晃动、闪烁。快速的领悟力，迅捷的推断，彼此都心有灵犀一点通。电车里买票，乘客递上一角五分，只说“两张”，售票员立即撕下两张七分票，像是比赛着敏捷和简洁。一切不能很快跟上这条逻辑曲线的人，上海人总以为是外地人或乡下人，他们可厌的自负便由此而生。上海的售票员、营业员，服务态度在全国不算下等，他们让外地人受不了的地方，就在于他们常常要求所有的顾客都有一样的领悟力和推断力。凡是没有的，他们一概称之为“拎勿清”，对之爱理不理。
　　
　　平心而论，这不是排外，而是对自身智慧的悲剧性执迷。
　　
　　上海人的精明估算，反映在文化上，就体现为一种“雅俗共赏”的格局。上海文化人大多是比较现实的，不会对已逝的生活现象迷恋到执著的地步，总会酿发出一种突破意识和先锋意识。他们文化素养不低，有足够的能力涉足国内外高层文化领域。但是，他们的精明使他们更多地顾及到现实的可行性和接受的可能性，不愿意充当伤痕斑斑、求告无门的孤独英雄，也不喜欢长期处于曲高和寡、孤芳自赏的形态。他们有一种天然的化解功能，把学理融化于世俗，让世俗闪耀出智慧。毫无疑问，这种化解，常常会使严谨缤密的理论懈弛，使奋发凌厉的思想圆钝，造成精神行为的疲庸；但是，在很多情况下，它又会款款地使事情取得实质性进展，获得慷慨突进者所难于取得的效果。这很可称之为文化演进的精明方式。
　　
　　特别能体现上海文明雅俗共赏特征的，是那张《新民晚报》。它始终保持着雅俗文化之间的巧妙平衡，结果，上海市民中有很大一部分是把读《新民晚报》当作每天不可缺少的生活规程的，而教授学者也绝不会把它鄙弃。它开辟了一个颇为奇妙的文化中介地带，大雅大俗均可随脚出入，而一个上海城就座落其间。由此我们可以联想到上海的戏剧、绘画、影视、小说，都有类似特征。
　　
　　上海文明的另一种心理品性，是发端于国际交往历史的开放型文化追求。
　　
　　相比之下，在全国范围内，上海人面对国际社会的心理状态比较平衡。他们从来在内心没有鄙视过外国人，因此也不会害怕外国人，或表示超乎常态的恭敬。他们在总体上有点崇洋，但在气质上却不大会媚外。我的朋友沙叶新幽默地提出过他的人生态度之一是“崇洋不媚外”，很可借过来概括上海人的心态。
　　
　　毫无疑问，这与这座城市的历史密切有关。老一代人力车夫都会说几句英语，但即使低微如他们，也敢于在“五卅”的风潮中与外国人一争高低。上海的里弄里一直有不少外国侨民住着，长年的邻居，关系也就调节得十分自然。上海商店的营业员不会把一个外国顾客太当作一回事，他们常常还会估量外国顾客的经济实力，帮他出点购物的主意。
　　
　　北方不少城市称外国人为“老外”，这个不算尊称也不算鄙称的有趣说法，似乎挺密切，实则很生分，至今无法在上海生根。在上海人的口语中，除了小孩，很少把外国人统称为“外国人”，只要知道国籍，一般总会具体地说美国人、英国人、德国人、日本人。这说明，连一般市民，与外国人也有一种心理趋近。
　　
　　今天，不管是哪一个阶层，上海人对子女的第一企盼是出国留学。到日本边读书边打工是已经走投无路了的青年们自己的选择；只要子女还未成年，家长是不作这种选择的，他们希望子女能正正经经到美国留学。这里普及着一种国际视野。
　　
　　其实，即使在没有开放的时代，上海人在对子女的教育上也隐隐埋伏着一种国际性的文化要求，不管当时能不能实现。上海的中学对英语一直比较重视，即使当时几乎没有用，也没有家长提出免修。上海人总要求孩子在课余学一点钢琴或歌唱，但又并不希望他们被吸收到当时很有吸引力的部队文工团。一度在全国十分响亮的哈尔滨军事工业大学，历来对上海的优秀考生构不成向往。在“文革”动乱中，好像一切都灭绝了，但有几次外国古典音乐代表团悄悄来临，报纸上也没作什么宣传，不知怎么立即会卷起抢购票子的热潮，这么多外国音乐迷原先都躲在哪儿呢？开演的时候，他们衣服整洁，秩序和礼节全部符合国际惯例，很为上海人争脸。前些年举行贝多芬交响音乐会，难以计数的上海人竟然在凛冽的寒风中通宵排队。两年前，我所在的学院试演著名荒诞派戏剧《等待戈多》，按一般标准，这出戏看起来十分枯燥乏味，国外不少城市演出时观众也不多。但是上海观众却能静静看完，不骂人，不议论，也不欢呼，其间肯定有不少人是完全看不懂的，但他们知道这是一部世界名作，应该看一看，自己看不懂也很自然，既不恨戏也不恨自己。一夜又一夜，这批去了那批来，平静而安详。
　　
　　毋庸讳言，上海的下层社会并不具备国际性的文化追求，但长期置身在这么一个城市里。久而久之，至少也养成了对一般文化的景仰。上海也流行过“读书无用论”，但情况与外地略有不同，绝大多数家长都不能容忍一个能读上去的子女自行辍学，只有对实在读不好的子女，才用“读书无用论”作为借口聊以自慰，并向邻居搪塞一下。即使在“文革”动乱中，“文革”前最后一批大学毕业生始终是视点集中的求婚对象，哪怕他们当时薪水很低，前途无望，或外貌欠佳。在特定的历史条件和社会环境中，这种对文化的景仰带有非实利的盲目性，最讲实利的上海人在这一点上不讲实利，依我看，这是上海人与广州人的最大区别之一，尽管他们在其他不少方面颇为接近。
　　
　　上海文明的心理特征还可以举出一些来，但从这几点已可看出一点大概。
　　
　　有趣的是，上海文明的承受者是一个构成极为复杂的群体，因此，这种文明并不体现为一个规定死了的群体，而是呈现为一种无形的心理秩序，吸纳着和放逐着来来去去的过往人丁。有的人，居住在上海很久还未能皈依这种文明，相反，有的人进入不久便神魂与共。这便产生了非户籍意义上，而是心理文化意义上的上海人。
　　
　　无疑，上海人远不是理想的现代城市人。一部扭曲的历史限制了他们，也塑造了他们；一个特殊的方位释放了他们，又制约了他们。他们在全国显得非常奇特，在世界上也显得有点怪异。
　　
　　在文化人格结构上，他们是缺少皈依的一群。靠传统？靠新潮？靠内地？靠国际？靠经济？靠文化？靠美誉？靠实力？靠人情？靠效率？他们的靠山似乎很多，但每一座都有点依稀朦胧。他们最容易洒脱出去，但又常常感到一种洒脱的孤独。
　　
　　他们做过的，或能做的梦都太多太多。载着满脑子的梦想，拖着踉跄的脚步。好像有无数声音在呼唤着他们，他们的才干也在浑身冲动，于是，他们陷入了真正的惶惑。
　　
　　他们也感觉到了自身的陋习，憬悟到了自己的窝囊，却不知挽什么风，捧什么水，将自己洗涤。
　　
　　他们已经倾听过来自黄土高原的悲怆壮歌，也已经领略过来自南疆海滨的轻快步履，他们钦羡过，但又本能地懂得，钦羡过分了，我将不是我。我究竟是谁？该做什么？整座城市陷入了思索。
　　
　　前年夏天在香港参加一个国际会议，听一位中国问题专家说：“我作了认真调查，敢于断言，上海人的素质和潜力，绝不比世界上许多著名的城市差！”这种激励的话语，上海人已听了不止一次，越听，越增加思考的沉重度。
　　
　　每天清晨，上海人还在市场上讨价还价，还在拥挤的公共汽车上不断吵架。晚上，回到家，静静心，教训孩子把英文学好。孩子毕业了，出息不大，上海人叹息一声，抚摸一下自己斑白的头发。
　　
　　一部怪异的上海史，落到这一代人手上继续书写。
　　
　　续写上海新历史，关键在于重塑新的上海人。重塑的含义，是人格结构的调整。对此请允许我说几句重话。
　　
　　今天上海人的人格结构，在很大的成分上是百余年超浓度繁荣和动乱的遗留。在本世纪前期，上海人大大地见了一番世面，但无可否认，那时的上海人在总体上不是这座城市的主宰。上海人长期处于仆从、职员、助手的地位，是外国人和外地人站在第一线，承受着创业的乐趣和风险。众多的上海人处于第二线，观看着，比较着，追随着，参谋着，担心着，庆幸着，来反复品尝第二线的乐趣和风险。也有少数上海人冲到了第一线，如果成功了，后来也都离开了上海。这种整体角色，即使上海人见闻广远，很能适应现代竞争社会，又缺少自主气魄，不敢让个体生命灿烂展现。
　　
　　直到今天，即便是上海人中的佼佼者，最合适的岗位仍是某家跨国大企业的高级职员，而很难成为气吞山河的第一总裁。上海人的眼界远远超过闯劲，适应力远远超过开创力。有大家风度，却没有大将风范。有鸟瞰世界的视野，却没有纵横世界的气概。
　　
　　因此，上海人总在期待。他们眼界高，来什么也不能满足他们的期待，只好靠发发牢骚来消遣。牢骚也仅止于牢骚，制约着他们的是职员心态。
　　
　　没有敢为天下先的勇气，没有统领全局的强悍，上海人的精明也就与怯弱相伴随。他们不会高声朗笑，不会拼死搏击，不会孤身野旅，不会背水一战。连玩也玩得很不放松，前顾后盼，拖泥带水。连谈恋爱也少一点浪漫色彩。
　　
　　上海人的丑陋性，大多由此伸发。失去了人生的浩大走向，智慧也就成了手上的一种私人玩物。文化程度高的，染上沙龙气，只听得机敏的言词滚滚滔滔，找不到生命激潮的涌动；文化程度低的，便不分场合耍弄机智，每每堕于刻薄和恶滤；再糟糕一点的，则走向市侩气乃至流氓气，成为街市间让人头痛的渣滓。上海人的日子过得并不顺心，但由于他们缺少生命感，也就缺少悲剧性的体验，而缺少悲剧性体验也就缺少了对崇高和伟大的领受；他们号称偏爱滑稽，但也仅止于滑稽而达不到真正的幽默，因为他们不具备幽默所必须有的大气和超逸。于是，上海人同时失却了深刻的悲和深刻的喜，属于生命体验的两大基元对他们都颇为黯淡。本来，中国的艺术文化走到今天不应该再完全寄情于归结历史的反思形态，上海理应在开拓新的时空中有更大的作为，但上海人的这种素质一时担当不了这个重任，对生命体验的黯淡决定了他们的小家子气。中国文化在可以昂首突进的地方找不到多少历险家，却遇到了那么多大大小小的职员。
　　
　　即便是受到全国厌弃的那份自傲气，也只是上海人对于自己生态和心态的盲目守卫，做得琐琐碎碎，不成气派。真正的强者也有一份自傲，但是有恃无恐的精神力量使他们变得大方而豁达，不会只在生活方式；言谈举止上自我陶醉，冷眼看人。
　　
　　总而言之，上海人的人格结构尽管不失精巧，却缺少一个沸沸扬扬的生命热源。于是，这个城市失去了烫人的力量，失去了浩荡的勃发。
　　
　　可惜，讥刺上海人的锋芒，常常来自一种更落后的规范：说上海人崇洋媚外、各行其是、离经叛道；要上海人重归朴拙、重返驯顺、重组一统。对此，胸襟中贮满了海风的上海人倒是有点固执，并不整个儿幡然悔悟。暂时宁肯这样，不要匆忙趋附。困惑迷惘一阵子，说不定不久就会站出像模像样的一群。
　　
　　上海人人格结构的合理走向，应该是更自由、更强健、更热烈、更宏伟。它的依凭点是大海、世界、未来。这种人格结构的群体性体现，在中国哪座城市都还没有出现过。
　　
　　如果永远只是一个拥挤的职员市场，永远只是一个新一代华侨的培养地，那么，在未来的世界版图上，这个城市将黯然隐退。历史，从来不给附庸以地位。
　　
　　不久前，我读到一则国外通讯社的报道，说德国一座城市中有一家奇迹般的书店，在这家书店里竟能买到上海地图！外国记者的惊叹使我心酸，他们的报道的前文中已说明，这家书店出售着全世界各大城市的地图。可是为什么多了一张上海地图，就这样大惊小怪？
　　
　　上海的地位，本不是这样，本不应这样！
　　
　　如果人们能从地理空间上发现时间意义，那就不难理解：失落了上海的中国，也就失落了一个时代。失落上海文明，是全民族的悲哀。
　　
　　【篇九：江南小镇】
　　
　　我一直想写写“江南小镇”这个题目，但又难于下笔。江南小镇太多了，真正值得写的是哪几个呢？一一拆散了看，哪一个都构不成一种独立的历史名胜，能说的话并不太多；然而如果把它们全都躲开了，那就是躲开了一种再亲见不过的人文文化，躲开了一种把自然与人情搭建得无比巧妙的生态环境，躲开了无数中国文人心底的思念与企盼，躲开了人生苦旅的起点和终点，实在是不应该的。
　　
　　我到过的江南小镇很多，闭眼就能想见，穿镇而过的狭窄河道，一座座雕刻精致的石桥，傍河而筑的民居，民居楼板底下就是水，石阶的埠头从楼板下一级级伸出来，女人正在埠头上浣洗，而离她们只有几尺远的乌篷船上正升起一缕白白的炊烟，炊烟穿过桥洞飘到对岸，对岸河边有又低又宽的石栏，可坐可躺，几位老人满脸宁静地坐在那里看着过往船只。比之于沈从文笔下的湘西河边由吊脚楼组成的小镇，江南小镇少了那种浑朴奇险，多了一点畅达平稳。它们的前边没有险滩，后边没有荒漠，因此虽然幽僻却谈不上什么气势；它们大多很有一些年代了，但始终比较滋润的生活方式并没有让它们保留下多少废墟和遗迹，因此也听不出多少历史的浩叹；它们当然有过升沉荣辱，但实在也未曾摆出过太堂皇的场面，因此也不容易产生类似于朱雀桥、乌衣巷的沧桑之慨。总之，它们的历史路程和现实风貌都显得平实而耐久，狭窄而悠长，就像经纬着它们的条条石板街道。
　　
　　堂皇转眼凋零，喧腾是短命的别名。想来想去，没有比江南小镇更足以成为一种淡泊而安定的生活表征的了。中国文人中很有一批人在入世受挫之后逃于佛、道，但真正投身寺庙道观的并不太多，而结庐荒山、独钓寒江毕竟会带来基本生活上的一系列麻烦。“大隐隐于市”，最佳的隐潜方式莫过于躲在江南小镇之中了。与显赫对峙的是常态，与官场对峙的是平民，比山林间的蓑草茂树更有隐蔽力的是消失在某个小镇的平民百姓的常态生活中。山林间的隐蔽还保留和标榜着一种孤傲，而孤傲的隐蔽终究是不诚恳的；小镇街市间的隐蔽不仅不必故意地折磨和摧残生命，反而可以把日子过得十分舒适，让生命熨帖在既清静又方便的角落，几乎能够把自身由外到里溶化掉，因此也就成了隐蔽的最高形态。说隐蔽也许过于狭隘了，反正在我心目中，小桥流水人家，莼鲈之思，都是一种宗教性的人生哲学的生态意象。
　　
　　在庸常的忙碌中很容易把这种人生哲学淡忘，但在某种特殊情况下，它就会产生一种莫名的诱惑而让人渴念。记得在文化大革命的高潮期，我父亲被无由关押，尚未结婚的叔叔在安徽含冤自尽，我作为长子，20来岁，如何撑持这个八口之家呢？我所在的大学也是日夜风起云涌，既不得安生又逃避不开，只得让刚刚初中毕业的大弟弟出海捕鱼，贴补家用。大弟弟每隔多少天后上岸总是先与我联系，怯生生地询问家里情况有无继续恶化，然后才回家。家，家人还在，家的四壁还在，但在那年月好像是完全暴露在露天中，时时准备遭受风雨的袭击和路人的轰逐。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这些大学毕业生又接到指令必须到军垦农场继续改造，去时先在吴江县松陵镇整训一段时间。那些天，天天排队出操点名，接受长篇训话，一律睡地铺而伙食又极其恶劣，大家内心明白，整训完以后就会立即把我们抛向一个污泥、沼泽和汗臭相拌和的天地，而且绝无回归的时日。我们的地铺打在一个废弃的仓库里，从西边墙板的夹缝中偷眼望去，那里有一个安静的院落，小小一间屋子面对着河流，屋里进出的显然是一对新婚夫妻，与我们差不多年龄。他们是这个镇上最普通的居民，大概是哪家小店的营业员或会计吧，清闲得很，只要你望过去，他们总在，不紧不慢地做着一天生活所必需、却又纯然属于自己的事情，时不时有几句不冷也不热的对话，莞尔一笑。夫妻俩都头面干净，意态安详。当时，我和我的同伴实在被这种最正常的小镇生活震动了。这里当然也碰到了文化大革命，但毕竟是小镇，又兼民风柔婉，闹不出多大的事，折腾了一两下也就烟消去散，恢复成寻常生态。也许这个镇里也有个把“李国香”之类，反正这对新婚夫妻不是，也不是受李国香们注意的人物。唉，这样活着真好！这批筋疲力尽又不知前途的大学毕业生们向壁缝投之以最殷切的艳羡。我当时曾警觉，自己的壮志和锐气都到哪儿去了，何以20来岁便产生如此暮气的也隐之想？是的，那年在恶风狂浪中偷看一眼江南小镇的生活，我在人生憬悟上一步走向了成年。
　　
　　我躺在垫着稻草的地铺上，默想着100多年前英国学者托马斯·德·昆西（T．DeQuincey）写的一篇著名论文：《论（麦克白）中的敲门声》。昆西说，在莎士比亚笔下，麦克白及其夫人借助于黑夜在城堡中杀人篡权，突然，城堡中响起了敲门声。这敲门声使麦克白夫妇惊恐万状，也历来使所有的观众感到惊心动魄。原因何在？昆西思考了很多年，结论是：清晨敲门，是正常生活的象征，它足以反衬出黑夜中魔性和兽性的可怖，它又宣告着一种合乎人性的日常生活正有待于重建，而正是这种反差让人由衷震撼。在那些黑夜里，我躺在地铺上，听到了江南小镇的敲门声，笃笃笃，轻轻的，隐隐的，却声声入耳，灌注全身。
　　
　　好多年过去了，生活应该说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这种敲门声还时不时地响起于心扉间。为此我常常喜欢找个江南小镇走走，但一走，这种敲门声就响得更加清晰而催人了。
　　
　　当代大都市的忙人们在假日或某个其他机会偶尔来到江南小镇，会使平日的行政烦嚣、人事喧嚷、滔滔名利、尔虞我诈立时净化，在自己的鞋踏在街石上的清空声音中听到自己的心跳，不久，就会走进一种清空的启悟之中，流连忘返，可惜终究要返回，返回那种烦嚣和喧嚷。
　　
　　如眼前一亮，我猛然看到了著名旅美画家陈逸飞先生所画的那幅名扬海外的《故乡的回忆》。斑剥的青灰色像清晨的残梦，交错的双桥坚致而又苍老，没有比这个图像更能概括江南小镇的了，而又没有比这样的江南小镇更能象征故乡的了。我打听到，陈逸飞取像的原型是江苏昆山县的周庄。陈返飞与我同龄而不同籍，但与我同籍的台湾作家三毛到周庄后据说也热泪滚滚，说小时候到过很多这样的地方。看来，我也必须去一下这个地方。
　　
　　像多数江南小镇一样，周庄得坐船去才有味道。我约了两个朋友从青浦淀山湖的东南岸雇船出发，向西横插过去，走完了湖，就进入了纵横交错的河网地区。在别的地方，河流虽然也可以成为运输的通道，但对普通老百姓的日常行旅来说大多是障碍，在这里则完全不同，河流成了人们随脚徜徉的大街小巷。一条船一家人家，悠悠走着，不紧不慢，丈夫在摇船；妻子在做饭，女儿在看书，大家对周围的一切都熟悉，已不愿东张西望，只听任清亮亮的河水把他们浮载到要去的地方。我们身边擦过一条船，船头坐了两位服饰齐整的老太，看来是走亲戚去的，我们的船驶得太快，把水沫溅到老太的新衣服上了，老太撩了撩衣服下摆，嗔色地指了指我们，我们连忙拱手道歉，老太立即和善地笑了。这情景就像街市间不小心碰到了别人随口说声“对不起”那样自然。
　　
　　两岸的屋舍越来越密，河道越来越窄，从头顶掠过去的桥越来越短，这就意味着一座小镇的来临。中国很多地方都长久地时行这样一首儿歌：“摇摇摇，摇到外婆桥”，不知多少人是在这首儿歌中摇摇摆摆走进世界的。人生的开始总是在摇篮中，摇篮就是一条船，它的首次航行目标必定是那座神秘的桥，慈祥的外婆就住在桥边。早在躺在摇篮里的年月，我们构想中的这座桥好像也是在一个小镇里。因此，不管你现在多大，每次坐船进入江南小镇的时候，心头总会渗透出几缕奇异的记忆，陌生的观望中潜伏着某种熟识的意绪。周庄到了，谁也没有告诉我们，但我们知道。这里街市很安静，而河道却很热闹，很多很多的船来往交错，也有不少船驳在岸边装卸货物，更有一些人从这条船跳到那条船，连跳几条到一个地方去，就像市井间借别人家的过道穿行。我们的船挤人这种热闹中，舒舒缓缓地在前走。与城市里让人沮丧的“塞车”完全不同，在河道上发觉前面停着的一条船阻碍了我们，只须在靠近时伸出手来，把那条船的船帮撑持一下，这条船就会荡开去一点，好让我们走路。那条船很可能在装货，别的船来来往往你撑一下我推一把，使它的船身不停地晃晃悠悠，但船头系结在岸桩上，不会产生任何麻烦，装货的船工一径乐呵呵地忙碌着，什么也不理会。
　　
　　小镇上已有不少像我们一样的旅游者，他们大多是走陆路来的，一进镇就立即领悟了水的魅力，都想站在某条船上拍张照，他们蹲在河岸上恳求船民，没想到这里的船民爽快极了，想坐坐船还不容易？不仅拍了照，还让坐着行驶一阵，分文不取。他们靠水吃饭，比较有钱，经济实力远超这些旅游者。近几年，电影厂常来小镇拍一些历史题材的片子，小镇古色古香，后来干脆避开一切现代建筑方式，很使电影导演们称心，但哪来那么多群众角色呢？小镇的居民和船民非常帮衬，一人拿了套戏装往身上一披，照样干活，你们拍去吧。我去那天，不知哪家电影厂正在桥头拍一部清朝末年的电影，桥边的镇民、桥下的船民很多都穿上了清朝农民的服装在干自己的事，没有任何不自然的感觉，倒是我们这条船靠近前去，成了擅闯大清村邑的番邦夷人。
　　
　　从船上向河岸一溜看去，好像凡是比较像样的居舍门口都有自用码头。这是不奇怪的，河道就是通衢，码头便是大门，一个大户人家哪有借别人的门户迎来送往的道理？遥想当年，一家人家有事，最明显的标志是他家码头口停满了大大小小的船只，主人便站在码头上频频迎接。我们的船在一个不小的私家码头停下了，这个码头属于一所挺有名的宅第，现在叫做“沈厅”，原是明代初年江南首富沈万山的居所。
　　
　　江南小镇历来有藏龙卧虎的本事，你看就这么些小河小桥竟安顿过一个富可敌国的财神！沈万山的致富门径是值得经济史家们再仔细研究一阵的，不管怎么说，他算得上那个时代既精于田产管理、又善于开发商业资本的经贸实践家。有人说他主要得力于贸易，包括与海外的贸易，虽还没有极为充分的材料佐证，我却是比较相信的。周庄虽小，却是贴近运河、长江和黄浦江，从这里出发的船只可以毫无阻碍地借运河而通南北，借长江而通东西，就近又可席卷富庶的杭嘉湖地区和苏锡一带，然后从长江口或杭州湾直通东南亚或更远的地方，后来郑和下西洋的出发地浏河口就与它十分靠近。处在这样一个优越的地理位置，出现个把沈万山是合乎情理的。这大体也就是江南小慎的秉性所在了，它的厉害不在于它的排场，而在于充分利用它的便利而悄然自重，自重了还不露声色，使得我们今天还闹不清沈万山的底细。
　　
　　系好船缆，拾级上岸，才抬头，却已进了沈厅大门。一层层走去，600多年前居家礼仪如在目前。这儿是门厅，这儿是宾客随从人员伫留地，这儿是会容厅，这儿是内宅，这儿是私家膳室……全部建筑呈纵深型推进状，结果，一个相当狭小的市井门洞竟衍生出长长一串景深，既显现出江南商人藏愚守拙般的谨慎，又铺张了家庭礼仪的空间规程。但是，就整体宅院论，还是算敛缩俭朴的，我想一个资产只及沈万山一个零头的朝廷退职官员的宅第也许会比它神气一些。商人的盘算和官僚的想法判然有别，尤其是在封建官僚机器的缝隙中求发展的元明之际的商人更是如此，躲在江南小镇的一个小门庭里做着纵横四海的大生意，正是他们的“大门槛”。可以想见，当年沈宅门前大小船只的往来是极其频繁的，各种信息、报告、决断、指令、契约、银票都从这里大进大出，但往来人丁大多神色隐秘，缄口不言、行色匆匆。这里也许是见不到贸易货物的，真正的大贸易家不会把宅院当作仓库和转运站，货物的贮存地和交割地很难打听得到，再有钱也是一介商人而已，没有兵了卫护，没有官府庇荫，哪能大大咧咧地去张扬？
　　
　　我没有认真研究过沈万山的心理历程，只知道这位在江南小镇如鱼得水的大商贾后来在京都南京栽了大跟斗，他如此精明的思维能力毕竟只归属于经济人格而与封建朝廷的官场人格处处牴牾，一撞上去就全盘散架。能不撞上去吗？又不能，一个在没有正常商业环境的情况下惨淡经营的商人总想与朝廷建立某种亲善关系，但他不懂，建立这种关系要靠钱，又不能全靠钱，事情还有远比他的商人头脑想象的更复杂更险恶的一面。话说明太祖朱元璋定都南京（即应天府）后要像模像样地修筑城墙，在筹募资金中被舆论公认为江南首富的沈万山自然首当其冲。沈万山满腹心事地走出宅院大门上船了，船只穿出周庄的小桥小河向南京驶去。在南京，他爽快地应承了筑造京城城墙三分之一（从洪武门到水西门）的全部费用，这当然是一笔惊人的巨款，一时朝野震动。事情到此已有点危险，因为他面对的是朱元璋，但他未曾自觉到，只懂得像在商业经营中那样趁热打铁，晕乎乎、乐颠颠地又拿出一笔巨款要犒赏军队。这下朱元璋勃然大怒了，你算个什么东西，凭着有钱到朕的京城里摆威风来了？军队是你犒赏得了的吗？于是下令杀头，后来不知什么原因又改旨为流放云南。
　　
　　江南小镇的宅院慌乱了一阵之后陷入了长久的寂寞。中国14世纪杰出的理财大师沈万山没有能够回来，他长枷铁镣南行万里，最终客死戍所。他当然会在陌生的烟瘴之地夜夜梦到周庄的流水和石桥，但他的伤痕累累的人生孤舟却搁浅在如此边远的地方，怎么也驶不进熟悉的港湾了。
　　
　　沈万山也许至死都搞不大清究竟是什么逻辑让他受罪的。周庄的百姓也搞不清，反而觉得沈万山怪，编一些更稀奇的故事流传百年。是的，一种对中国来说实在有点超前的商业心态在当时是难于见容于朝野两端的，结果倒是以其惨败为代价留下了一些纯属老庄哲学的教训在小镇，于是人们更加宁静无为了，不要大富，不要大红，不要一时为某种异己的责任感和荣誉感而产生焦灼的冲动，只让河水慢慢流，船橹慢慢摇，也不想摇到太远的地方去。在沈万山的凄楚教训面前，江南小镇愈加明白了自己应该珍惜和恪守的生态。
　　
　　上午看完了周庄，下午就滑脚去了同里镇。同里离周庄不远，却已归属于江苏省的另一个县——吴江县，也就是我在20多年前听到麦克白式的敲门声的那个县。因此，当我走近前去的时候，心情是颇有些紧张的，但我很明白，要找江南小镇的风韵，同里不会使我失望，为那20多年前的启悟，为它所躲藏的闹中取静的地理位置，也为我平日听到过的有关它的传闻。
　　
　　就整体气魄论，同里比周庄大。也许是因为周庄讲究原封不动地保持苍老的原貌吧，在现代人的脚下总未免显得有点局促。同里亮堂和挺展得多了，对古建筑的保护和修缮似乎也更花力气。因此，周庄对于我，是乐于参观而不会想到要长久驻足的，而同里却一见面就产生一种要在这里觅房安居的奇怪心愿。
　　
　　同里的桥，不比周庄少。其中紧紧汇聚在一处的“三桥”则更让人赞叹。三桥都小巧玲珑，构筑典雅，每桥都有花岗石凿刻的楹联，其中一桥的楹联为：
　　
　　浅诸波光云影，
　　
　　小桥流水江村。
　　
　　淡淡地道尽了此地的魅力所在。据老者说，过去镇上居民婚娶，花轿乐队要热热闹闹地把这三座小桥都走一遍，算是大吉大利。老人66岁生日那天也须在午餐后走一趟三桥，算是走通了人生的一个关口。你看，这么一个小小的江镇，竟然自立名胜、自建礼仪，怡然自得中构建了一个与外界无所争持的小世界。在离镇中心稍远处，还有稍大一点的桥，建造也比较考究，如思本桥、富观桥、普安桥等，是小镇的远近门户。
　　
　　在同里镇随脚走走，很容易见到一些气象有点特别的建筑，仔细一看，墙上嵌有牌子，标明这是崇本堂，这是嘉荫堂，这是耕乐堂，这是陈去病故居、探头进去，有的被保护着专供参观，有的有住家，有的在修理，都不妨轻步踏入，没有人会阻碍你。特别是那些有住家的宅院，你正有点踟蹰呢，住家一眼看出你是来访古的，已是满面笑容。钱氏崇本堂和柳氏嘉荫堂占地都不大，一亩上下而已，却筑得紧凑舒适。两堂均以梁掉窗棂间的精细雕刻著称，除了吉祥花卉图案外，还有传说故事、戏曲小说中的人物和场面的雕刻，据我所知已引起了国内古典艺术研究者们的重视。耕乐堂年岁较老，有宅有园，占地也较大，整体结构匠心独具，精巧宜人，最早的主人是明代的朱祥（耕乐），据说他曾协助巡抚修建了著名的苏州宝带桥，本应论功授官，但他坚辞不就，请求在同里镇造一处宅园过太平日子。看看耕乐堂，谁都会由衷地赞同朱祥的选择。
　　
　　但是，也不能因此判定像同里这样的江南小镇只是无条件的消极退避之所。你看，让朱祥督造宝带桥工程他不是欣然前往了吗？他要躲避的是做官，并不躲避国计民生方面的正常选择。我们走进近代革命者、诗人学者陈去病（巢南）的居宅，更明确地感受到了这一点。我由于关注过南社的史料，对陈去病的事迹还算是有点熟悉的。见到了他编《百尺楼丛书》的百尺楼，却未能找到他自撰的两副有名楹联：
　　
　　平生服膺明季三儒之论，沧海归来，信手钞成正气集；
　　
　　中年有契香山一老所作，白头老去，新居营就浩歌堂。
　　
　　其人以骡姚将军为名，垂虹亭长为号；
　　
　　所居有绿玉青瑶之馆，澹泊宁静之庐。
　　
　　这两副楹联表明，在同里镇三元街的这所宁静住宅里，也曾有热血涌动、浩气充溢的年月。我知道就在这里，陈去病组织过雪耻学会，推行过梁启超的《新民丛报》，还开展过同盟会同里支部的活动。秋瑾烈士在绍兴遇难后，她的密友徐自华女士曾特地赶到这里来与陈去病商量如何处置后事。至少在当时，江浙一带的小镇中每每隐潜着许多这样的决心以热血和生命换来民族生机的慷慨男女，他们的往来和聚会构成了一系列中国近代史中的著名事件，一艘艘小船在解缆系缆，缆索一抖，牵动着整个中国的生命线。
　　
　　比陈去病小十几岁的柳亚子是更被人们熟知的人物，他当时的活动据点是家乡黎里镇，与同里同属吴江县。陈去病坐船去黎里镇访问了柳亚子后感慨万千，写诗道：
　　
　　梨花村里叩重门
　　
　　握手相看泪满痕
　　
　　故国崎岖多碧血
　　
　　美人幽咽碎芳魂
　　
　　茫茫宙合将安适
　　
　　耿耿心期抵尔论
　　
　　此去壮图如可展
　　
　　一鞭睛旭返中原！
　　
　　这种气概与人们平素印象中的江南小镇风韵很不一样，但它实实在在是属于江南小镇的，应该说是江南小镇的另一面。在我看来，江南小镇是既疏淡官场名利又深明人世大义的，平日只是按兵不动罢了，其实就连在石桥边栏上闲坐着的老汉都对社会时事具有洞幽悉微的评判能力，真是遇到了历史的紧要关头，江南小镇历来都不木然。我想，像我这样的人也愿意卜居于这些小镇中而预料不会使自己全然枯竭，这也是原因之一吧。
　　
　　同里最吸引人的去处无疑是著名的退思园了。我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是我见过的中国古典园林中特别让我称心满意的几个中的一个。我相信，如果同里镇稍稍靠近一点铁路或公路干道，退思国必将塞满旅游的人群。但从上海到这里毕竟很不方便，从苏州过来近一些，然而苏州自己已有太多的园林，柔雅的苏州人也就不高兴去坐长途车了。于是，一座大好的园林静悄悄地呆着，而我特别看中的正是这一点。中国古典园林不管依傍何种建筑流派，都要以静作为自己的韵律。有了静，全部构建会组合成一种古筝独奏般的淡雅清丽，而失去了静，它内在的整体风致也就不可寻找。在摩肩接踵的拥挤中游古典园林是很叫人伤心的事，如有一个偶然的机会，或许是大雨刚歇，游客未至，或许是时值黄昏。庭院冷落，你有幸走在这样的园林中就会觉得走进了一种境界，虚虚浮浮而又满目生气，几乎不相信自己往常曾多次来过。在人口越来越多，一切私家的古典园林都一一变成公众游观处的现代，我的这种审美嗜好无疑是一种不切实际的奢侈愿望了，但竟然有时也能满足。去年冬天曾在上海远郊嘉定县小住了十几天，每天早晨和傍晚，当上海旅游者的班车尚未到达或已经离开的时候，我会急急赶到秋霞圃去，舒舒坦坦地享受一番园林间物我交融的本味。退思园根本没有上海的旅游班车抵达，能够遇到的游客大多是一些镇上的退休老人，安静地在回廊低栏上坐着，看到我们面对某处景点有所迟疑时，他们会用自我陶醉的缓慢语调来解释几句，然后又安静地坐下去。就这样，我们从西首的大门进入，向着东面一个层次一个层次地观赏过来。总以为看完这一进就差不多了，没想到一个月洞门又引出一个新的空间，而且一进比一进美，一层比一层奇。心中早已绷着悬念，却又时时为意外发现而一次次惊叹，这让我想到中国古典园林和古典戏曲在结构上的近似。难怪中国古代曲论家王骥德和李渔都把编剧与工师营建宅院苑榭相提并论。
　　
　　退思园已有100多年历史，园主任兰生便是同里人，做官做得不小，授资政大夫，赐内阁学士，任凤颖六泗兵备道，兼淮北牙厘局及凤阳钞关之职，有权有势地管过现今安徽省的很大一块地方。后来他就像许多朝廷命官一样遭到了弹劾，落职了，于是回到家乡同里，请本镇一位叫袁龙的杰出艺术家建造此园。园名“退思”，立即使人想起《左传》中的那句话：“林父之事君也，进思尽忠，退思补过。”但我漫步在如此精美的园林中，很难相信任兰生动用“退思补过”这一命题的诚恳。“退”是事实，“思”也是免不了的，至于是不是在思“补过”和“事君”则不宜轻信。眼前的水阁亭榭、假山荷池、曲径回廊根本容不下一丝愧赧。好在京城很远，也管不到什么了。
　　
　　任兰生是聪明的。“退思”云云就像找一个官场烂熟的题目招贴一下，赶紧把安徽官任上搜括来的钱财幻化成一个偷不去抢不走、又无法用数字估价的居住地，也不向外展示，只是一家子安安静静地住着。即使朝廷中还有觊觎者，一见他完全是一派定居的样子，没有再到官场争逐的念头了，也就放下了心，以求彼此两忘。我不知道任兰生在这个园子里是如何度过晚年的，是否再遇到过什么凶险，却总觉得在这样一个地方哪怕住下几年也是令人羡慕的，更何况对园主来说这又是祖辈生息的家乡。任兰生没有料到，这件看来纯然利己的事情实际上竟成了他毕生最大的功业，历史因这座园林把他的名字记下了，而那些凌驾在他之上，或弹劾他而获胜的衰衰诸公们却早就像尘埃一样飘散在时间的流水之中。
　　
　　就这样，江南小镇款款地接待着一个个早年离它远去的游子，安慰他们，劝他们好生休息，又尽力鼓励他们把休息地搞好。这几乎已成为一种人生范式，在无形之中悄悄控制着遍及九州的志士仁人，使他们常常登高回眸、月夜苦思、梦中轻笑。江南小镇的美色远不仅仅在于它们自身，而更在于无数行旅者心中的毕生描绘。
　　
　　在踏出退思园大门时我想，现今的中国文人几乎都没有能力靠一人之力建造这样的归息之地了，但是哪怕在这样的小镇中觅得一个较简单的住所也好啊，为什么非要挤在大都市里不可呢？我一直相信从事文化艺术与从事经济贸易、机械施工不同，特别需要有一个真正安宁的环境深入运思、专注体悟，要不然很难成为名副其实的大家。在逼仄的城市空间里写什么都不妨，就是不宜进行宏篇巨著式的艺术创造。日本有位艺术家每年要在太平洋的一个小岛上隐居很长时间，只留出一小部分时间在全世界转悠，手上夹着从小岛带出来的一大叠乐谱和文稿。江南小镇很可以成为我们的作家艺术家的小岛，有了这么一个个宁静的家院在身后，作家艺术家们走在都市街道间的步子也会踏实一点，文坛中的烦心事也会减少大半。而且，由于作家艺术家驻足其间，许多小镇的文化品位和文化声望也会大大提高。如果说我们今天的江南小镇比过去缺了点什么，在我看来，缺了一点真正的文化智者，缺了一点隐潜在河边小巷间的安适书斋，缺了一点足以使这些小镇产生超越时空的吸引力的艺术灵魂。而这些智者，这些灵魂，现正在大都市的人海中领受真正的自然意义上的“倾轧”。
　　
　　“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但愿有一天，能让飘荡在都市喧嚣间的惆怅乡愁收伏在无数清雅的镇邑间，而一座座江南小镇又重新在文化意义上走向充实。只有这样，中国文化才能在人格方位和地理方位上实现双相自立。
　　
　　到那时，风景旅游和人物访谒会溶成一体，“梨花村里叩重门，握手相看泪满痕”的动人景象又会经常出现，整个华夏大地也就会铺展出文化坐标上的重峦叠蟑。
　　
　　也许，我想得太多了。
　　
　　【篇十：夜雨诗意】
　　
　　早年为了学写古诗，曾买过一部线装本的《诗韵合壁》，一函共6册，字体很小，内容很多。除了供查诗韵外，它还把各种物象、各种情景、各种心绪分门别类，纂集历代相关诗句，成了一部颇为齐全的诗歌词典。过去文人要应急写诗时，查一直，套一套，很可快速地炮制出几首来。但是毫无疑问，这样写出来的诗都是不值一读的。只有在不带写诗任务时随便翻翻，看看在同一名目下中国诗化语词的多方汇集，才有一点意思。
　　
　　翻来翻去，眼下出现了“夜雨”这一名目，那里的诗大多可读。既然是夜间，各种色相都隐退了，一切色彩斑斓的词汇也就失去了效能；又在下雨，空间十分逼仄，任何壮举豪情都铺展不开，诗句就不能不走向朴实，走向自身，走向情感，李商隐著名的《夜雨寄北》堪称其中典范。
　　
　　光听着窗外夜色中时紧时疏的雨声，便满心都会贮足了诗。要说美，也没有什么美，屋外的路泥泞难走，院中的花零落不堪，夜行的旅人浑身湿透。但正是在这种情境下，你会感受到往常的世俗喧嚣一时浇灭，天上人间只剩下了被雨声统一的宁定，被雨声阻隔的寂寥。人人都悄然归位，死心塌地地在雨帘包围中默默端坐。外界的一切全成了想象，夜雨中的想象总是特别专注，特别遥远。
　　
　　夜雨款款地剥夺了人的活力，因此夜雨中的想象又格外敏感和畏怯。这种畏怯又与某种安全感拌和在一起，凝聚成对小天地中一脉温情的自享和企盼。在夜雨中与家人围炉闲谈，几乎都不会拌嘴；在夜雨中专心攻读，身心会超常地熨帖；在夜雨中思念友人，会思念到立即寻笔写信；在夜雨中挑灯作文，文字也会变得滋润蕴藉。
　　
　　在夜雨中想象最好是对富而立。黯淡的灯光照着密密的雨脚，玻璃窗冰冷冰冷，被你呵出的热气呵成一片迷雾。你能看见的东西很少，却似乎又能看得很远。风不大，轻轻一阵立即转换成渐沥雨声，转换成河中更密的涟漪，转换成路上更稠的泥泞。此时此刻，天她间再也没有什么会干扰这放任自由的风声雨声。你用温热的手指划去窗上的雾气，看见了窗子外层无数晶莹的雨滴。新的雾气又腾上来了，你还是用手指去划，划着划着，终于划出了你思念中的名字。
　　
　　夜雨是行旅的大敌。
　　
　　倒不是因为夜间行路艰难，也不是因为没有带着雨鞋和伞。夜雨会使旅行者想家，想得很深很深。夜雨会使旅行者企望安逸，突然憬悟到自己身陷僻远、孤苦的处境，顾影自怜，构成万里豪情的羁绊。
　　
　　不是急流险滩，不是崇山峻岭，而是夜雨，使无数旅行者顿生反悔，半途而归。我不知道法显、玄奘、郑和、鉴真、徐霞客他们在一次次夜雨中心境如何，依我看，他们最强的意志，是冲出了夜雨的包围。
　　
　　如我无用之辈，常常会在大雨如注的夜晚，躲在乡村旅店里，把地图拿出来细细查看。目光在已经走过的千里之间来回，痴想着其间在夜幕雨帐笼罩下的无数江河和高山。这样的夜晚，我常常失眠。为了把这种没出息的惰怠心绪驱赶，我总会在夜雨中邀几个不相识的旅人长时间闲谈。
　　
　　但是，真正让心绪复归的，完全不是这种谈话，而是第二天晴朗的早晨。雨后的清晨，铺天盖地奔泻着一种兴奋剂，让人几乎把昨夜忘却；又不能完全忘却，留下一点影子，阴阴凉凉的，添一份淡淡的惆怅。
　　
　　在人生的行旅中，夜雨的魅力也深可寻探。
　　
　　我相信，一次又一次，夜雨曾浇媳过突起的野心，夜雨曾平抚过狂躁的胸襟，夜雨曾阻止过一触即发的争斗，夜雨曾破灭过凶险的阴谋。当然，夜雨也所折过壮阔的宏图、勇敢的进发、火烫的情怀。
　　
　　不知道历史学家有没有查过，有多少乌云密布的雨夜，悄悄地改变了中国历史的步伐。将军舒眉了，谋士自侮了，君王息怒了，英豪冷静了，侠客止步了，战鼓停息了，骏马回槽了，刀刃入鞘了，奏章中断了，敕令收回了，船楫下锚了，酒气消退了，狂欢消解了，呼吸匀停了，心律平缓了。
　　
　　不知道传记学家有没有查过，一个个雨夜，扭转了多少杰出人物的生命旅程。人生许多关节点的出现常常由于偶然。种种选择发端于一颗柔弱的心，这颗心不能不受到突发性情景的执意安排。一场雨，既然可以使一位军事家转胜为败，那么，它也能使一个非军事的人生计划改弦易辙。无数偶然中隐伏着必然，换言之，堂皇的必然中遍布着偶然。人生长途延伸到一个偶然性的境遇，预定的走向也常常会扭转。因此，哪怕是夜，哪怕是雨，也默默地在历史中占据着地位。
　　
　　如果人生和历史都是拔离了琐碎事物的构建，那么它们也就不属于现实世界。
　　
　　于是人们每时每刻遇到的一切，都可能包孕着恢宏的蕴涵。诗人的眼光，正在于把两者钩连。夜雨中，人生和历史都在蹒跚。
　　
　　渐渐，我对夜雨的诗意，有了一点新的思考。
　　
　　记得几年前我在庐山上旅行的时候，常常能在荒岭草径边看到一座座坍弛在屋基，从屋基的用料看，绝不是山民的居舍，而应该是精雅别墅的所在。不知是哪些富有的雅士诗兴突发，要在这儿离群索居，独享自然。然而，他们终于没有住久，我想多半是因为无法消受荒山夜雨时可怖的氛围。但毫无疑问，此间的诗意却是焉与伦比的充沛。
　　
　　去年我遇到一位美国教授，闲谈间竟也提到了夜雨。教授说，他也深深迷恋着这种诗意，所以特意在城郊的山顶造了一间考究的白木房子，只要有夜雨袭来，他就立即驾车上山。
　　
　　他邀请我到他的白木房子里住几天，我至今未去，但完全能想象，我以前对夜雨的感悟与他领受的大为逆反。狼狈的苦旅不见了，荒寂的恐怖不见了，只是在紧张生活的空闲，读一首诗，亲抚一下自然，一切是那样的轻松和潇洒。
　　
　　在这里，我们显然遇到了一个美学上的麻烦。某种感人的震撼和深厚的诗意似乎注定要与艰难相伴随，当现代交通工具和营造手段使夜雨完全失去了苦涩味，其间的诗意也就走向浮薄。我至今还无法适应在中国传统的山水画中加上火车、汽车和高压电线，尽管我对这种文明本身毫无推拒之意。去一趟四川恨不得能买到当天的飞机票，但家里挂的却要一幅描尽山道奇险、步履维艰的“蜀山行旅图”。在灯光灿烂的现代都市街道上驾车遇雨，实在是谈不上多少诗意的，只有一次在国外一个海滨，天色已晚，瓢泼大雨就像把我们的车摔进了大瀑布的中心，替我驾车的女士完全认不得路了，一路慌乱地在水帘和夜幕间转悠，事后倒觉得有了点诗意，原因也许正是碰到了自然所给予的艰难。
　　
　　人类在与自然周旋的漫漫长途中，有时自然的暴力会把人完全吞没，如地震，如海啸，如泥石流，一时还很难从这些事端中提取出美。人至少要在有可能与自然对峙的时候才会酿造美，在这种对峙中，有时人明确无误地战胜了自然，例如汽车、电灯、柏油路的出现，产生了一种松快愉悦的美；有时人与自然较量得十分吃力，两相憋劲，势均力敌，那就会产生峻厉、庄严、扣人心弦的悲剧美。由于这种美衬托了人类严峻的生存状态，考验了人类终极性的生命力，因此显得格外动人心魄。人类的生活方式可以日新月异，但这种终极性的体验却有永久价值。也许正是这个原因吧，历史上一切真正懂艺术的人总会着迷于这种美学形态，而希腊悲剧乃至种种原始艺术总是成为人类不衰的审美热点。过于整饬、圆熟的审美格局反射了人对自然的战胜状态和凌驾状态，可以让人产生一种方便感和舒坦感，却无法对应出一种生命考验。为此，欧洲启蒙主义的大师们不赞成法国古典主义的大一统，不赞成把人类的社会生活和艺术生活都处理成凡尔赛宫规整无比的园林一般。他们呼唤危崖、怒海、莽林，呼唤与之相对应的生命状态。这便是他们心中的诗意，狄德罗甚至直捷地说，人类生活越是精雅文明就越缺少诗意。难道是他们在抵拒现代吗？不，他们是启蒙者，分明启蒙出了一个活生生的现代。现代，本不是一种文质彬彬的搭建，而是人类的一种原始创造力的自然发展。
　　
　　因此，再现代的人也愿意一再地在“蜀山行旅图”中把延绵千年的生命力重温一遍，愿意一再地品味苦涩的夜雨，然后踩着泥泞走向未来。
　　
　　前不久听到有人对那些以黄土文化为背景的艺术作品提出批评，认为它们写得过土过野。这些批评家不愿意看到人类行旅上的永久性泥泞，只希望获得一点儿成果性的安慰。无论在生命意识还是在审美意识上，他们都是弱者，狄德罗所说的诗意他们无法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