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到庐山，便不由想起了苏轼的《记游庐山》，“仆初入庐山，山谷奇秀，平生所未见，殆应接不暇，遂发意不欲作诗。……”喜欢苏轼的这一小品，我想不只是因为对苏大诗人的情有独钟，更多的可能是因为对他这一想法的认同。名景难书，特别如我等这种初通文墨、名不见经传的无名小辈，要是把庐山这样的天下名景作为写作的主题，更非明智之举。不过文人的话大多是不必当真的，正如苏大诗人一进庐山便诗性大发，自失其言，不但作了诗，而且一作就是七首。过后还写下了《记游庐山》这一脍炙人口的诗文小品。或许一切都正如古人所描述的那样“文章本天成，妙手偶得之”，创作者的文思与激情绝非是其本人可以控制的。这也算是我写下这篇文字的一大原由吧。

景以人名，人以景传。可以说名人与名盛历来就是一个不可分割的共同体。为了提高庐山的文化档次，增添人们对庐山的向往，庐山人自然不会让苏轼一如千年前的游历那样轻易离开，这一点在导游的解说词中可以说是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值得庆幸的是我们的这次庐山之行遇到了一位十分敬业的导游，一路走来，对庐山的风土人情、文化历史如数家珍，特别是在讲到苏轼的庐山之行时，他竟然可以一字不差的诵读出苏轼的多首庐山诗，我想这应该是超出了导游的职业要求范围了，大概这位导游本来就是一个“苏迷”吧。我的这一想法从导游讲解苏轼的神情中得到了佐证，从他那自豪的表情中完全可以看出他已将苏轼当成了庐山的专有。或许是因为导游讲解的过于专业和细致，我对其唯独不提苏轼在开元寺所作之诗颇感奇怪。寻问之下却发现导游对此诗竟一无所知，看样子庐山人对此诗并无兴趣或是有意回避。不过我倒是觉得此诗很值得一提。此诗是在苏轼遍览前人诗篇之后应开元寺主僧所求而作，全诗为：帝遣银河一派垂，古来唯有谪仙词。飞流溅沫知多少，不与徐凝洗恶诗。此诗因观点过激而一直备受争议，以至成为了我国古典诗歌的一段公案。袁枚就在其所做的《随园诗话》对出了不同的观点。

其实，对于文学作品历来就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徐凝之诗到底是好是坏，也许永远都不会出现一个统一的答案。编唐人诗集不录李白、杜甫的尚且有之，更何况他人，不过我倒是认为正是因为文人们独特鲜明的个性，让我们拥有了一个缤纷多彩的文学世界。如果抛开艺术成就的争论，我倒是从苏大诗人不屑的背后深切感受到了唐人的自信与豪放。面对名冠天下的前辈诗人，面对“飞流直下三千尺”的神来之笔，作为后来者的徐凝尚敢直书“一条界破青山色”，这样的豪情与自信也许只能盛行于诗人所处的那个伟大时代。在此我不由想起了另一个更为著名的典故，那就是李白搁笔的故事。面对崔浩的《黄鹤楼》诗，我们的诗仙也只能用“眼前有景题不得”来表露心中的无奈。而正是这种无奈更加激发了诗人的豪迈情怀，随后便用一首与《黄鹤楼》意境相通的《登金陵凤凰台》向世人展现了那个时代特有的自信。从这一点来看，我们的苏大诗人未免要逊色许多，尽管是被称作宋代最为豪放的文人之一，尽管有“不识庐山真面目，只身在此山中”的传世名篇，但是对于庐山最为著名的三叠泉瀑布却只有“飞流溅沫知多少”这种借题发挥之作，这或许就是时代差别吧。

在此，我绝没有厚此薄彼之意，苏轼同样是我最为喜爱的文人之一。我只是想说，当我们在重新捡拾起那些文化碎片的时候，并不需要去刻意的回避什么，因为正是这些飞流溅沫给了我们一个多彩的文化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