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篇一：秋天的怀念】
　　双腿瘫痪后，我的脾气变得暴怒无常。望着望着天上北归的雁阵，我会突然把面前的玻璃砸碎；听着听着李谷一甜美的歌声，我会猛地把手边的东西摔向四周的墙壁。母亲就悄悄地躲出去，在我看不见的地方偷偷地听着我的动静。当一切恢复沉寂，她又悄悄地进来，眼边红红的，看着我。“听说北海的花儿都开了，我推着你去走走。”她总是这么说。母亲喜欢花，可自从我的腿瘫痪后，她侍弄的那些花都死了。“不，我不去！”我狠命地捶打这两条可恨的腿，喊着：“我活着有什么劲！”母亲扑过来抓住我的手，忍住哭声说：“咱娘儿俩在一块儿，好好儿活，好好儿活……”可我却一直都不知道，她的病已经到了那步田地。后来妹妹告诉我，她常常肝疼得整宿整宿翻来覆去地睡不了觉。
　　那天我又独自坐在屋里，看着窗外的树叶刷刷啦啦地飘落。母亲进来了，挡在窗前：“北海的菊花开了，我推着你去看看吧。”她憔悴的脸上现出央求般的神色。“什么时候？”“你要是愿意，就明天？”她说。我的回答已经让她喜出望外了。“好吧，就明天。”我说。她高兴得一会儿坐下，一会儿站起：“那就赶紧准备准备。”“唉呀，烦不烦？几步路，有什么好准备的！”她也笑了，坐在我身边，絮絮叨叨地说着：“看完菊花，咱们就去‘仿膳’，你小时候最爱吃那儿的豌豆黄儿。还记得那回我带你去北海吗？你偏说那杨树花是毛毛虫，跑着，一脚踩扁一个……”她忽然不说了。对于“跑”和“踩”一类的字眼儿，她比我还敏感。她又悄悄地出去了。
　　她出去了，就再也没回来。
　　邻居们把她抬上车时，她还在大口大口地吐着鲜血。我没想到她已经病成那样。看着三轮车远去，也绝没有想到那竟是永远的诀别。
　　邻居的小伙子背着我去看她的时候，她正艰难地呼吸着，像她那一生艰难的生活。别人告诉我，她昏迷前的最后一句话是：“我那个有病的儿子和我那个还未成年的女儿……”又是秋天，妹妹推我去北海看了菊花。黄色的花淡雅，白色的花高洁，紫红色的花热烈而深沉，泼泼洒洒，秋风中正开得烂漫。我懂得母亲没有说完的话。妹妹也懂。我俩在一块儿，要好好儿活……
　　
　　【篇二：合欢树】
　　10岁那年，我在一次作文比赛中得了第一。母亲那时候还年轻，急着跟我说她自己，说她小时候的作文作得比我还要好，老师甚至不相信那么好的文章会是她写的。“老师找到家来问，是不是家里的大人帮了忙。我那时可能还不到10岁呢。”我听得扫兴，故意笑：“可能？什么叫‘可能还不到’？”她就解释，我装作根本不在意她的话，对着墙打乒乓球，把她气得够呛，不过我承认她聪明，承认她是世界上长得最好看的女的，她正给自己做一条蓝底白花的裙子。
　　20岁时，我的两条腿残废了，除去给人家画彩蛋，我想我还应该再干点别的事，先后改变了几次主意，最后想学写作。母亲那时已不年轻，为了我的腿，她头上开始有了白发。医院已明确表示，我的病目前没法治。母亲的全部心思却还放在给我治病上，到处找大夫，打听偏方，花了很多钱。她倒总能找来些稀奇古怪的药，让我吃，让我喝，或是洗、敷、熏、灸。“别浪费时间啦，根本没用！”我说，我一心只想着写小说，仿佛那东西能把残疾人救出困境。“再试一回，不试试怎么知道会没用？”她每说一回都虔诚地抱着希望。然而对我的腿，有多少回希望就有多少回失望。最后一回，我的胯上被熏成烫伤，医院的大夫说，这实在太悬了，对于瘫痪病人，这差不多是要命的事。我倒没太害怕，心想死了也好，死了倒痛快。母亲惊惶了几个月，昼夜守着我，一换药就说：“怎么会烫了呢？我还总是在留神呀！”幸亏伤口好起来，不然她非疯了不可。(散文网  www.sanwen.org.cn)
　　后来她发现我在写小说。她跟我说：“那就好好写吧。”我听出来，她对治好我的腿也终于绝望。“我年轻的时候也喜欢文学，跟你现在差不多大的时候，我也想过搞写作。你小时候的作文不是得过第一吗？那就写着试试看。”她提醒我说，我们俩都尽力把我的腿忘掉。她到处给我借书，顶着雨或冒着雪推我去看电影，像过去给我找大夫、打听偏方那样，抱了希望。
　　30岁时，我的第一篇小说发表了，母亲却已不在人世。过了几年，我的另一篇小说也获了奖，母亲已离开我整整7年了。获奖之后，登门来访的记者很多，大家都好心好意，认为我不容易。但是我只准备了一套话，说来说去就觉得心烦。我摇着车躲了出去，坐在小公园安静的树林里，想：上帝为什么早早地召母亲回去呢？迷迷糊糊的，我听见回答：“她心里太苦了。上帝看她受不住了，就召她回去。”我的心得到一点安慰，睁开眼睛，看见风正在树林里吹过。
　　我摇车离开那儿，在街上瞎逛，不想回家。
　　母亲去世后，我们搬了家。我很少再到母亲住过的那个小院子去。小院在一个大院的尽里头，我偶尔摇车到大院儿去坐坐，但不愿意去那个小院子，推说手摇车进去不方便。院子里的老太太还都把我当儿孙看，尤其想到我又没了母亲，但都不说，光扯些闲话，怪我不常去。我坐在院子当中，喝东家的茶，吃西家的瓜。有一年，人们终于又提到母亲：“到小院子去看看吗？***种的那棵合欢树今年开花了！”我心里一阵抖，还是推说手摇车进出太不易，大伙儿就不再说，忙扯到别的，说起我们原来住的房子里现在住了小两口，女的刚生了个儿子，孩子不哭不闹，光是瞪着眼睛看窗户上的树影儿。
　　我没料到那棵树还活着。那年，母亲到劳动局去给我找工作，回来时在路边挖了一棵刚出土的绿苗，以为是含羞草，种在花盆里，竟是一棵合欢树。母亲从来都喜欢那些东西，但当时心思全在别处。第二年合欢树没有发芽，母亲叹息了一回，还不舍得扔掉，依然让它留在瓦盆里。第三年，合欢树不但长了个子，而且还比较茂盛。母亲高兴了好多天，以为那是个好兆头，常去侍弄它，不敢太大意。又过了一年，她把合欢树移出盆，栽在窗前的地上，有时念叨，不知道这种树几年才开花。再过一年，我们搬了家，悲痛弄得我们都把那棵小树忘记了。
　　与其在街上瞎逛，我想，不如去看看那棵树吧。我也想再看看母亲住过的那间房，我老记着，那儿还有个刚来世上的孩子，不哭不闹，瞪着眼睛看树影儿，是那棵合欢树的影子吗？
　　院子里的老太太们还是那么喜欢我，东屋倒茶，西屋点烟，送到我跟前。大伙儿都不知道我获奖的事，也许知道，但不觉得那很重要，还是都问我的腿，问我是否有了正式的工作。这回，想摇车进小院儿真是不能了。家家门前的小厨房都扩大了，过道窄得一个人推自行车进出也要侧身，我问起那棵合欢树，大伙说，年年都开花，长得跟房子一样高了。这么说，我再看不见它了。我要是求人背我去看，倒也不是不行，我挺后悔前年没有自己摇车进去看看。
　　我摇车在街上慢慢走，不想急着回家，人有时候只想独自静静地待一会儿，悲伤也成了享受。
　　有那么一天，那个孩子长大了，会想起童年的事，会想起那些晃动的树影儿，会想起他自己的妈妈，他会跑去看看那棵树，但他不会知道那棵树是谁种的，是怎么种的。
　　1984年11月
　　
　　【篇三：三月留念】
　　活着的事，大抵在两个方面：务实与务虚。缺其一，便可算得残疾。譬如一个家，家徒四壁势必难以为继，便是笃爱如牛郎织女者，也是“你耕田来我织布”地需要务实。但“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爱情没了，万贯家财很可能只是内战的火药捻；爱情，即务虚的一面。
　　现在的中国，是空前地务实起来了：市场经济正在淘汰着懒汉和清谈家，这真是个好兆头，没有人不盼望从此富强。但这并不是说，过去就多么地理解务虚，连年的文打武斗多不过是虚误罢了；爱情呀，人性呀，人道主义呀，都曾一度做过被唾弃的角色，可见务虚的方面也是多么荒芜。
　　辩论先务实还是先务虚，先谋生计还是先有爱的追寻，先增加财富还是先提高文明水平，似乎都是无聊的逻辑。房子有了而找不到爱情，或新娘来了再去借钱盖屋，都是极不幸的局面。为什么不能舍生忘死地爱着，同时又废寝忘食地建设家园呢？虚实相济才是好文章，才有最新最美的图画。
　　务实与务虚绝不相互抵触。劳累了一天，人们需要娱乐；奔波了一生，人们向它要求意义；作为五十亿分之一，每个人都有孤独和困苦，都希望这个世界上充满善意和爱情。在参天的大厦下和飞奔的轿车里，这些东西会不期而至吗？好像不会；名和利都可能会这样，唯善意和爱情是不能不由期盼来催生的。
　　在“俗人”成为雅号的时刻，倒是值得冒被挖苦的风险，做一回“雅士”的勾当。沉静地坐一会儿，到大厦之外的荒地上走一趟，凭心神去追回被冷淡了的梦想，风吹雨洒，会看见天堂尚远，而梦想未变。于是，虽得不住“俗人”的雅号，反惹一身“雅士”的俗气，心里也不计较了，觉着往前走去似乎有了底气。
　　多年的虚误，让理想背了黑锅。但理想的性质注定它不会吊死在一棵树上，注定它要发展和不可泯灭。说不要理想，那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不要理想正也是一种对理想寻求，但凡活着总是要往前走的，不可抹杀的时空保障了这一点；说不要理想，其实只是在发展着理想和丰富着前途。但说不要理想，毕竟是说错了。原本想说的很可能是：不要再清谈，不要再虚误吧。
　　获“庄重文文学奖”时的书面发言
　　某电视剧里有句台词：“实在没办法了，我就去当作家。”剧作者可能有一点调侃作家的意思。但这句话之所以让我不忘，不因其调侃，因其正确。
　　丰衣足食、移山填海、航空航天，总之属于经济和科学的一切事，都证明人类“确实有办法”。但是，比如痛苦不灭，比如战争不停，比如命运无常，证明人类也常常处于“实在没办法”的地位。这时我们肯定会问：我们原本是想到哪儿去？我们压根儿为什么要活着？
　　——这样的问题是穷人也是富人的问题，是古人也是今人的问题，这样的问题比科学还悠久比经济还长远，我想，这样的发问即是文学的发源和方向。
　　但这样的发问，仍是“实在没办法”得到一个终极答案。否则这发问就会有一天停止，向哪儿去和为什么活的问题一旦消失，文学或者人学就都要消灭，或者沦为插科打诨式的一点笑闹技巧。
　　有终极发问，但无终极答案，这算什么事？这可能算一个悖论：答案不在发问的终点，而在发问的过程之中，发问即是答案。因为，这发问的过程，能够使我们获得一种不同于以往的与世界的关系和对生命的态度。
　　但千万不要指望作家是什么工程师或者保险公司，他们可能只是“实在没办法”时的一群探险者。我想这就是作家应该有一碗饭吃，以及有时候可以接受一点奖励的理由。
　　
　　【篇四：故乡的胡同】
　　北京很大，不敢说就是我的故乡。我的故乡很小，仅北京城之一角，方圆大约二里，东和北曾经是城墙现在是二环路。其余的北京和其余的地球我都陌生。
　　二里方圆，上百条胡同密如罗网，我在其中活到四十岁。编辑约我写写那些胡同，以为简单，答应了，之后发现这岂非是要写我的全部生命？办不到。但我的心神便又走进那些胡同，看它们一条一条怎样延伸怎样连接，怎样枝枝叉叉地漫展，以及怎样曲曲弯弯地隐没。我才醒悟，不是我曾居于其间，是它们构成了我。密如罗网，每一条胡同都是我的一段历史、一种心绪。
　　四十年前，一个男孩艰难地越过一道大门槛，惊讶着四下张望，对我来说胡同就在那一刻诞生。很长很长的一条土路，两侧一座座院门排向东西，红而且安静的太陽悬挂西端。男孩看太陽，直看得眼前发黑，闭一会眼，然后顽固地再看太陽。因为我问过奶奶：“妈妈是不是就从那太陽里回来？”
　　奶奶带我走出那条胡同，可能是在另一年。奶奶带我去看病，走过一条又一条胡同，天上地上都是风、被风吹淡的陽光、被风吹得断续的鸽哨声，那家医院就是我的出生地。打完针，嚎陶之际，奶奶买一串糖葫芦慰劳我，指着医院的一座西洋式小楼说，她就是从那儿听见我来了，我来的那天下着罕见的大雪。
　　是我不断长大所以胡同不断地漫展呢，还是胡同不断地漫展所以我不断长大？可能是一回事。
　　有一天母亲领我拐进一条更长更窄的胡同，把我送进一个大门，一眨眼母亲不见了。我正要往门外跑时被一个老太太拉住，她很和蔼但是我哭着使劲挣脱她，屋里跑出来一群孩子，笑闹声把我的哭喊淹没。我头一回离家在外，那一天很长，墙外磨刀人的喇叭声尤其漫漫。这幼儿园就是那老太太办的，都说她信教。
　　几乎每条胡同都有庙。僧人在胡同里静静地走，回到庙里去沉沉地唱，那诵经声总让我看见夏夜的星光。睡梦中我还常常被一种清朗的钟声唤醒，以为是午后陽光落地的震响，多年以后我才找到它的来源、现在俄国使馆的位置，曾是一座东正教堂，我把那钟声和它联系起来时，它已被推倒。那时，寺庙多已消失或改作它用。
　　我的第一个校园就是往日的寺庙，庙院里松柏森森。那儿有个可怕的孩子，他有一种至今令我惊诧不解的能力，同学们都怕他，他说他第一跟谁好谁就会受宠若惊，说他最后跟谁好谁就会忧心忡忡，说他不跟谁好了谁就像被判离群的鸟儿。因为他，我学会了诌媚和防备，看见了孤独。成年以后，我仍能处处见出他的影子。
　　十八岁去插队，离开故乡三年。回来双腿残废了，找不到工作，我常独自摇了轮椅一条条再去走那些胡同。它们几乎没变，只是往日都到哪儿去了很费猜解。在一条胡同里我碰见一群老太太，她们用油漆涂抹着美丽的图画，我说我能参加吗？我便在那儿拿到平生第一份工资，我们整日涂抹说笑，对未来抱着过分的希望。
　　母亲对未来的祈祷，可能比我对未来的希望还要多，她在我们住的院子里种下一棵合欢树。那时我开始写作，开始恋爱，爱情使我的心魂从轮椅里站起来。可是合欢树长大了，母亲却永远离开了我，几年爱过我的那个姑娘也远去他乡，但那时她们已经把我培育得可以让人放心了。然后我的妻子来了，我把珍贵的以往说给她听，她说因此她也爱恋着我的这块故土。
　　我单不知，像鸟儿那样飞在很高的空中俯看那片密如罗网的胡同，会是怎样的景象？飞在空中而且不惊动下面的人类，看一条条胡同的延伸、连接、枝枝叉叉地漫展以及曲曲弯弯地隐没，是否就可以看见了命运的构造？
　　一九九四年
　　
　　【篇五：没有生活】
　　很久很久以前并且忘记了是在哪儿，在我开始梦想写小说的时候我就听见有人说过：“作家应该经常到生活中去。文学创作，最重要的是得有生活。没有生活是写不出好作品的。”那时我年少幼稚不大听得懂这句话，心想可有人不是在生活中吗？“没有生活”是不是说没有出生或者已经谢世？那样的话当然是没法儿写作，可这还用说么？然而很多年过去了，这句近乎金科玉律的话我还是不大听得懂，到底什么叫“没有生活”？“没有生活”到底是指什么？
　　也许是，有些生活叫生活或叫“有生活”，有些生活不叫生活或者叫“没有生活”？如果是这样，如果生活已经划分成两类，那么当不当得成作家和写不写得出好作品，不是就跟出身一样全凭运气了么？要是你的生活恰恰属于“没有生活”的一类，那你就死了写作这条心吧。不是么？总归得有人生活在“没有生活”之中呀？否则怎样证实那条金科玉律的前提呢？
　　为了挽救那条金科玉律不至与宿命论等同，必得为生活在“没有生活”中而又想从事写作的人找个出路。（生活在“没有生活”中的人想写作，这已经滑稽，本身已构成对那金科玉律的不恭。先顾不得了。）唯一的办法是指引他们到“有生活”的生活中去。然后只要到了那地方，当作家就比较地容易了，就像运输总归比勘探容易一样，到了那儿把煤把矿砂或者把好作品一筐一车地运回来就行了。但关键是，“有生活”的生活在哪儿？就是说在作家和作品产生之前，必要先判断出“有生活”所在之方位。正如在采掘队或运输队进军之前，必要有勘探队的指引。真正的麻烦来了：由谁来判断它的方位？由作家吗？显然不合逻辑——在“有生活”所在之方位尚未确认之前，哪儿来的作家？那么，由非作家？却又缺乏说服力——在作家和作品出现之前，根据什么来判断“有生活”所在之方位呢？而且这时候胡说白道极易盛行，公说在东，婆说在西，小叔子说在南，大姑子说在北，可叫儿媳妇听谁的？要是没有一条经过验证的根据，那岂不是说任何人都可以到任何地方去寻找所谓“有生活”么？岂不就等于说，任何生活都可能是“有生活”也都可能是“没有生活”么？但这是那条金科玉律万难忍受的屈辱。光景看来挺绝望。万般无奈也许好吧就先退一步：就让第一批作家和作品在未经划分“有生活”和“没有生活”的生活中自行产生吧，暂时忍受一下生活等于生活的屈辱，待第一批作家和作品出现之后就好办了就有理由划分“有生活”和“没有生活”的区域。可这岂止是危险这是覆巢之祸啊！这一步退让必使以后的作家找到不甘就范的理由，跟着非导致那条金科玉律的全线崩溃而不可——此中逻辑毫不艰涩。
　　也许是我理解错了，那条金科玉律不过是想说：麻木地终日无所用心地活着，虽然活过了但不能说其生活过了，虽然有生命但是不能说是“有生活”。倘若这样我以为就不如把话说得更明确一点：无所用心地生活即所谓“没有生活”。真若是这个意思我就终于听懂。真若是这样我们就不必为了写作而挑剔生活了，各种各样的生活都可能是“有生活”也都可能是“没有生活”。所有的人就都平等了，当作家就不是一种侥幸、不是一份特权、自己去勘探也不必麻烦别人了。
　　我希望，“有生活”也并不是专指猎奇。
　　任何生活中都包皮含着深意和深情。任何生活中都埋藏着好作品。任何时间和地点，都可能出现好作家。但愿我这理解是对的否则我就仍然不能听懂那条金科玉律，不能听懂这为什么不是一句废话。
　　一九九三年
　　
　　【篇六：我的梦想】
　　也许是因为人缺了什么就更喜欢什么吧，我的两条腿虽一动不能动，却是个体育迷。我不光喜欢看足球、篮球以及各种球类比赛，也喜欢看田径、游泳、拳击、滑冰、滑雪、自行车和汽车比赛，总之我是个全能体育迷。当然都是从电视里看，体育馆场门前都有很高的台阶，我上不去。如果这一天电视里有精彩的体育节目，好了，我早晨一睁眼就觉得像过节一般，一天当中无论干什么心里都想着它，一分一秒都过得愉快。有时我也怕很多重大比赛集中在一天或几天（譬如刚刚闭幕的奥运会），那样我会把其他要紧的事都耽误掉。
　　其实我是第二喜欢足球，第三喜欢文学，第一喜欢田径。我能说出所有田径项目的世界纪录是多少，是由谁保持的，保持的时间长还是短。譬如说男子跳远纪录是由比蒙保持的，20年了还没有人能破，不过这事不大公平，比蒙是在地处高原的墨西哥城跳出这八米九零的，而刘易斯在平原跳出的八米七二事实上比前者还要伟大，但却不能算世界纪录。这些纪录是我顺便记住的，田径运动的魅力不在于纪录，人反正是干不过上帝；但人的力量、意志和优美却能从那奔跑与跳跃中得以充分展现，这才是它的魅力所在，它比任何舞蹈都好看，任何舞蹈跟它比起来都显得矫揉造作甚至故弄玄虚。也许是我见过的舞蹈太少了。而你看刘易斯或者摩西跑起来，你会觉得他们是从人的原始中跑来，跑向无休止的人的未来，全身如风似水般滚动的肌肤就是最自然的舞蹈和最自由的歌。
　　我最喜欢并且羡慕的人就是刘易斯。他身高一米八八，肩宽腿长，像一头黑色的猎豹，随便一跑就是十秒以内，随便一跳就在八米开外，而且在最重要的比赛中他的动作也是那么舒展、轻捷、富于韵律，绝不像流行歌星们的唱歌，唱到最后总让人怀疑这到底是要干什么。不怕读者诸君笑话，我常暗自祈祷上苍，假若人真能有来世，我不要求别的，只要求有刘易斯那样一副身体就好。我还设想，那时的人又会普遍比现在高了，因此我至少要有一米九以上的身材；那时的百米速度也会普遍比现在快，所以我不能只跑九秒九几。写小说的人多是白日梦患者。好在这白日梦并不令我沮丧，我是因为现实的这个史铁生太令人沮丧，才想出这法子来给他宽慰与向往。我对刘易斯的喜爱和崇拜与日俱增，相信他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我想若是有什么办法能使我变成他，我肯定不惜一切代价；如果我来世能有那样一个健美的躯体，今天这一身残病的折磨也就得了足够的报偿。
　　奥运会上，约翰逊战胜刘易斯的那个中午我难过极了，心里别别扭扭别别扭扭的一直到晚上，夜里也没睡好觉。眼前老翻腾着中午的场面：所有的人都在向约翰逊欢呼，所有的旗帜与鲜花都向约翰逊挥舞，浪潮般的记者们簇拥着约翰逊走出比赛场，而刘易斯被冷落在一旁。刘易斯当时那茫然若失的目光就像个可怜的孩子，让我一阵阵地心疼。一连几天我都闷闷不乐，总想着刘易斯此刻会怎样痛苦；不愿意再看电视里重播那个中午的比赛，不愿意听别人谈论这件事，甚至替刘易斯嫉妒着约翰逊，在心里找很多理由向自己说明还是刘易斯最棒；自然这全无济于事，我竟似比刘易斯还败得惨，还迷失得深重。这岂不是怪事么？在外人看来这岂不是精神病么？我慢慢去想其中的原因。是因为一个美的偶像被打破了么？如果仅仅是这样，我完全可以惋惜一阵再去竖立起约翰逊嘛，约翰逊的雄姿并不比刘易斯逊色。是因为我这人太恋旧，骨子里太保守吗？可是我非常明白，后来者居上是最应该庆祝的事。或者是刘易斯没跑好让我遗憾？可是九秒九二是他最好的成绩。到底为什么呢？最后我知道了：我看见了所谓“最幸福的人”的不幸，刘易斯那茫然的目光使我的“最幸福”的定义动摇了继而粉碎了。上帝从来不对任何人施舍“最幸福”这三个字，他在所有人的欲望前面设下永恒的距离，公平地给每一个人以局限。如果不能在超越自我局限的无尽路途上去理解幸福，那么史铁生的不能跑与刘易斯的不能跑得更快就完全等同，都是沮丧与痛苦的根源。假若刘易斯不能懂得这些事，我相信，在前述那个中午，他一定是世界上最不幸的人。
　　在百米决赛后的第二天，刘易斯在跳远比赛中跳出了八米七二，他是个好样的。看来他懂，他知道奥林匹斯山上的神火为何而燃烧，那不是为了一个人把另一个人战败，而是为了有机会向诸神炫耀人类的不屈，命定的局限尽可永在，不屈的挑战却不可须臾或缺。我不敢说刘易斯就是这样，但我希望刘易斯是这样，我一往情深地喜爱并崇拜这样一个刘易斯。
　　这样，我的白日梦就需要重新设计一番了。至少我不再愿意用我领悟到的这一切，仅仅去换一个健美的躯体，去换一米九以上的身高和九秒七九乃至九秒六九的速度，原因很简单，我不想在来世的某一个中午成为最不幸的人；即使人可以跑出九秒五九，也仍然意味着局限。我希望既有一个健美的躯体又有一个了悟了人生意义的灵魂，我希望二者兼得。但是，前者可以祈望上帝的恩赐，后者却必须在千难万苦中靠自己去获取。我的白日梦到底该怎样设计呢？千万不要说，倘若二者不可兼得你要哪一个？不要这样说，因为人活着必要有一个最美的梦想。
　　后来知道，约翰逊跑出了九秒七九是因为服用了兴奋剂。对此我们该说什么呢？我在报纸上见了这样一个消息，他的牙买加故乡的人们说，“约翰逊什么时候愿意回来，我们都会欢迎他，不管他做错了什么事，他都是牙买加的儿子。”这几句活让我感动至深。难道我们不该对灵魂有了残疾的人，比对肢体有了残疾的人，给予更多的同情和爱吗？
　　1988年
　　
　　【篇七：无答之问或无果之行】
　　现今，信徒们的火气似乎越来越大，狂傲风骨仿佛神圣的旗帜，谁若对其所思所行稍有疑虑或怠慢，轻则招致诅咒，重则引来追杀。这不免让人想起“红卫兵”时代的荒唐，大家颂扬和憧憬的是同一种幸福未来，却在实行的路途上相互憎恨乃至厮杀得英雄辈出，理想倒乘机飘离得更加遥远。很像两个孩子为一块蛋糕打架，从桌上打到桌下，打到屋外再打到街上，一只狗悄悄来过之后，理想的味道全变。
　　很多严厉的教派，让我不敢靠近。
　　闻佛门“大肚能容”可“容天下难容之事”，倍觉亲近，喜爱并敬仰，困顿之时也曾得其教益。但时下，弄不清是怎么一来，佛门竟被信佛的潮流冲卷得与特异功能等同。说：佛就是最高档次的特异功能者，所以洞察了生命的奥秘。说：终极关怀即是对这奥秘的探索，唯此才是生命的根本意义，生命也才值得赞美。说：若不能平息心识的波澜，人就不可得此功能也就无从接近佛性。言下之意是生命也就失去价值，不值得赞美。更说：便是动着行善的念头，也还是掀动了心浪，唯善恶不思才能风息浪止，那才可谓佛行。如是之闻，令我迷惑不已。
　　从听说特异功能的那一天起，我便相信其中必蕴藏了非凡的智识，是潜在的科学新大陆。当然不是因为我已明了其中奥秘，而是我相信，已有的科学知识与浩瀚的宇宙奥秘相比，必仅沧海一粟，所以人类认识的每一步新路必定难符常规；倘不符常规即判定其假，真就是“可笑之人”也要失笑的可笑之事了。及至我终于目睹了特异功能的神奇，便更信其真，再听说它有多么不可思议的能力，也不会背转身去露一脸自以为是的嘲笑。嘲笑曾经太多，胜利的嘲笑一向就少。
　　但是——我要在“但是”后面小做文章了（其实大小文章都是做于“但是”之后，即有所怀疑之时）。是但是！我从始至今也不相信特异功能可以是宗教。宗教二字的色彩不论多么纷繁，终极关怀都是其最根本的意蕴。就是说，我不相信生命的意义就是凭借特异功能去探索生命的奥秘。那样的话它与科学又有什么不同？对于生命的奥秘，你是以特异功能去探索，还是以主流科学去探索，那都一样，都还不是宗教不是终极关怀，不同的只是这探索的先进与落后、精深与浅薄以及功效的高低而已。而且这探索的前途，依“可笑之人”揣想，不外两种：或永无止境，或终于穷尽。“永无止境”比较好理解，那即是说：人类的种种探索，每时每刻都在限止上，每时每刻又都在无穷中；正因如此，才想到对终极的询问，才生出对终极的关怀，才要问生命的意义到底何在。而“终于穷尽”呢，总让人想不通穷尽之后又是什么？即便生命的奥秘终于了如指掌，难道生命的意义就不再成为问题吗？
　　我总以为，终极关怀主要不是对来路的探察，而是对去路的询问，虽然来路必要关心，来路的探察于去路的询问是有助的。在前几年的文学寻根热时，我写过几句话：“小麦是怎么从野草变来的是一回事，人类何以要种粮食又是一回事。不知前者尚可再从野草做起，不知后者则所为一概荒诞。”这想法，至今也还不觉得需要反悔。人，也许是猴子历经劳动后的演变，也许是上帝快乐或寂寞时的创造，也许是神仙智商泛滥时的发明，也许是外星人纵欲而留下的野种，也许是宇宙能量一次偶然或必然的融合，这都无关宏旨；但精神业已产生，这一事实无论其由来如何总是要询问一条去路，或者总是以询问去路证明它的存在，这才是关键。回家祭祖的路线并不一定含有终极关怀，盲流的家园可以是任意一方乐土，但精神放逐者的家园不可以不在生命的意义。生命的意义若是退回到猴子或还原为物理能量，那仿佛我们千辛万苦只是要追究“造物主”的错误。“道法自然”已差不多是信徒们的座右铭，但是人，不在自然之中吗？人的生成以及心识的生成，莫非不是那浑然大道之所为？莫非不是“无为无不为”的自然之造化？去除心识，风息浪止，是法自然还是反自然，真是值得考虑。（所谓“不二法门”，料必是不能去除什么的，譬如心识。去除，倒反而证明是“二”。“万法归一”显然也不是寂灭，而是承认差别和矛盾的永在，唯愿其和谐地运动，朝着真善美的方向。）佛的伟大，恰在于他面对这差别与矛盾以及由之而生的人间苦难，苦心孤诣沉思默想；在于他了悟之后并不放弃这个人间，依然心系众生，执著而艰难地行愿；在于有一人未度他便不能安枕的博爱胸怀。若善念一动也违佛法，佛的传经布道又算什么？若是他期待弟子们一念不动，佛法又如何传至今天？佛的光辉，当不在大雄宝殿之上，而在他苦苦地修与行的过程之中。佛的轻看佛法，绝非价值虚无，而是暗示了理论的局限。佛法的去除“我执”，也并非是取消理想，而是强调存在的多维与拯救的无限。
　　（顺便说一句：六祖慧能得了衣钵，躲过众师兄弟的抢夺，星夜逃跑……这传说总让我怀疑。因为，这行动似与他的著名偈语大相径庭。既然“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染尘埃”，倒又怎么如此地看重了衣钵呢？）
　　坦白说，我对六祖慧能的那句偈语百思而不敢恭维。“本来无一物”的前提可谓彻底，因而“何处染尘埃”的逻辑无懈可击，但那彻底的前提却难成立，因为此处之“物”显然不是指身外之物以及对它的轻视，而是就神秀的“身为菩提树，心如明镜台”而言，是对人之存在的视而不见，甚至是对人之心灵价值的取消。“本来无一物”的境界或许不坏，但其实那也就没有好歹之分，因为一切都无。一切都无是个省心省力的办法，甚至连那偈语也不必去写，宇宙就像人出现之前和灭绝之后那般寂静，浑然一体了无差异，又何必还有罗汉、菩萨、佛以及种种境界之分？但佛祖的宏愿本是根据一个运动着的世界而生，根据众生的苦乐福患而发，一切都无，佛与佛法倒要去救助什么？所救之物首先应该是有的吧，身与心与尘埃与佛法当是相反相成的吧，这才是大乘佛法的入世精神吧。所以神秀的偈语，我以为更能体现这种精神，“身为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勤拂拭，莫使染尘埃”，这是对身与心的正视，对罪与苦的不惧，对善与爱的提倡，对修与行的坚定态度。
　　也许，神秀所说的仅仅是现世修行的方法，而慧能描画的是终极方向和成佛后的图景。但是，“世上可笑之人”的根本迷惑正在这里：一切都无，就算不是毁灭而是天堂，那天堂中可还有差别？可还有矛盾？可还有运动吗？依时下信佛的潮流所期盼的，人从猴子变来，也许人还可变到神仙去，那么神仙即使长生是否也要得其意义呢？若意义也无，是否就可以想象那不过是一棵树、一块石、一座坚固而冷漠的大山、一团随生随灭的星云？就算这样也好，但这样又何劳什么终极关怀？随波逐流即是圣境，又何必念念不忘什么“因果”？想来这“因果”的牵念，仍然是苦乐福患，是生命的意义吧。
　　当然还有一说：一切都无，仅指一切罪与苦都无，而福乐常在，那便是仙境便是天堂，便是成佛。真能这样当然好极了。谁能得此好运，理当祝贺他，欢送他，或许还可以羡慕他。可是剩下的这个人间又将如何？如果成佛意味着独步天堂，成佛者可还为这人间的苦难而忧心吗？若宏愿不止，自会忧心依旧，那么天堂也就不只有福乐了。若思断情绝，弃这人间于不闻不问，独享福乐便是孜孜以求的正果，佛性又在哪儿？还是地藏菩萨说得好：“地狱未空，誓不成佛。”我想这才是佛性之所在。但这样，便躲不过一个悖论了：有佛性的誓不成佛，自以为成佛的呢，又没了佛性。这便如何是好？佛将何在？佛位，岂不是没有了？
　　或许这样才好。佛位已空，才能存住佛性。佛位本无，有的才是佛行。这样才“空”得彻底，“无”得真诚，才不会执于什么衣钵，为着一个领衔的位置追来逃去。罗汉呀、菩萨呀，那无非标明着修习的进程，若视其为等等级级诱人的宝座，便难免又演出评职称和晋官位式的闹剧。佛的本意是悟，是修，是行，是灵魂的拯救，因而“佛”应该是一个动词，是过程而不是终点。
　　修行或拯救，在时空中和在心魂里都没有终点，想必这才是“灭执”的根本。大千世界生生不息，矛盾不休，运动不止，困苦永在，前路无限，何处可以留住？哪里能是终点？没有。求其风息浪止无扰无忧，倒像是妄念。指望着终点（成佛、正果、无苦而极乐），却口称“断灭我执”，不仅滑稽，或许就要走歪了路，走到为了独享逍遥连善念也要断灭的地步。
　　还是不要取消“心识”和“执著”吧——可笑如我者作如此想。因为除非与世隔绝顾自逍遥，魔性佛性总归都是一种价值信奉；因为只要不是毁灭，灵魂与肉身的运动必定就有一个方向；因为除了可祝贺者已独享福乐了之外，再没见有谁不执著的，唯执著点不同而已。有执著于爱的，有执著于恨的，有执著于长寿的，有执著于功名的，有执著于投奔天堂的，有执著于拯救地狱的，还有执著于什么也不执著以期换取一身仙风道骨的……想来，总不能因为有魔的执著存在，便连佛的执著也取消吧，总不能因为心识的可能有误，便连善与恶也不予识别，便连魔与佛也混为一谈吧。
　　佛之轻看心识，意思大概与“生命之树常青，理论永远是灰色的”相似。我们的智力、语言、逻辑、科学或哲学的理论，与生命或宇宙的全部存在相比，是有限与无穷的差距。今天人们已经渐渐看到，因为人类自诩为自然的主宰，自以为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便可引领我们去到天堂，已经把这个地球榨取得多么枯瘪丑陋了，科学的天堂未见，而人们心魂中的困苦有增无减。因此，佛以其先知先觉倡导着另一种认识方法和生活态度。这方法和态度并不简单，若要简单地概括，佛家说是：明心见性。那意思是说：大脑并不全面地可靠，万勿以一（一己之见）概全（宇宙的全部奥秘），不可妄尊自大，要想接近生命或宇宙的真相，必得不断超越智力、逻辑、理论的局限，才能去见那更为辽阔奥渺的存在；要想创造人间的幸福，先要遵法自然的和谐，取与万物和平相处的态度。这当然是更为博大的智慧，但可笑如我者想，这并非意味着要断灭心识。那博大的智慧，是必然要经由心识的，继而指引心识以及与心识通力合作。就像大学生都曾是从小学校里走出来的，而爱因斯坦的成就虽然超越了牛顿但并不取消牛顿。超凡入圣也不能弃绝了科学技术，最简单的理由就是芸芸众生并不个个都能餐风饮露。这是一个悖论，科学可以造福，科学也可以生祸，福祸相倚，由是佛的指点才为必要。语言和逻辑呢，也不能作废，否则便是佛经也不能读诵。佛经的流传到底还是借助了语言文字，经典的字里行间也还是以其严密的逻辑令人信服、教人醒悟。便是玄妙的禅宗公案，也仍然要靠人去沉思默解，便是“非常道”也只好强给它一个“非常名”，真若不流文字，就怕那智慧终会湮灭，或沦为少数慧根丰厚者的独享。这又是一个悖论，语言给我们自由，同时给我们障碍，这自由与障碍之间才是佛的工作，才是道的全貌。最要紧的是：倘在此心识纷纭、执著各异的世界上，一刀切地取消心识和执著，料必要得一个价值虚无的麻木硕果，以致佛魔难分，小术也称大道，贪官也叫公仆，恶也做佛善也做佛，佛位林立单单不见了佛性与佛行。
　　心识加执著，可能产生的最大祸患，怕就是专制也可以顺理成章。恶的心识自不必说，便是善的执著也可能如此。比如爱，“爱你没商量”就很可能把别人爱得痛苦不堪，从而侵扰了他人的自由和权利。但这显然不意味着应该取消爱，或者可爱可不爱。失却热情（执著）的爱早也就不是爱了。没有理性（心识）的爱呢，则很可能只是情绪的泛滥。美丽的爱是要执著的，但要使其在更加博大的维度中始终不渝，这应该是佛愿的指向，是终极的关怀。
　　心识也好，智慧也好，都只是对存在的（或生命奥秘的）“知”，不等于终极关怀。而且，智慧的所“见”也依然是没有止境，佛法的最令人诚服之处，就在于它并不讳言自身的局限，和其超越、升华的无穷前景。若仅停留于“知”，并不牵系于“愿”付之于“行”，便常让人疑惑那是不是借助众生的苦难在构筑自己的光荣。南怀瑾先生的一部书中的一个章节，我记得标题是“唯在行愿”，我想这才言中了终极关怀。终极关怀都是什么？论起学问来令人胆寒，但我想“条条大路通罗马”，千头万绪都在一个“爱”字上。“断有情”，也只是断那种以占有为目的、或以奉献求酬报的“有情”，而绝不是要把人断得麻木不仁，以致见地狱而绕行，见苦难而逃走。（话说回来，这绕行和逃走又明显是“有情”未断的表征，与地藏菩萨的关怀相比，优劣可鉴。）爱，不是占有，也不是奉献。爱只是自己的心愿，是自己灵魂的拯救之路。因而爱不要求（名、利、情的）酬报；不要求酬报的爱，才可能不通向统治他人和捆绑自己的“地狱”。地藏菩萨的大愿，大约就可以归结为这样的爱，至少是始于这样的爱吧。
　　但是，我很怀疑地藏菩萨的大愿能否完成。还是老问题：地狱能空吗？矛盾能无吗？困苦能全数消灭吗？没有差别没有矛盾没有困苦的世界，很难想象是极乐，只能想象是死寂。——我非常渴望有谁能来驳倒我，在此之前，我只好沿着我不能驳倒的这个逻辑想下去。
　　有人说：佛法是一条船，目的是要渡你去彼岸，只要能渡过苦海到达彼岸，什么样的船都是可以的。对此我颇存疑问：一是，说彼岸就是一块无忧的乐土，迄今的证明都很无力；二是“到达”之后将如何？这个问题似在原地踏步，一筹莫展；三是，这样的“渡”，很像不图小利而要中一个大彩的心理，怕是聪明的人一多，又要天翻地覆地争夺不休。
　　所谓“断灭我执”，我想根本是要断灭这种“终点执”。所谓“解脱”，若是意味着逃跑，大约跑到哪儿也还是难于解脱，唯平心静气地接受一个永动的过程，才可望“得大自在”。彼岸，我想并不与此岸分离，并不是在这个世界的那边存在着一个彼岸。当地藏菩萨说“地狱不空誓不成佛”时，我想，他的心魂已经进入彼岸。彼岸可以进入，但彼岸又不可能到达，是否就是说：彼岸又不是一个名词，而是动词？我想是的。彼岸、普度、宏愿、拯救，都是动词，都是永无止境的过程。而过程，意味着差别、矛盾、运动和困苦的永远相伴，意味了普度的不可能完成。既然如此，佛的“普度众生”以及地藏菩萨的大愿岂不是一句空话了？不见得。理想，恰在行的过程中才可能是一句真话，行而没有止境才更见其是一句真话，永远行便永远能进入彼岸且不弃此岸。若因行的不可能完成，便叹一声“活得真累”，而后抛弃爱愿，并美其名为“解脱”和“得大自在”——人有这样的自由，当然也就不必太反对，当然也就不必太重视，就像目送一只“UFO”离去，回过头来人间如故。
　　还有一种意见，认为：说到底人只可拯救自己，不能拯救他人，因而爱的问题可以取消。我很相信“说到底人只可拯救自己”，但怎样拯救自己呢？人不可能孤立地拯救自己，和，把自己拯救到一个与世隔绝的地方去。世上如果只有一个人，或者只有一个生命，拯救也就大可不必。拯救，恰是在万物众生的缘缘相系之中才能成立。或者说，福乐逍遥可以独享，拯救则从来是对众生（或曰人类）苦乐福患的关注。孤立一人的随生随灭，细细想去，原不可能有生命意义的提出。因而爱的问题取消，也就是拯救的取消。
　　当然“爱”也是一个动词，处于永动之中，永远都在理想的位置，不可能有彻底圆满的一天。爱，永远是一种召唤，是一个问题。爱，是立于此岸的精神彼岸，从来不是以完成的状态消解此岸，而是以问题的方式驾临此岸。爱的问题存在与否，对于一个人、一个族、一个类，都是生死攸关，尤其是精神之生死的攸关。
　　
　　【篇八：归去来】
　　我知道，北玲有一桩未了的心愿：回陕北，再看看那片黄土连天的高原。她曾对我说过，当她躺在美国的医院里，刚从那次濒死的大手术中活过来，见窗台上友人们送来很多鲜花，其中有一束很像黄土高原上的山丹丹，想必也是百合类。她说，她熬着伤痛，昏睡，偶尔醒来就看见那束花在陽光里或者月色中开得朴素又鲜活。她知道她患了肝癌。她说，有十几天，也许更久，别的花慢慢凋谢，唯独那束山丹丹一样的花一直不败，她相信此非偶然，必是远方那片黄土地上的精神又来给她信心和帮助。
　　她说：“等我的病见好一点，立哲要带我回一趟陕北。”
　　立哲，北玲的丈夫。就是那个孙立哲——当年的知识青年模范，在窑洞里为农民作手术的赤脚医生。立哲当年的事迹颇具传奇色彩：只上过初中二年，却在土窑洞里作了上千例手术，小至切除阑尾，大至从腹腔里摘出几十斤重的肿瘤。我可以作证这既非讹传也无夸张。我与力哲中学同学，在陕北插队同住一眼窑洞。他第一次操刀手术，我就在他身旁，是给村里的一个男孩割去包皮皮。此后他的医道日益精深，十年中，在陕北那座小山村里，他内外妇儿各科一身兼顾，治好的病人以数万计。那小山村真名叫关家庄，我曾在一篇小说中叫它作“清平湾”。
　　最早听说北玲，大约是74年，听说陕北知青中有几个师大女附中的才女正写一部知青题材的小说，才女中就有吴北玲这名字；那时我也正动了写小说的念头，这名字于是记得深刻。第一次见她是在78年，初秋，下着小雨，一个身材颀长的女子跟在立哲身后走进我家。立哲说，她叫吴北玲，也是陕北插队的。我说，噢——我知道。立哲说你怎么知道？我说，早就知道，行么？立哲笑道：行。北玲脱去粉红色的雨披，给我的印象是生气勃勃。其时她已在北大读中文系。立哲说一句“你们俩有得聊”，就去忙着包皮饺子（他拌的饺子馅天下一流，这一点，几年后在芝加哥得到验证）。我便像模像样地跟北玲谈文学。饺子熟时雨停了。那晚月色极好，我们坐在小院儿里吃饺子，唱辽阔的陕北民歌，又唱久远的少年时的歌，直唱到古今中外。北玲唱的一首古曲至今还在耳边：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立哲说北玲的手风琴也拉得好，北玲说等哪天她要带着琴来为我演奏。我常常不能相信，一个灵魂竟会消失，尤其那样一个生气勃勃的灵魂。
　　此后立哲住在我家养病，陕北十年给了他终生受益的磨炼，同时送给他一份肝炎。北玲在北大呆不住，几乎天天往我家跑，当然是因为立哲。那时我初学写作，写了拿给北玲看，不知深浅地占去这痴情人的很多时间；北玲的文学鉴赏力值得信赖。她常常是下午下了课来，很晚才走，每次进得门来，脸上都藏不住一句迫切的话：立哲呢？如果立哲不在，她脸上那句话便不断地响，然后不管立哲在哪儿她就骑上车去找。立哲正在身体上和政治上经历着双重逆境，北玲对他的爱情，惟更深更重。
　　半年后，立哲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取了北二医的研究生，北玲迂回着表露她的骄傲：“真不知这小子什么时候看的书，考试前三天还又钓鱼又跳舞呢。”有一天一伙同在陕北插队的朋友碰在一起，有人提醒他们：“什么时候结婚呀你们？”立哲算了算，很多插队的朋友碰巧都在北京，便打电话回家：“妈，你准备准备，我明天结婚。”
　　“精神病！这哪儿来得及？”“有什么来不及？陕北这帮人一块吃顿饭就得。”
　　婚后不久，立哲和北玲相继去了美国，一个学医，一个学比较文学，一去又是十年。他们从美国寄来照片，照片上的北玲依然年轻，朝气蓬勃；立哲却胖起来，激素的作用，听说他又添了糖尿病。信却少，他们大忙。听说立哲对实验动物过敏，几次因窒息被送进医院，他的导师惋惜再三，也只得同意他转行；之后听说他们开办了“北方饺子公司”，“孙太太的饺子”声誉极好；之后又听说他们创建了“万国图文”和“万通科技”公司，在美国每年注册的这类公司有上万家，三年后仍然存在的只有７％，立哲和北玲的公司不仅存在下来，而且还有了三、四个子公司。从美国回来的朋友向我描述立哲：一天只睡三、四个小时觉，常是一手抓一个电话，脖子上再夹一个，旁边另外的电话铃又响起来。我能看见他令人眼花目眩的匆匆脚步。在我的印象里，他除了下棋和钓鱼，没有坐下来的时候，看着他，就像看一场乒乓球赛，忽此忽彼弄得你脖子酸疼。北玲呢，她的稳重、精细、知人善任恰恰是立哲的好搭档。令人惊佩的是，与此同时，北玲获取了硕士学位，通过了博士资格考试，并在美国西北大学任教，还担任比较文学学会副会长和《中国比较文学家》杂志主编。
　　89年北玲回国探亲，带着出生仅四个月的小女儿，说是想让女儿早些看到中国。小女儿长得很漂亮，睁开眼睛东张西望，不知她对故乡的第一印象如何。我问北玲，把女儿留在中国吗？她说：“不，儿子小时候不得不跟我分开，这回我不能再离开女儿，我得做个像样的母亲了。”天色渐晚，我请北玲吃炸酱面，一边听她讲在美国的创业史。先是一边读书一边在饭馆里打工，干最低等的活，一个人负责收拾三四十张餐桌的餐具，一秒钟都不停地跑，可竟连其他国家的打工者都歧视他们，小费都被别人敛去不给他们留一文。立哲还在搬家公司干过，一二百斤的硬木家具扛起来两腿打颤，有一次电梯坏了，但不能违背合同，就一趟趟扛上几层楼，钱却不多挣。后来他们自己办起“饺子公司”，开始时食客们尚不识“孙太太的饺子”，全靠电话征订：“要饺子吗？孙太太的饺子物美价廉。”孙先生下了课先去四处采购，回到家熬上排骨汤，抡圆了膀子拌肉馅，配料极有讲究不容半点含糊。芝加哥亮起万家灯火，是孙先生和孙太太开始包皮饺子的时候了，正是不夜城歌舞喧喧之际，他们熬着瞌睡把饺子包皮得满屋子没地方搁。几百个饺子在凌晨前包皮好，先生和太太才都躺下睡一会。天很快亮了，饺子冻好，包皮装整齐，孙先生开着破汽车一家一户地送。立哲那辆汽车破到了全芝加哥第一，底盘锈烂了，坐在车里往起一站，身体忽然矮下去，鞋底竟与路面直接磨擦。随后办起了“万国图文公司”，先做名片。“阿拉伯文，贵公司能做吗？”孙先生泰然答道：“当然。”北玲便笑。其时他们尚不知阿拉伯文有几个字母呢。但既是“万国图文”就得是“当然能做”，否则信誉何在？两口子埋头一宿，居然摸出门道，一份漂亮的阿拉伯文名片按期交货。业务范围逐渐扩大，设备不够，北玲便于周末在其打工的公司藏下，用人家的设备工作，周六周日昼夜苦干，睡在地板上，立哲探监似地按时来送饭。就这样创业。真难，真苦。北玲说：“插队过来的人，什么苦没受过？不怕。”可图的什么呢？北玲半晌不语，笑笑，很可能这是命，是性格，性格就是命运，不能放弃理想的命运。“其实也简单，”她说，“中国人不能总让人瞧不起。”此前立哲已回国一趟，筹备在中国投资办高技术企业。立哲和北玲都屡屡说起美国先进的科学技术，盼望中国不能再落后。我见北玲的脸上有明显的疲倦。她说一年前胃上刚刚切除了一个瘤子，“良性的，没事了”。
　　可那瘤子半年后竟发展成癌，扩散到肝，已是晚期。立哲痛哭失声，作了多年医生他曾治好过多少病人，如今他知道很可能救不了自己的妻子了。北玲却无比镇定，把一切向立哲作了嘱咐，平静地上了手术台。肝脏切去五分之三，有四十分钟她是处于心跳循环停止的冰冻状态，立哲在手术室外等候，非常可能北玲就此不能醒来。北玲命真硬，又挺过来了，睁开眼，躺在病房里，见那束山丹丹一样的花开得简单、自在、潇洒，陽光下和月光里都仿佛带着遥远的那片故土的声音。
　　91年秋天，立哲带北玲回国治病。到北京的第二天他们来看我。北玲并不显出多少病容，啃着一根玉米跟在立哲身后走进来，“嘿，铁生，我吃了一路煮老玉米，还有烤白薯”，坐下，依旧谈笑风生。那个细雨的早秋初见她时的情景，晃如昨日。她摘去头巾，笑说：“瞧瞧我，没样儿啦。”放疗化疗把她的旧发脱光，但又已长出了短短的新发。我不大相信她真的患了绝症，不信她会死，虽然知道谁都会死。那样一个乐观潇洒的灵魂，怎么可能就消失？
　　北玲住进医院。立哲一面照顾她，四处寻医问药，一面着手在中国创办公司。立哲心里苦，解忧之法是和老同学们聊聊，他有时唱叹人这一生真是短暂，多少事想做还都未及做。但他的唱叹并不导致颓丧，而是推出这样的结论；干吧，得赶紧干了，一辈子其实没多少时间。他说：为自己的祖国干事，感觉到底是不一样，心里有了根。他说：这十年，我是洋累也受了洋福也享了，可是根这东西，离了它心里总是没着落。他说：十年陕北，十年美国，至少我又要回来干十年了。他说：要是干得好，最终我还是要把关家庄的医院重新建起来，建成真正的现代化医院。谈话间，立哲掀开衣襟给自己打一针，是胰岛素，糖尿病还在作怪。我偷问立哲：“看样子北玲的病应该还有办法吧？”立哲叹气摇头：“除非奇迹。我现在是求签烧香的事都干过了，只要她的病能好。”
　　解忧的另一个办法是工作。立哲先后建立起“美国万通科技有限公司驻北京总代表处”、“北京万国电脑图文有限公司”、“金华快印公司”等三、四家公司，投资几百万元。那是他和北玲在美国十年拼命挣来的钱呀，真正的血汗钱！我说，你得谨慎，别全赔进去。他说不会。他说刚到美国时还不是身无分文，大不了还那样。我说你的年纪不比当初啦，又有病。他说，守着钱过平安日子，我更得病，不干事本身就是病。常使立哲苦恼的是，“大锅饭”意识已经在很多国人身上成了习惯，处处的办事效率慢得让人不能理解。“知道在美国申办一个公司，要多久批准吗？”“三天？”“猜。”“一天？”“再猜。”“多久？”“吓死你，十分钟！中国的事坏就坏在你怎么都有饭吃。这要是不改，最后大家都饿着。”有一次我问立哲的司机：“跟立哲干活累吧？”司机撇撇嘴点点头：“不过孙老板比谁都累。”我记起老同学们早就给立哲的评语：此人走到哪儿哪儿不能安闲，总搅起一群人跟着他转。
　　今年春节我们一起过的。爆竹声中，北玲兴致很高，一定也要动手包皮饺子。那时她必定想着就在北京的父母。但是她不能回家，父亲有心脏病，她患癌症的事还一直没敢告诉父亲。回国后只跟父亲通过两次电话，说自己还在美国，一切都好。父亲出差离京时，她回去住过两天，看看想念已久的家。她希望自己好起来，那时再看父亲。她当然也会想起远在大洋彼岸的一双小儿女。北玲的病床前贴着他们的照片，想他们，天天看。癌变已扩散到全身，最后那段时光她整日整夜地呻吟不止，疼极了有时真觉得熬不住了，但想起孩子，她“真是不想死呀”。把孩子接到身边来吧？她又说：“不！”怕给儿女幼小的心灵留下创伤。最后的时刻可能不太久了，立哲还是把孩子接来。女儿三岁，北玲见了她几次就不让她再来，但经常要从电话里听听她的声音。北玲对立哲说：“婕妮还不大懂事，别让她对我有太多的印象吧。”儿子捷声八岁，不让他来他会疑心的，他来时北玲戴上假发强作欢颜，问他的琴弹得怎样了，懵懵的八岁的男孩儿便像往日那样弹琴给母亲听，请母亲指导。琴声响起来，十分钟，半小时，一小时……北玲静静地听竟一次也没有呻吟，不知是强忍着，还是儿子的琴声一时驱走了病魔。后来我献给北玲的挽联，上句是：盼见儿女，怕见儿女，捷声婕妮当解慈母意。还有丈夫，北玲知道自己一旦离开，立哲在事业上生活上都会碰到更多的艰难，我几次见她躺在病床上还在为丈夫的身体操心，提醒他按时吃吃药、打针。听说立哲在国内投资遇到的诸多困阻，看着立哲累死累活地工作，她真有心劝立哲不要干了，好好把儿女带大就行了，但几个公司是她与立哲多年的心血，为吾土吾民作一份贡献是他们一生的共同理想，因此她又不再说什么，很可能是想自己离去时把一切困苦也都带走。我那挽联的下句是：彼岸创业，此岸创业，万国万通凝聚爱国情。我与北玲无话不谈，几次同她说起死，她毫无惧色，说她在那次大手术的四十分钟冰冷状态时已经死过一回了，她说那时她感到自己飘飘然飞进宇宙，“自由自在地飞呀飞呀”，飞过很多很多星球，心神清朗宏阔极了，并且看见了她曾住过的这颗星球……我真的不相信一颗如此博大的爱心会化为乌有，我真是不信北玲的心魂可以消失。我知道她还有一桩未了的心愿：回陕北，再看看那连天的黄土高原，看热烈的山丹丹花在那块古老的土地上蓬勃开放。
　　立哲和我们几个一起在陕北插队的同学屡次说起，要一块儿回陕北一趟，坐汽车去，慢慢走：把那青天黄土都看遍。那时北玲的心魂一定也和我们在一起，在我们左右，在我们头顶上，给我们指点，给我们鼓舞，给我们拉着琴唱那深情豪放的民歌……
　　一九九二年九月一日
　　
　　【篇九：黄土地情歌】
　　我总觉得自己还年轻呢，跟二十几岁的人在一起玩不觉得有什么障碍，偶尔想起自己已经四十岁，倒不免心里一阵疑惑。
　　某个周末，家里来了几个客人，都是二十出头的小伙子。小伙子们没有辜负好年华，都大学毕了业，并且都在谈恋爱；说起爱情的美妙，毫不避讳，大喊大笑。本该是这样。不知怎么话题一转，说起了插队。可能是他们问我的腿是怎么残废的，我说是插队时生病落下的。他们沉默了一会儿，其中一个说，我爸我妈常给我讲他们插队时候的事。我说，什么什么，你再说一遍？他又说了一遍，我爸我妈，一讲起他们插队时候的事，就没完。
　　“你爸和***，插过队？”
　　“那还有错儿？”
　　“在哪儿？”
　　“山西。晋北。”
　　“你今年多大了？”
　　“二十一。知青的第二代，我是老大。”
　　“你爸***他们哪届的？”
　　“六六届，老高三。今年四十五了。”
　　不错，回答得挺内行。我暗想：这么说，我们这帮老知青的第二代都到了谈情说爱的年龄？这么说，再有个三五年，我们都可以当爷爷奶奶了？
　　“你哪年出生？”我愣愣地看他，还是有点儿不信。
　　“七零年。”他说，“我爸我妈他们六八年走的，一年后结婚，再一年后生了我。”
　　我还是愣着，把他从头到脚再看几遍。
　　“您瞧是不是我不该出生？”他调侃道。
　　“不不不。”我说。大家笑起来。
　　不过我心里暗想，他的出生，一定曾使他的父母陷入十分困难的处境。
　　“你爸***怎么给你讲插队的事？”
　　他不假思索，说有一件事给他印象最深：第一年他爸***回北京探亲，在农村干了一年连路费都没挣够，只好一路扒车。（扒车，就是坐火车不买票或只买一张站台票，让列车员抓住看你确实没钱，最多也就是把你轰下来。）没钱，可那时年轻，有一副经得起摔打的好身体，住不起旅馆就蹲车站，车上没你的座位你就站着，见查票的来了赶紧往厕所躲，躲不及就又被轰下去，轰下去就轰下去，等一辆车再上，还是一张站台票。归心似箭，就这样一程一程，朝圣般地向京城推进。如此日夜兼程，可是把他爸***累着了。有一次扒上一趟车，谢天谢地车上挺空，他爸***一人找了一条大椅子倒头便睡。接连几个小站过去，车上的人多了，有人把他爸叫起来，说座位是大家的不能你一个人睡，他爸点点头让人家坐下。再过一会儿，又有人去叫***起来。他爸看着心疼。爱情给人智慧，他爸灵机一动，指指***对众人说：“别理她，疯子。”众人于是退避三舍，听由***睡得香甜。
　　我说他的出生一定曾使他的父母陷入困境，不单是指经济方面，主要是指舆论。二十年前的中国，爱情羞羞答答的常被认为是一种不得不犯的错误；尤其一对知识青年，来到农村的广阔天地尚未大有作为，先谈情说爱，至少会被认为革命意志消沉。革命、进步、大有作为、甚至艰苦奋斗，这些概念与爱情几乎是水火不相容的；革命样板戏里的英雄人物差不多全是独身。那时候，爱情如同一名逃犯，在光明正大的场合无处容身；戏里不许有，书里不许有，歌曲里也不许有。不信你去找，那时的中国的歌曲里绝找不到爱情这个词。以往的歌曲除了《国歌》，外国歌曲除了《国际歌》，一概被指责为黄色。所以，我看着我这位年轻的朋友，心里不免佩服他父母当年的勇敢，想到他们的艰难。
　　但是二十岁上下的人，不谈恋爱尚可做到，不向往爱情则不可能，除非心理有毛病。
　　当年我们一同去插队的二十个人，大的刚满十八，小的还不到十七。我们从北京乘火车到西安、到铜川，再换汽车到延安，一路上嘻嘻哈哈，感觉就像是去旅游。冷静时想一想未来，浪漫的诗意中也透露几分艰险，但“越是艰险越向前”，大家心里便都踏实些，默默地感受着崇高与豪迈。然后互相勉励：“咱们不能消沉。”“对对。”“咱们不能学坏。”“那当然。”“咱们不能无所作为。”“人的能力有大小，只要……”“咱们不能抽烟。”“谁抽烟咱们大伙抽谁！”“更不能谈恋爱，不能结婚。”“唏——！”所有人都做出一副轻蔑或厌恶的表情，更为激进者甚至宣称一辈子不做那类庸俗的勾当。但是插队的第二年，我们先取消了“不能抽烟”的戒律。在山里受一天苦，晚上回来常常只能喝上几碗“钱钱饭”，肚子饿，嘴上馋，两毛钱买包皮烟，够几个人享受两晚上，聊补嘴上的欲望这是最经济的办法了。但是抽烟不可让那群女生看见，否则让她们看不起。这就有些微妙，既然立志独身，何苦又那么在意异性的评价呢？此一节不及深究，紧跟着又纷纷唱起“黄歌”来。所谓黄歌，无非是《莫斯科郊外的晚上》呀，《喀秋莎》呀，《灯光》《小路》《红河谷》等等。不知是谁弄来一本《外国名歌200首》，大家先被歌词吸引。譬如：“一条小路曲曲弯弯细又长，一直通向迷雾的远方，我要沿着这条细长的小路，跟随我的爱人上战场……”譬如：“有位年轻的姑娘，送战士去打仗。他们黑夜里告别，在那台阶前。透过淡淡的薄雾，青年看见，在那姑娘的窗前，还闪烁着灯光。”多美的歌词。大家都说好，说一点都不黄，说不仅不黄而且很革命。于是学唱。晚上，在昏暗的油灯下认真地学唱，认真的程度不亚于学《毛选》。推开窑门，坐在崖畔，对面是月色中的群山，脚下就是那条清平河，哗哗啦啦日夜不歇。“正当梨花开遍了天涯，河上飘荡柔曼的轻纱，喀秋莎站在那峻峭的岸上，歌声好像明媚的春光。”歌声在大山上撞起回声，顺着清平川漫散得很远。唱一阵，歇下来，大家都感动了，默不作声。感动于什么呢？至少大家唱到“姑娘”、“爱人”时都不那么自然。意犹未尽，再唱：“走过来坐在我的身旁，不要离别得这样匆忙，要记住红河谷你的故乡，还有那热爱你的姑娘。”难道这歌也很革命吗？管他的！这歌更让人心动。那一刻，要是真有一位姑娘对我们之中的不管谁，表示与那歌词相似的意思，谁都会走过去坐在她的身旁。正如《毛选》中云：“民主是主流，反民主的反动只是一股逆流”一样，对二十岁上下的人来说，爱情是主流，反爱情的反动也只是一股逆流。不过这股逆流一时还很强大，仍不敢当着女生唱这些歌，怕被骂作流氓，爱情的主流只在心里涌动。既是主流，就不可阻挡。有几回下工回来，在山路上边走边唱。走过一条沟，翻过一道梁，唱得正忘情，忽然迎头撞上了一个或是几个女生，虽赶忙打住但为时已晚，料必那歌声已进入姑娘的耳朵（但愿不仅仅是耳朵，还有心田）。这可咋办？大家慌一阵，说：“没事。”壮自己的胆。说：“管她们的！”撑一撑男子汉的面子。“她们听见了吗？”“那还能听不见？”“她们的脸都红了。”“是吗？”“当然。”“听他胡说呢。”“嘿，谁胡说谁不是人！”“你看见的？”“废话。”这倒是个不坏的消息，是件值得回味的事，让人微微地激动。不管怎么说，这歌声在姑娘那儿有了反应，不管是什么反应吧，总归比仅仅在大山上撞起回声值得考虑。主流毕竟是主流，不久，我们听见女生们也唱起“黄歌”来了：“小伙子你为什么忧愁？为什么低着你的头？是谁叫你这样伤心？问他的是那赶车的人……”
　　想来，人类的一切歌唱大概正是这样起源。或者说一切艺术都是这样起源。艰苦的生活需要希望，鲜活的生命需要爱情，数不完的日子和数不完的心事，都要诉说。民歌尤其是这样。陕北民歌尤其是这样。“百灵子过河沉不了底，三年两年忘不了你。有朝一日见了面，知心的话儿要拉遍。”“蛤蟆口灶火烧干柴，越烧越热离不开。”“鸡蛋壳壳点灯半炕炕明，烧酒盅盅量米不嫌哥哥穷。”“白脖子鸭儿朝南飞，你是哥哥的勾命鬼。半夜里想起干妹妹，狼吃了哥哥不后悔。”情歌在一切民歌中都占着很大的比例，说到底，爱是根本的希望，爱，这才需要诉说。在山里受苦，熬煎了，老乡们就扯开嗓子唱，不像我们那么偷偷摸摸的。爱嘛，又不是偷。“墙头上跑马还嫌低，面对面睡觉还想你。把住哥哥亲了个嘴，肚子里的疙瘩化成水。”但是反爱情的逆流什么时候都有：“大红果子剥皮皮，人家都说我和你，本来咱俩没关系，好人摊上个赖名誉。”“不怨我爹来不怨我娘，单怨那媒人嘴长。”“我把这个荷包皮送与你，知心话儿说与你，哥哎哟，千万你莫说是我绣下的。你就说是十字街上买来的，掏了（么）三两银，哥哎哟，千万你莫说是我绣下的。”不过我们已经说过了，主流毕竟是主流，把主流逼急了是要造反的：“你要死哟早早些死，前晌死来后晌我兰花花走。”“对面价沟里拔黄蒿，我男人倒叫狼吃了。先吃上身子后吃上脑，倒把老奶奶害除了。”“我把哥哥藏在我家，毒死我男人不要害怕。迟来早去是你的人，跌到一起再结婚。”真正是无法无天。但上帝创造生命想必不是根据法，很可能是根据爱；一切逆流就便是有法的装饰，也都该被打倒。老乡们真诚而坦率地唱，我们听得騷动，听得心惊，听得沉醉，那情景才用得上“再教育”这三个字呢。我在《插队的故事》那篇小说中说过，陕北民歌中常有些哀婉低回的拖腔，或欢快嘹亮的呐喊，若不是在舞台上而是在大山里，这拖腔或呐喊便可随意短长。比如说《三十里铺》：“提起——这家来家有名……”比如《赶牲灵》：“走头头的那个骡子儿哟——三盏盏的那个灯……”“提起”和“骡子儿哟”之后可以自由地延长，直到你心里满意了为止。根据什么？我看是根据地势，在狭窄的沟壑里要短一些，在开阔的川地里或山顶上就必须长，为了照顾听者的位置吗？可能，更可能是为了满足唱者的感觉：天人合一，这歌声这心灵，都要与天地构成和谐的形式。
　　民歌的魅力之所以长久不衰，因为它原就是经多少代人锤炼淘汰的结果。民歌之所以流传得广泛，因为它唱的是平常人的平常心。它从不试图揪过耳朵来把你训斥一顿，更不试图把自己装点得多么白璧无瑕甚至多么光彩夺目；它没有吓人之心，也没有取宠之意；它不想在众人之上，它想在大家中间，因而它一开始就放弃拿腔弄调和自命不凡；它不想博得一时癫狂的喝彩，更不希望在其脚下跪倒一群乞讨恩施的“信徒”；它的意蕴是生命的全息，要在天长地久中去体味。道法自然，民歌以真诚和素朴为美。真诚而素朴的忧愁，真诚而素朴的爱恋，真诚而素朴的希冀与憧憬，变成曲调，贴着山走，沿着水流，顺着天游信着天游；变成唱词，贴着心走沿着心流顺着心游信着心游。
　　其实，流行歌曲的起源也应该是这样——唱平常人的平常心，唱平常人的那些平常的牵念，喜怒哀乐都是真的、刻骨铭心的、魂牵梦萦的，珍藏的也好坦率的也好都是心灵的作为，而不是喉咙的集市。也许是我老了，怎么当前的流行歌曲能打动我的那么少？如果是我老了，以下的话各位就把它随便当成什么风刮过去拉倒。我想，几十几百年前可能也有流行歌曲，有很多也那么旋风似的东南西北地刮过（比如大跃进时期的、“文化革命”时期的），因其不是发源于心因而也就不能留驻于心，早已被人淡忘了。我想，民歌其实就是往昔的流行歌曲之一部分，多少年来一直流传在民间因而后人叫它民歌。我想，经几十甚至几百年而流传至今的所有歌曲，或许当初都算得流行歌曲（不能流行起来也就不会流传下去），它们所以没有随风刮走，那是因为一辈辈人都从中听见自己的心，乃至自己的命。“门前有棵菩提树，站在古井边，我做过无数美梦，在它的绿荫间……”“老人河啊，老人河，你知道一切，但总是沉默……”不管是异时的还是异域的，只要是从心里流出来的，就必定能够流进心里去。可惜，在此我只能列举出一些歌词，不能让您听见它的曲调，但是通过这些歌词您或许能够想象到它的曲调，那曲调必定是与市场疏离而与心血紧密的。我听有人说，我们的流行歌曲一直没有找到自己恰当的唱法，港台的学过了，东洋西洋的也都学过了，效果都不好，给人又做偷儿又装阔佬的感觉。于是又有人反其道而行，专门弄土，但那土都不深，扬一把在脑袋上的肯定不是土壤，是浮土要么干脆是灰尘。“我家住在黄土高坡，大风从门前刮过”，虽然“高”和“大”都用上了，听着却还是小气；因为您再听：“不管是东南风还是西北风，都是我的歌……”这无异于是声称，他对生活没有什么自己的看法，他没心没肺。真要没心没肺一身的仙风道骨也好，可那时候“风”里恰恰是能刮来钱的，挣钱无罪，可这你就不能再说你对生活没有什么看法了。假是终于要露马脚的。歌唱，原是真诚自由的诉说，若是连歌唱也假模假式起来，人活着可真就绝望。我听有人说起对流行歌曲的不满，多是从技术方面考虑，技术是重要的，我不懂，不敢瞎说。但是单纯的技术观点对歌曲是极不利的，歌么，还是得从心那儿去找它的源头和它的归宿。
　　写到这儿我怀疑了很久，反省了很久：也许是我错了？我老了？一个人只能唱他自己以为真诚的歌，这是由他的个性和历史所限定的。一个人尽管他虔诚地希望理解所有的人，那也不可能。一代人与一代人的历史是不同的，这是代沟的永恒保障。沟不是坏东西，有山有水就有沟，地球上如果都是那么平展展的，虽然希望那都是良田但事实那很可能全是沙漠。别做暴君式的父辈，让儿女都跟自己一般高（我们曾经做那样可怜的儿女已经做得够够的了）。此文开头说的那位二十一岁的朋友——我们知青的第二代，他喜欢唱什么歌呢？有机会我要问问他。但是他愿意唱什么就让他唱什么吧，世上的紧张空气多是出于瞎操心，由瞎操心再演变为穷干涉。我们的第二代既然也快到了恋爱的季节，我们尤其要注意：任何以自己的观念干涉别人爱情的行为，都只是一股逆流。
　　
　　【篇十：神位官位心位】
　　有好心人劝我去庙里烧烧香，拜拜佛，许个愿，说那样的话佛就会救我，我的两条业已作废的腿就又可能用于走路了。
　　我说：“我不信。”
　　好心人说：“你怎么还不信哪？”
　　我说：“我不相信佛也是这么跟个贪官似的，你给他上供他就给你好处。”
　　好心人说：“哎哟，你还敢这么说哪！”
　　我说：“有什么不敢？佛总不能也是‘顺我者昌，逆我者亡’吧？”
　　好心人说：“哎哟哎哟，你呀，腿还想不想好哇？”
　　我说：“当然想。不过，要是佛太忙一时顾不上我，就等他有工夫再说吧，要是佛心也存邪念，至少咱们就别再犯一个拉佛下水的罪行。”
　　好心人苦笑，良久默然，必是惊讶着我的执迷不悟，痛惜着我的无可救药吧。
　　我忽然心里有点怕。也许佛真的神通广大，只要他愿意就可以让我的腿好起来？老实说，因为这两条枯枝一样的废腿，我确实丢失了很多很多我所向往的生活。我梦想这两条腿能好起来，梦想它们能完好如初。二十二年了，我以为这梦想已经淡薄或者已经不在，现在才知道这梦想永远都不会完结，一经唤起也还是一如既往地强烈。唯一的改变是我能够不露声色了。不露声色但心里却有点怕，或者有点慌：那好心人的劝导，是不是佛对我的忠心所做的最后试探呢？会不会因为我的出言不逊，这最后的机缘也就错过，我的梦想本来可以实现但现在已经彻底完蛋了呢？
　　果真如此吗？
　　果真如此也就没什么办法：这等于说我就是这么个命。
　　果真如此也就没什么意思：这等于说世间并无净土，有一双好腿又能走去哪里？果真如此也就没什么可惜：佛之救人尚且这般唯亲、唯利、唯蜜语，想来我也是逃得过初一逃不过十五。
　　果真如此也就没什么可怕：无非又撞见一个才高德浅的郎中，无非又多出一个吃贿的贪官或者一个专制的君王罢了。此“佛”非佛。
　　当然，倘这郎中真能医得好我这双残腿，倾家荡产我也宁愿去求他一次。但若这郎中偏要自称是佛，我便宁可就这么坐稳在轮椅上，免得这野心家一旦得逞，众生的人权都要听其摆弄了。
　　我既非出家的和尚，也非在家的居士，但我自以为对佛一向是敬重的。我这样说绝不是承认刚才的罪过，以期佛的宽宥。我的敬重在于：我相信佛绝不同于图贿的贪官，也不同于专制的君王。我这样说也绝不是拐弯抹角的恭维。在我想来，佛是用不着恭维的。佛，本不是一职官位，本不是寨主或君王，不是有求必应的神明，也不是可卜凶吉的算命先生。佛仅仅是信心，是理想，是困境中的一种思悟，是苦难里心魂的一条救路。
　　这样的佛，难道有理由向他行贿和谄媚吗？烧香和礼拜，其实都并不错，以一种形式来寄托和坚定自己面对苦难的信心，原是极为正当的；但若期待现实的酬报，便总让人想起提着烟酒去叩长官家门的景象。
　　我不相信佛能灭一切苦难。如果他能，世间早该是一片乐土。也许有人会说：“就是因为你们这些慧根不足、心性不净、执迷不悟的人闹的，佛的宏愿才至今未得实现。”可是，真抱歉——这逻辑岂不有点像庸医无能，反怪病人患病无方吗？
　　我想，最要重视的当是佛的忧悲。常所谓“我佛慈悲”，我以为即是说，那是慈爱的理想同时还是忧悲的处境。我不信佛能灭一切苦难，佛因苦难而产生，佛因苦难而成立，佛是苦难不尽中的一种信心，抽去苦难佛便不在了。佛并不能灭一切苦难，即是佛之忧悲的处境。佛并不能灭一切苦难，信心可还成立吗？还成立！落空的必定是贿赂的图谋，依然还在的就是信心。信心不指向现实的酬报，信心也不依据他人的证词，信心仅仅是自己的信心，是属于自己的面对苦难的心态和思路。这信心除了保证一种慈爱的理想之外什么都不保证，除了给我们一个方向和一条路程之外，并不给我们任何结果。
　　所谓“证果”，我久思未得其要。我非佛门弟子，也未深研佛学经典，不知在佛教的源头上“证果”意味着什么，单从大众信佛的潮流中取此一意来发问：“果”是什么？可以证得的那个“果”到底是什么？是苦难全数地消灭？还是某人独自享福？是世上再无值得忧悲之事？还是某人有幸独得逍遥，再无烦恼了呢？
　　苦难消灭自然也就无可忧悲，但苦难消灭一切也就都灭，在我想来那与一网打尽同效，目前有的是原子弹，非要去劳佛不可？若苦难不尽，又怎能了无烦恼？独自享福万事不问，大约是了无烦恼的唯一可能，但这不像佛法倒又像贪官庸吏了。
　　中国信佛的潮流里，似总有官的影子笼罩。求佛拜佛者，常抱一个极实惠的请求。求儿子，求房子，求票子，求文凭求户口，求福寿双全……所求之事大抵都是官的职权所辖，大抵都是求官而不得理会，便跑来庙中烧香叩首。佛于这潮流里，那意思无非一个万能的大官，且不见得就是清官，徇私枉法乃至杀人越货者竟也去烧香许物，求佛保佑不致东窗事发抑或锒铛入狱。若去香火浓烈的地方做一次统计，保险：因为灵魂不安而去反省的、因为信心不足而去求教的、因为理想认同而去礼拜的，难得有几个。
　　我想，这很可能是因为中国的神位，历来少为人的心魂而设置，多是为君的权威而筹谋。“君权神授”，当然求君便是求神，求官便是求君了，光景类似于求长官办事先要去给秘书送一点礼品。君神一旦同一，神位势必日益世俗得近于衙门。中国的神，看门、掌灶、理财、配药，管红白喜事，管吃喝拉撒，据说连厕所都有专职的神来负责。诸神如此地务实，信徒们便被培养得淡漠了心魂的方位；诸神管理得既然全面，神通广大且点滴无漏，众生除却歌功颂德以求实惠还能何为？大约就只剩下吃“大锅饭”了。“大锅饭”吃到不妙时，还有一句“此处不养爷”来泄怨，还有一句“自有养爷处”来开怀。神位的变质和心位的缺失相互促进，以致佛来东土也只热衷俗务，单行其“慈”，那一个“悲”字早留在西天。这信佛的潮流里，最为高渺的祈望也还是为来世做些务实的铺陈——今生灭除妄念，来世可入天堂。若问：何为天堂？答曰：无苦极乐之所在。但无苦怎么会有乐呢？天堂是不是妄念？此问则大不敬，要惹来斥责，是慧根不够的征兆之一例。
　　电视剧《北京人在纽约》，曾引出众口一词的感慨以及嘲骂：“美国也（***的）不是天堂。”可，谁说那是天堂了？谁曾告诉你纽约专门儿是天堂了？人家说那儿也是地狱，你怎么就不记着？这感慨和嘲骂，泄露了国产天堂观的真相：无论急于今生，还是耐心来世，那天堂都不是心魂的圣地，仍不过是实实在在的福乐。福不圆满，乐不周到，便失望，便怨愤，便嘲骂，并不反省，倒运足了气力去讥贬人家。看来，那“无苦并极乐”的向往，单是比凡夫俗子想念得深远：不图小利，要中一个大彩。
　　就算天堂真的存在，我的智力还是突破不出那个“证果”的逻辑：无苦并极乐是什么状态呢？独自享福则似贪官，苦难全消就又与集体服毒同效。还是那电视剧片头的几句话说得好，那儿是天堂也是地狱。是天堂也是地狱的地方，我想是有一个简称的：人间。就心魂的朝圣而言，纽约与北京一样，今生与来世一样，都必是慈与悲的同行，罪与赎的携手，苦难与拯救一致地没有尽头，因而在地球的这边和那边，在时间的此岸和彼岸，都要有心魂应对苦难的路途或方式。这路途或方式，是佛我也相信，是基督我也相信，单不能相信那是官的所辖和民的行贿。
　　还有“人人皆可成佛”一说，也作怪，值得探讨。怎么个“成”法儿？什么样儿就算“成”了呢？“成”了之后再往哪儿走？这问题，我很久以来找不到通顺的解答。说“能成”吧，又想象不出成了之后可怎么办；说“永远不能成”吧，又像是用一把好歹也吃不上的草料去逗引着驴儿转磨。所谓终极发问、终极关怀，总应该有一个终极答案、终极结果吧？否则岂不荒诞？
　　最近看了刘小枫先生的《走向十字架上的真理》，令我茅塞顿开。书中讲述基督性时说：人与上帝有着永恒的距离，人永远不能成为上帝。书中又谈到，神是否存在？神若存在，神便可见、可及、乃至可做，难免人神不辨，任何人就都可能去做一个假冒伪劣的神了；神若不存在，神学即成扯淡，神位一空，人间的造神运动便可顺理成章，肃贪和打假倒没了标准。这可如何是好？我理解那书中的意思是说：神的存在不是由终极答案或终极结果来证明的，而是由终极发问和终极关怀来证明的，面对不尽苦难的不尽发问，便是神的显现，因为恰是这不尽的发问与关怀可以使人的心魂趋向神圣，使人对生命取了崭新的态度，使人崇尚慈爱的理想。
　　“人人皆可成佛”和“人与上帝有着永恒的距离”，是两种不同的生命态度，一个重果，一个重行，一个为超凡的酬报描述最终的希望，一个为神圣的拯救构筑永恒的路途。但超凡的酬报有可能是一幅幻景，以此来维护信心似乎总有悬危。而永恒的路途不会有假，以此来坚定信心还有什么可怕！
　　这使我想到了佛的本义，佛并不是一个名词，并不是一个实体，佛的本义是觉悟，是一个动词，是行为，而不是绝顶的一处宝座。这样，“人人皆可成佛”就可以理解了，“成”不再是一个终点，理想中那个完美的状态与人有着永恒的距离，人即可朝向神圣无止地开步了。谁要是把自己披挂起来，摆出一副伟大的完成态，则无论是光芒万丈，还是淡泊逍遥，都像是搔首弄姿。“烦恼即菩提”，我信，那是关心，也是拯救。“一切佛法唯在行愿”，我信，那是无终的理想之路。真正的宗教精神都是相通的，无论东方还是西方。任何自以为可以提供无苦而极乐之天堂的哲学和神学，都难免落入不能自圆的窘境。
　　
　　【篇十一：安乐死断想】
　　首先我认为，用人为的方法结束植物人的生命，并不在“安乐死”的范畴之内，因为植物人已经丧失意识，已无从体尝任何痛苦和安乐。安乐死是对有意识的人而言的，其定义是：患不治之症的病人在危重濒死状态时，由于精神和躯体的极端痛苦，在病人或亲友的要求下，经过医生的认可，用人为的方法使病人在无痛苦状态下度过死亡阶段而终结生命全过程（引自《安乐死》第15页）。
　　在弄清一件事是否符合人道主义之前，有必要弄清什么是人？给人下一个定义是件很复杂的事，但人与其他东西的区别却是显而易见的：人是这星球上唯一有意识的生命。（《辞海》上说，意识是“人所特有的”。）有意识当然不是指有神经反射或仅仅能够完成条件反射，而是指有精神活动因而能够创造生活和享受生活。而植物人是没有意识的。那么植物人还是人吗？这样问未免太残酷，甚至比听说人是猴变的还要感觉残酷。但面对这残酷的事实科学显然不能回避，而是要问：既然如此，我们仍要对植物人实行人道主义的理由何在？我想，那是因为我们记得：每一个植物人在成为植物人之前都是骄傲的可敬可爱的堂堂正正的人。正因为我们深刻地记得这一点，我们才不能容忍他们有朝一日像一株株植物似的任人摆布而丧失尊严。与其让他们无辜地、在无法表达自己的意愿无从行使自己的权利的状态下屈辱地呼吸，不如帮他们凛然并庄严地结束。我认为这才是对他们以往人格的尊重，因而这才是人道。
　　当然，植物人也已无从体尝人道。事实上，一切所谓人道都是对我们这些活人（有意识的人）而言的。我们哀悼死者是出于我们感情的需要，不允许人们有这种感情是不人道的。我们为死者穿上整齐的衣服并在其墓前立一块碑，我们实际是在为包皮括我们在内的人类唱一支赞歌。人是不能混同于其他东西的，因而要有一个更为庄严的结束；让我们混同于其他东西是不人道的。让一个人仅仅开动着消化、循环和呼吸系统而没有自己的意志，不仅是袖手旁观他的被侮辱，而且是对我们所有人的自由和尊严的严重威胁，所以是不人道的，那么，让一个实际已经告别了人生的植物人妨碍着人们（譬如植物人的亲属）的精神的全面实现，使他们陷于（很可能是漫长的）痛苦，并毫无意义地争夺他们的物质财富，这难道是人道吗？当然不。
　　总之，人为地结束植物人的生命无疑是人道的。至于如何甄别植物人，这不是道德问题而是技术问题，技术的不完善只说明应该加紧研究，并不说明其他。
　　真正值得探讨的是（符合前述定义的）“安乐死”是否人道，是否应该施行？
　　譬如，一个人到了癌症晚期，虽然他还有意识，但这意识刚够他受尽精神和肉体的折磨，除此之外他只是在等死，完全无望继续创造生活和享受生活了。这时候他有没有权利要求提前死去？医生和法律应不应该帮助他实现这最后的愿望？我说他有这个权利，医生和法律也应该帮助他实现这一愿望。反对这样做的唯一似乎站得住脚的理由是：医学是不断发展的，什么人也不能断定，今天不能治愈的疾病在今后也不能治愈。保证他存活，是等待救治他的机会到来的最重要前提；而且只有这样才能促进医学的发展而造福于后人。但是首先，如果医学的发展竟以一个无辜者的巨大痛苦为前提，并且不顾他自己的权利与愿望，这又与法西斯拿人来做试验有什么两样呢？法西斯的上述行为不是也使医学有过发展吗？看来，以促进医学发展为由反对安乐死是站不住脚的，这是舍本求末，丢弃了医学的最高原则：人道主义。况且，医学新技术完全可以靠动物试验而得以发展，只有在这新技术接近完善之时才能用之于人，绝不可想象让一个身患绝症的濒死的人受尽折磨，而只是为了等待一项八字还没一撇的医学新技术。其次，医学的发展确实是难以预料的，有时一个偶然的机会也许就能使绝症出现转机。这又怎么办呢？一边是百分之九十九的无可救药，一边是百分之一的对偶然的企盼。我想，所以安乐死的施行第一要紧的是尊重患者本人的意愿。科学不能以偶然为依据，但科学承认偶然的存在。医生把情况向患者讲明，之后，患者的意愿就是上帝，他宁愿等待偶然或宁愿不等待偶然，我们都该听命于他。当然，如果他甘愿忍受痛苦而为医学的发展做出贡献，他理应受到人们加倍的尊敬。但这绝不等于说别人可以强迫他这样做。
　　另外我想，安乐死的施行，会逼迫人们更注重疾病的早期防治与研究。如果能把维持无望治愈者暂时存活的人力物力，用于早期患者的防治上，效果肯定会更好。
　　据说，发生过极少数“植物人”苏醒的病例。但这除了说明有极少数误诊之外还能说明什么呢？一项正确的措施显然不能因为极少数例外或失误而取消，因噎废食差不多是最愚蠢的行为。难道我们真要看到盒中的每一根火柴都能划着，才敢相信这是一盒值得买下来的火柴吗？倘如此，人类将无所作为，只配等死，因为现行的很多诊断和治疗方法，都有着被科学和法律所允许的致死率。甚至在交通事故如此频繁发生的今天，也没有哪个正常人想到要把自己锁在家里。
　　“只要是生命，就应该无条件地让它存活下去，这才人道，这才体现出一个社会的进步程度。”这样的观点就更糊涂，糊涂到竟未弄清人与某种被饲养物的区别。人是不能无条件活着的，譬如，不能没有尊严。人也是不能允许其他东西无条件地活着，譬如，当老鼠掠夺你的口粮的时候。而且我们倡导人道，并不是为了体现出社会的进步，而是为了所有的人生活得更美好，如果人道主义日益发达，人们生活得日益美好，那么体不体现出社会的进步就不是一件需要焦虑的事了。
　　“重残”、“严重缺陷”、“智力缺陷”、“畸形儿”，就施行安乐死来说，这些都不是严格的标准。我想，无论有何种残疾或缺陷，只要其丧失了创造生活的能力（譬如完全不能动也不能说话的人），或丧失了享受生活的能力（譬如彻底的白痴和植物人），那么，他就有权享受安乐死，人为地终止其生命就都是人道的。但是，一个虽无创造生活的能力但还有享受生活能力的人，只要他愿意，他就有继续生存的权利，社会也就有赡养他的义务（享受生活，是指能够从生活中获取幸福和快乐，而不是指单能吃喝拉撒睡却对此毫无感受者）。
　　对初生的重残儿童怎么办？一个无辜的儿童来到这世界上，而且他注定要有一个比常人百倍严酷的人生，对于这样的儿童我们应该为他们做些什么？我觉得对他们施行安乐死的标准应该放得更宽些，我们何必不让这些注定要备受折磨的灵魂回去，而让一些更幸运的孩子来呢？这本不是太复杂的事呀。我从感情上觉得应该这样做，但从理性上我找不到可以信服的理由支持这样做。我知道感情是不能代替科学和法律的。这是件非常令人沮丧和遗憾的事。我希望人们终于有一天能够找到一个办法，至少使所有的人一来到这个世界上，就都站在一条平等的起跑线上，尽管他们前面的人生仍然布满着坎坷与艰难。
　　安乐死还有“积极安乐死”和“消极安乐死”之分。前者指在医生的指导和监督下，用药物结束患者的生命。后者指撤除对患者的一切治疗，使其自行死亡。我以为很明显，前者是更为人道的。因为，当已经确定应该对某人施行安乐死之后，哪种方法更能减少其死亡过程中的痛苦，哪种方法就是最人道的。
　　还有“自愿安乐死”和“非自愿安乐死”之分。前者是指本人要求安乐死，或对安乐死表示过同意。后者是指那些对安乐死已不能有所表示的人，和以往也不曾对安乐死有过确定态度或干脆是持反对态度的人。对前者施行安乐死，显然是无可非议了。那么对后者呢？对那些对安乐死不曾表示过确定态度的人，或许他的亲朋好友还可以代他做出选择。但是，对那些反对安乐死而又譬如说成了植物人的人，又当如何呢？真是不知道了。就像不知道一个无罪者的行为既不能利己又损害了他人，面对这种局面人们应该怎么办？这值得研究。
　　不过我想，如果使每一个人在其健康时都有机会表明自己对安乐死的态度，则肯定是有益的。而且我相信，随着人们生命观念的日益进步，反对安乐死的人会越来越少。
　　还有“自杀安乐死”和“助杀安乐死”之分。前者是说，确认了一个符合安乐死的标准，但是医生（或其他人）不予帮助，死的手段由其自己去找。后者是说，医生（或其他人）为其提供死之手段并帮助其施行。我觉得前者除了像拿人开心之外，别的什么都不像。
　　现在从《安乐死》一书中引几段文字：“1961年9月的一天，英国‘圣克里斯托弗安息所’的花园林荫小道上，一位中年男子和一位年轻的女子，推着手推车慢慢行走。手推车上半躺着一位老人，脸色苍白，十分清瘦，看上去就是一位重病人，这一男一女一边推着车，一边与老人轻轻交谈。他们像是父子，像是祖孙，老人不时地被小辈的话语所打动，轻轻地点头，时而也做做手势，表达自己的意思。明媚的陽光照在老人的脸上，给他十分苍白的脸上增加几分精神。老人神情安逸，心绪稳定。”“其实他们是医生、护士和病人。老人已患晚期肿瘤，即将离开人世。医生和护士坦然地与老人一起讨论‘死’，讨论‘如何无痛苦地死’，讨论‘死给你带来的感觉’，讨论‘死是不可避免的自然规律’，讨论‘应有选择死亡的权利’等等。”“这是目前在西欧、北美国家大量存在的安息所。它是60年代后出现的医疗保健系统中的一种新形式，旨在使临终的病人在生命的最后日子里得到很好的照顾。”这也是安乐死的一项内容，甚至可能是最为重要的一项内容。如果我们国家还没有这样的条件，那么像《中国残疾人》和《三月风》也许就应该担当起这样的职责，使人们对生和死有更为科学的认识，更为镇静和坦然的态度。
　　以上是我对安乐死的一些看法，肯定有很多毛病和错误。我非常感谢《中国残疾人》杂志辟出版面开展这样的讨论。我也非常感谢他们给我说出上述观点的机会，以便有一天我不幸成了只能浪费氧气、粮食和药品的人，那时候，人们能够知道我对此所持的态度，并仁慈地赐我一个好死。
　　再从《安乐死》一书上引一段话，作为此文的结尾：“1976年在日本东京举行了一次‘安乐死国际会议’，其宣言中强调，应尊重人‘生的意义’和‘庄严的死’。这样的提法究竟能够为多少人接受，眼下还难以确定，但把人的生死权利相提并论，至少可以说标志着人类对自己生命意义的认识进入到了一个新阶段。”
　　1989年
　　
　　【篇十二：相逢何必曾相识】
　　等有一天我们这伙人真都老了，七十，八十，甚至九十岁，白发苍苍还拄了拐棍儿，世界归根结底不是我们的了，我们已经是（夏令时）傍晚七八点钟的太陽，即便到那时候，如果陌路相逢我们仍会因为都是“老三届”而“相逢何必曾相识”。那么不管在哪儿，咱们找一块不碍事的地方坐下——再说那地方也清静。“您哪届？”“六六。您呢？”（当年是用“你”字，那时都说“您”了，由此见出时间的作用。）“我六八。”“初六八高六八？”“老高一。”“那您大我一岁，我老初三。”倘此时有一对青年经过近旁，小伙子有可能拉起姑娘快走，疑心这俩老家伙念的什么咒语。“那时候您去了哪儿？”“云南（或者东北、内蒙、山西）。您呢？”“陕北，延安。”这就行了，我们大半的身世就都相互了然。这永远是我们之间最亲切的问候和最有效的沟通方式，是我们这代人的专利。六六、六七、六八，已经是多么遥远了的年代。要是那一对青年学过历史，他们有可能忽然明白那不是咒语，那是二十世纪中极不平常的几年，并且想起考试时他们背诵过几个拗口的词句：插队，知青，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如果他们恰恰是钻研史学的，如果他们走来，如同发现了活化石那样地发现了我们，我想我们不太介意，历史还要走下去，我们除了不想阻碍它之外，正巧还想为“归根结底不是我们的”世界有一点用处。
　　我们能说点什么呢？上得了正史的想必都已上了正史。几十年前的喜怒哀乐和几百几千年前的喜怒哀乐一样，都根据当代人的喜怒哀乐成为想象罢了。我们可以讲一点儿单凭想象力所无法触及的野史。
　　比如，要是正史上写“千百万知识青年满怀革命豪情奔赴农村、边疆”，您信它一半足够了，记此正史的人必是带了情绪。我记得清楚，1968年末的一天，我们学校专门从外校请来一位工宣队长，为我们作动员报告，据说该人在“上山下乡的动员工作”上很有成就。他上得台来先是说：“谁要捣乱，我们拿他有办法。”台下便很安静了。然后他说：“现在就看我们对毛主席忠还是不忠了。”台下的呼吸声就差不多没有，随后有人带头喊亮了口号。他的最后一句话尤为简洁有力：“你报名去，我们不一定叫你去，不报名呢，我们非叫你去不可。”因而造成一段历史疑案：有多少报了名的是真心想去的呢？
　　什么时候也有勇敢的人，你说出大天来他就是不去，不去不去不去！威赫如那位工宣队长者反而退却。这里面肯定含着一条令人快慰的逻辑。
　　我去了延安。我从怕去变为想去，主要是好奇心的驱使，是以后屡屡证明了的惯做白日梦的禀性所致，以及不敢违逆潮流之怯懦的作用。唯当坐上了西行的列车和翻山越岭北上的卡车时，才感受到一缕革命豪情。唯当下了汽车先就看见了一些讨饭的农民时，才于默然之间又想到了革命。也就是在那一路，我的同学孙立哲走上了他的命定之途。那是一本《农村医疗手册》引发的灵感。他捧定那书看了一路，说：“咱们干赤脚医生吧。”大家都说好。
　　立哲后来成了全国知名的知青典型，这是正史上必不可少的一页。但若正史上说他有多么高的政治水平，您连十分之一都甭信。立哲要是精于政治，“四人帮”也能懂人道主义了。立哲有的是冲不垮的事业心和磨不尽的人情味，仅此而已。再加上我们那地方缺医少药，是贫病交困的农民们把他送上了行医的路。所以当“四人帮”倒台后，有几个人想把立哲整成“风派”“闹派”时，便有几封数百个农民签名（或委托）的信送去北京，担保他是贫下中农最爱戴的人。
　　我们那个村子叫关家庄，离延川县城八十里，离永坪油矿三十五里，离公社十里。第一次从公社往村里去的路上，我们半开玩笑地为立哲造舆论：“他是大夫。”“医生噢？”老乡问，“能治病了吧？”“当然，不能治病算什么医生。”“对。就在咱庄里盛下（盛下：住下）呀是？”“是。”“咳呀——，那就好。”所以到村里的第二天就有人来找立哲看病，我们七手八脚地都做他的帮手和参谋。第一个病人是个老婆儿——发烧、发冷、满脸起的红斑。立哲翻完了那本《农村医疗手册》说一声：丹毒。于是大伙把从北京带来的抗生素都拿出来，把红糖和肉松也拿出来。老婆儿以为那都是药，慌慌地问：“多少价？”大伙回答：“不要钱。”老婆儿惊诧之间已然发了一身透汗，第一轮药服罢病已好去大半。单是那满脸的红斑经久不消。立哲再去看书，又怀疑是否红斑狼疮。这才想起问问病史。老婆儿摸摸脸：“你是问这？胎里坐下的嘛。”“生下来就有？”“噢——嘛！”当然，后来立哲的医道日益精深，名不虚传。
　　说起那时陕北生活的艰辛，后人有可能认为是造谣。“糠菜半年粮”已经靠近了梦想，把菜去掉换一个汤字才是实情。“一分钱掰成两半花”呢，就怕真的掰开倒全要作废，所以才不实行。怎样算一个家呢？一眼窑，进门一条炕，炕头连着锅台，对面一张条案，条案上放两只木箱和几个瓦罐，窑掌里架起一只存粮的囤，便是全部家当。怎样养活一个家呢？男人顶着月亮到山里去，晚上再顶着月亮回来，在青天黄土之间用全部生命去换那每年人均不足三百斤的口粮。民歌里唱“人凭衣裳马凭鞍，婆姨们凭的是男子汉”，其实这除了说明粮食的重要之外不说明其他，婆姨们的苦一点不比男人们的轻，白天喂猪、养鸡、做饭，夜晚男人们歇在炕头抽烟，她们要纺线、织布、做衣裳，农活紧了她们也要上山受苦，一家人的用度还是她们半夜里醒来默默地去盘算。民歌里唱“鸡蛋壳壳点灯半炕炕明，酒盅盅量米不嫌哥哥穷”，差不多是真的。好在我们那儿离油矿近，从废弃的油井边掏一点黑黑的原油拿回家点灯，又能省下几个钱。民歌唱“出的牛马力，吃的猪狗食”，说是夸张吗？那是因为其时其地的牛马们苦更重，要是换了草原上的牛马，就不好说谁夸张了谁。猪是一家人全年花销的指望，宁可人饿着不能饿了它们，宁可人瘦下去也得把它们养肥，然后卖成钱，买盐，买针线、农具、染布的颜料、娃娃上学要用的书和笔，余下的逐年积累，待娃娃长大知道要婆姨了的时候去派用场。唯独狗可以忽视，所以全村再难找到一头有能力与狼搏斗的狗了。然而，狗仍是最能让人得到温暖的动物，它们饿得昏昏的也还是看重情谊，这自然是值得颂扬的；但它们要是饿紧了偶然偷了一回嘴呢，你看那生性自轻自贱的目光吧——含满了惭愧和自责，这就未必还是好品质。我彻底厌恶“儿不嫌母丑，狗不嫌家贫”的理论。人不是一辈子为了当儿子（或者孙子）的，此其一；人在数十万年前已经超越了所有的动物，此其二；第三，人若不嫌母丑母亲就永远丑下去，要是不嫌家贫闹革命原本是为了什么呢？找遍陕北民歌你找不到“狗不嫌家贫”这样的词句，有的都是人的不屈不息的渴盼，苦难中的别离，煎熬着的深情，大胆到无法无天的爱恋：“三天没见哥哥面，大路上行人都问遍。”“风尘尘不动树梢梢摆，梦也梦不见你回来。”“白格生生蔓菁绿缨缨，大女子养娃娃天生成。”“我把哥哥藏在我家，毒死我男人不要害怕。”“陕北出了个刘志丹，他带上队伍上横山。”“洗了个手来和白面，三哥哥吃了上前线。”“想你想得眼发花，土坷垃看成个枣红马。”“崖畔上开花崖畔上红，受苦人过得好光景。”所有的希冀都借助自古情歌的旋律自由流淌，在黄褐色的高原上顺天游荡。在山里受苦时，乡亲们爱听我们讲北京的事，听得羡慕但不嫉妒，“哎呀——，哎呀——”地赞叹，便望那望不尽的山川沟壑，产生一些憧憬，说“咱这搭儿啥时也能像了北京似……”接着叹一声：“不比当年了嘛，人家倒把咱给忘球喽。”于是继续抡动起七八斤重的老镢，唱一声：“六月里黄瓜下了架，巧口口那个说下哄人的话。”再唱一声：“噢，噢，噢嗬，噢嗬嗬，噢嗬嗬——！说是了天上没灵儿神，刮风了下雨是吼雷儿声，我问你就知情是不知儿情……”
　　我们刚去的那年是个风调雨顺的丰产年，可是公粮收得狠，前一年闹灾荒欠下的公粮还要补足，结果农民是丰产不丰收，我亲眼见村里几个最本分的汉子一入冬就带着全家出门要饭去了。胆大又有心计的人就搞一点“投机倒把”，其实什么投机倒把，无非是把自家舍不得吃的一点白面蒸成馍，拿到几十里地外的车站去卖个高价，多换些玉米高粱回来，为此要冒坐大狱的危险。有手艺的人就在冬闲时出门耍手艺，木匠、石匠还有画匠。我还做过几天画匠呢。外头来的那些画匠的技艺实在不宜恭维，我便自告奋勇为乡亲们画木箱。木箱做好，上了大红的漆，漆干了在上面画些花鸟鱼虫，再写几个吉利的字。外来的画匠画一对木箱要十几块钱，我只要主人顶我一天工，外加一顿杂面条条儿。那时候真是馋呀，知青灶上做不成那么好吃的杂面条条儿；山里挖来的小蒜捣烂，再加上一种叫作（弄不清是哪两个字）的佐料，实在好吃得很。我的画技还算可以，真的，不吹牛。老乡把我画的木箱担到集上卖，都卖了好价钱。画了十几对不能再画了。大家都认为，画一对木箱自家用，算得上是为贫下中农做了好事，但有人把它担到集上去赚钱就不是社会主义。我便再难吃上那热热的香香的杂面条条儿了。
　　历史总归会记得，那块古老的黄土地上曾经来过一群北京学生，他们在那儿干过一些好事，也助长过一些坏事。比如，我们激烈地反对过小队分红。关家庄占据着全川最好的土地，公社便在此搞大队分红试点，我们想，越小就越要滋生私欲，越大当然就越接近公，一大二公嘛，就越看得见共产主义的明天。谁料这样搞的结果是把关家庄搞成全川最穷的村了。再比如，我们吆三喝四地批斗过那些搞“投机倒把”或出门耍手艺赚钱的人，吓得人家老婆孩子“好你了，好你了”一股劲儿央告。还有，在“以粮为纲”的激励下，知识青年带头把村里的果树都砍了，种粮食。果树的主人躲在窑里流泪，真仿佛杨白劳再世又撞见了黄世仁。好在几年后我们知道不能再那么干了，我们开始弄懂一些中国的事了。读了些历史也看见了些历史，读了些理论又亲历了些生活，知道再那样干不行。尤其知青的命运和农民们的命运已经连在一起了，这是我们那几届“老插”得天独厚之处，至少开始两年我们差不多绝了回城的望，相信就将在那高原上繁衍子孙了，谁处在这位置谁都会幡然醒悟，那样干是没有活路的。
　　当然，一有机会我们还是都飞了，飞回城，飞出国，飞得全世界都有。这现象说起来复杂，要想说清其中缘由，怕是得各门类学者合力去写几本大书。
　　1984年我在几位作家朋友的帮助下又回了一趟陕北。因为政策的改善，关家庄的生活比十几年前自然是好多了，不敢说丰衣，钱也还是没有几个，但毕竟足食了。乡亲们迎我到村口，家家都请我去吃饭，吃的都是白面条条儿。我说我想吃杂面条条儿。众人说：“哎呀——，谁晓得你爱吃那号儿？”但是，农民们还是担心，担心政策变了还不是要受穷？担心连遇灾年还不是要挨饿？陕北，浑浊的黄河两岸，赤裸的黄土高原，仍然是得靠天吃饭。
　　那年我头一次走了南泥湾。歌里唱她是“陕北的好江南”，我一向认为是艺术夸张，但亲临其地一看，才知道当年写歌词的人都还没学会说假话呢。那儿的山是绿的，水是清的，空气也是湿润的，川地里都种的水稻，汽车开一路，两旁的树丛中有的是野果和草药，随时有野鸡、野鸽子振翅起落。究其所以，盖因那满山遍野林木的作用。深谙历史的人告诉我，几百年前的陕北莽莽苍苍都是原始森林。但是一出南泥湾的地界，无边无际又全是灼目的黄土了。我想，要是当年我们一来就开始种树造林，现在的陕北已是一块富庶之地了。我想要是那样，这高原早已变绿，黄河早已变清了。我想，眼下这条浑浊的河流，这片黄色的土地，难道是民族的骄傲吗？其实是罪过，是耻辱。但是见过了南泥湾，心里有了希望：种树吧种树吧种树吧，把当年红卫兵的热情都用来种树吧，让祖国山河一片绿吧！不如此不足使那片贫穷的土地有个根本的变化。
　　篇幅所限，不能再说了。插队的岁月忘不了，所有的事都忘不了，说起来没有个完。自己为自己盖棺论定是件滑稽的事，历史总归要由后人去评说。再唠叨两句闲话作为结束语吧：要是一罐青格凌凌的麻油洒在了黄土地上，怎么办？别着急，把浸了油的黄土都挖起来，放进锅里重新熬；当年乡亲们的日子就是这么过的。再有，现在流行“侃大山”一语，不知与我们当年的掏地有无关联？掏地就是刨地，是真正抡圆了镢头去把所有僵硬的大山都砍得松软；我们的青春就是这样过的。还有一件值得回味的事，我们十七八岁去插队时，男生和女生互相都不说话，心里騷騷动动的但都不敢说话，远远地望一回或偶尔说上一句半句，浑身热热的但还是不敢说下去；我们就是这样走进了人生的。这些事够后世的年轻人琢磨的，要是他们有兴趣的话。
　　一九九二年
　　
　　【篇十三：我二十一岁那年】
　　友谊医院神经内科病房有十二间病室，除去一号二号，其余十间我都住过。当然，决不为此骄傲。即便多么骄傲的人，据我所见，一躺上病床也都谦恭。一号和二号是病危室，是一步登天的地方，上帝认为我住那儿为时尚早。
　　十九年前，父亲搀扶着我第一次走进那病房。那时我还能走，走得艰难，走得让人伤心就是了。当时我有过一个决心：要么好，要么死，一定不再这样走出来。
　　正是晌午，病房里除了病人的微鼾，便是护士们轻极了的脚步，满目洁白，陽光中飘浮着药水的味道，如同信徒走进了庙宇我感觉到了希望。一位女大夫把我引进十号病室。她贴近我的耳朵轻轻柔柔地问：“午饭吃了没？”我说：“您说我的病还能好吗？”她笑了笑。记不得她怎样回答了，单记得她说了一句什么之后，父亲的愁眉也略略地舒展。女大夫步履轻盈地走后，我永远留住了一个偏见：女人是最应该当大夫的，白大褂是她们最优雅的服装。
　　那天恰是我二十一岁生日的第二天。我对医学对命运都还未及了解，不知道病出在脊髓上将是一件多么麻烦的事。我舒心地躺下来睡了个好觉。心想：十天，一个月，好吧就算是三个月，然后我就又能是原来的样子了。和我一起插队的同学来看我时，也都这样想；他们给我带来很多书。
　　十号有六个床位。我是六床。五床是个农民，他天天都盼着出院。“光房钱一天就一块一毛五，你算算得啦！”五床说，“死呗，可值得了这么些？”三床就说：“得了嘿你有完没完！死死死，数你悲观。”四床是个老头，说：“别介别介，咱毛主席有话啦——既来之，则安之。”农民便带笑地把目光转向我，却是对他们说：“敢情你们都有公费医疗。”他知道我还在与贫下中农相结合。一床不说话，一床一旦说话即可出院。二床像是个有些来头的人，举手投足之间便赢得大伙的敬畏。二床幸福地把一切名词都忘了，包皮括忘了自己的姓名。二床讲话时，所有名词都以“这个”“那个”代替，因而讲到一些轰轰烈烈的事迹却听不出是谁人所为。四床说：“这多好，不得罪人。”
　　我不搭茬儿。刚有的一点舒心顷刻全光。一天一块多房钱都要从父母的工资里出，一天好几块的药钱、饭钱都要从父母的工资里出，何况为了给我治病家中早已是负债累累了。我马上就想那农民之所想了：什么时候才能出院呢？我赶紧松开拳头让自己放明白点：这是在医院不是在家里，这儿没人会容忍我发脾气，而且砸坏了什么还不是得用父母的工资去赔？所幸身边有书，想来想去只好一头埋进书里去。好吧好吧，就算是三个月！我凭白地相信这样一个期限。
　　可是三个月后我不仅没能出院，病反而更厉害了。
　　那时我和二床一起住到了七号。二床果然不同寻常，是位局长，十一级干部，但还是多了一级，非十级以上者无缘去住高干病房的单间。七号是这普通病房中唯一仅设两张病床的房间，最接近单间，故一向由最接近十级的人去住。据说刚有个十三级从这儿出去。二床搬来名正言顺。我呢？护士长说是“这孩子爱读书”，让我帮助二床把名词重新记起来。“你看他连自己是谁都闹不清了。”护士长说。但二床却因此越来越让人喜欢，因为“局长”也是名词也在被忘之列，我们之间的关系日益平等、融洽。有一天他问我：“你是干什么的？”我说：“插队的。”二床说他的“那个”也是，两个“那个”都是，他在高出他半个头的地方比划一下：“就是那两个，我自己养的。”“您是说您的两个儿子？”他说对，儿子。他说好哇，革命嘛就不能怕苦，就是要去结合。他说：“我们当初也是从那儿出来的嘛。”我说：“农村？”“对对对。什么？”“农村。”“对对对农村。别忘本呀！”我说是。我说：“您的家乡是哪儿？”他于是抱着头想好久。这一回我也没办法提醒他。最后他骂一句，不想了，说：“我也放过那玩意儿。”他在头顶上伸直两个手指。“是牛吗？”他摇摇头，手往低处一压。“羊？”“对了，羊。我放过羊。”他躺下，双手垫在脑后，甜甜蜜蜜地望着天花板老半天不言语。大夫说他这病叫做“角回综合症，命名性失语”，并不影响其他记忆，尤其是遥远的往事更都记得清楚。我想局长到底是局长，比我会得病。他忽然又坐起来：“我的那个，喂，小什么来？”“小儿子？”“对！”他怒气冲冲地跳到地上，说：“那个小玩意儿，娘个X！”说：“他要去结合，我说好嘛我支持。”说：“他来信要钱，说要办个这个。”他指了指周围，我想“那个小玩意儿”可能是要办个医疗站。他说：“好嘛，要多少？我给。可那个小玩意儿！”他背着手气哼哼地来回走，然后停住，两手一摊：“可他又要在那儿结婚！”“在农村？”“对，农村。”“跟农民？”“跟农民。”无论是根据我当时的思想觉悟，还是根据报纸电台当时的宣传倡导，这都是值得肃然起敬的。“扎根派。”我钦佩地说。“娘了个X派！”他说：“可你还要不要回来嘛？”这下我有点发蒙。见我愣着，他又一跺脚，补充道：“可你还要不要革命？！”这下我懂了，先不管革命是什么，二床的坦诚都令人欣慰。
　　不必去操心那些玄妙的逻辑了。整个冬天就快过去，我反倒拄着拐杖都走不到院子里去了，双腿日甚一日地麻木，肌肉无可遏止地萎缩，这才是需要发愁的。
　　我能住到七号来，事实上是因为大夫护士们都同情我。因为我还这么年轻，因为我是自费医疗，因为大夫护士都已经明白我这病的前景极为不妙，还因为我爱读书——在那个“知识越多越反动”的年代，大夫护士们尤为喜爱一个爱读书的孩子。他们都还把我当孩子。他们的孩子有不少也在插队。护士长好几次在我母亲面前夸我，最后总是说：“唉，这孩子……”这一声叹，暴露了当代医学的爱莫能助。他们没有别的办法帮助我，只能让我住得好一点，安静些，读读书吧——他们可能是想，说不定书中能有“这孩子”一条路。
　　可我已经没了读书的兴致。整日躺在床上，听各种脚步从门外走过；希望他们停下来，推门进来，又希望他们千万别停，走过去走你们的路去别来烦我。心里荒荒凉凉地祈祷：上帝如果你不收我回去，就把能走路的腿也给我留下！我确曾在没人的时候双手合十，出声地向神灵许过愿。多年以后才听一位无名的哲人说过：危卧病榻，难有无神论者。如今来想，有神无神并不值得争论，但在命运的混沌之点，人自然会忽略着科学，向虚冥之中寄托一份虔敬的祈盼。正如迄今人类最美好的向往也都没有实际的验证，但那向往并不因此消灭。
　　主管大夫每天来查房，每天都在我的床前停留得最久：“好吧，别急。”按规矩主任每星期查一次房，可是几位主任时常都来看看我：“感觉怎么样？嗯，一定别着急。”有那么些天全科的大夫都来看我，八小时以内或以外，单独来或结队来，检查一番各抒主张，然后都对我说：“别着急，好吗？千万别急。”从他们谨慎的言谈中我渐渐明白了一件事：我这病要是因为一个肿瘤的捣鬼，把它找出来切下去随便扔到一个垃圾桶里，我就还能直立行走，否则我多半就把祖先数百万年进化而来的这一优势给弄丢了。
　　窗外的小花园里已是桃红柳绿，二十二个春天没有哪一个像这样让人心抖。我已经不敢去羡慕那些在花丛树行间漫步的健康人和在小路上打羽毛球的年轻人。我记得我久久地看过一个身着病服的老人，在草地上踱着方步晒太陽：只要这样我想只要这样！只要能这样就行了就够了！我回忆脚踩在软软的草地上是什么感觉？想走到哪儿就走到哪儿是什么感觉？踢一颗路边的石子，踢着它走是什么感觉？没这样回忆过的人不会相信，那竟是回忆不出来的！老人走后我仍呆望着那块草地，陽光在那儿慢慢地淡薄、脱离，凝作一缕孤哀凄寂的红光一步步爬上墙，爬上楼顶……我写下一句歪诗：轻拨小窗看春色，漏入人间一斜陽。日后我摇着轮椅特意去看过那块草地，并从那儿张望7号窗口，猜想那玻璃后面现在住的谁？上帝打算为他挑选什么前程？当然，上帝用不着征求他的意见。
　　我乞求上帝不过是在和我开着一个临时的玩笑——在我的脊椎里装进了一个良性的瘤子。对对，它可以长在椎管内，但必须要长在软膜外，那样才能把它剥离而不损坏那条珍贵的脊髓。“对不对，大夫？”“谁告诉你的？”“对不对吧？”大夫说：“不过，看来不太像肿瘤。”我用目光在所有的地方写下“上帝保佑”，我想，或许把这四个字写到千遍万遍就会赢得上帝的怜悯，让它是个瘤子，一个善意的瘤子。要么干脆是个恶毒的瘤子，能要命的那一种，那也行。总归得是瘤子，上帝！
　　朋友送了我一包皮莲子，无聊时我捡几颗泡在瓶子里，想：赌不赌一个愿？——要是它们能发芽，我的病就不过是个瘤子。但我战战兢兢地一直没敢赌。谁料几天后莲子竟都发芽。我想好吧我赌！我想其实我压根儿是倾向于赌的。我想倾向于赌事实上就等于是赌了。我想现在我还敢赌——它们一定能长出叶子！（这是明摆着的。）我每天给它们换水，早晨把它们移到窗台西边，下午再把它们挪到东边，让它们总在陽光里；为此我抓住床栏走，扶住窗台走，几米路我走得大汗淋漓。这事我不说，没人知道。不久，它们长出一片片圆圆的叶子来。“圆”，又是好兆。我更加周到地侍候它们，坐回到床上气喘吁吁地望着它们，夜里醒来在月光中也看看它们：好了，我要转运了。并且忽然注意到“莲”与“怜”谐音，毕恭毕敬地想：上帝终于要对我发发慈悲了吧？这些事我不说没人知道。叶子长出了瓶口，闲人要去摸，我不让，他们硬是摸了呢，我便在心里加倍地祈祷几回。这些事我不说，现在也没人知道。然而科学胜利了，它三番五次地说那儿没有瘤子，没有没有。果然，上帝直接在那条娇嫩的脊髓上做了手脚！定案之日，我像个冤判的屈鬼那样疯狂地作乱，挣扎着站起来，心想干吗不能跑一回给那个没良心的上帝瞧瞧？后果很简单，如果你没摔死你必会明白：确实，你干不过上帝。
　　我终日躺在床上一言不发，心里先是完全的空白，随后由着一个死字去填满。王主任来了。（那个老太太，我永远忘不了她。还有张护士长。八年以后和十七年以后，我有两次真的病到了死神门口，全靠这两位老太太又把我抢下来。）我面向墙躺着，王主任坐在我身后许久不说什么，然后说了，话并不多，大意是：还是看看书吧，你不是爱看书吗？人活一天就不要白活。将来你工作了，忙得一点时间都没有，你会后悔这段时光就让它这么白白地过去了。这些话当然并不能打消我的死念，但这些话我将受用终生，在以后的若干年里我频繁地对死神抱有过热情，但在未死之前我一直记得王主任这些话，因而还是去做些事。使我没有***的原因很多（我在另外的文章里写过），“人活一天就不要白活”亦为其一，慢慢地去做些事于是慢慢地有了活的兴致和价值感。有一年我去医院看她，把我写的书送给她，她已是满头白发了，退休了，但照常在医院里从早忙到晚。我看着她想，这老太太当年必是心里有数，知道我还不至***，所以她单给我指一条活着的路。可是我不知道当年我搬离7号后，是谁最先在那儿发现过一团电线？并对此作过什么推想？那是个秘密，现在也不必说。假定我那时真的***了呢？我想找一天去问问王主任。我想，她可能会说“真要***那谁也管不了”，可能会说“要是你找不到活着的价值，迟早还是想死”，可能会说“想一想死倒也不是坏事，想明白了倒活得更自由”，可能会说“不，我看得出来，你那时离死神还远着呢，因为你有那么多好朋友”。
　　友谊医院——这名字叫得好。“同仁”“协和”“博爱”“济慈”，这样的名字也不错，但或稍嫌冷静，或略显张扬，都不如“友谊”听着那么平易、亲近。也许是我的偏见。二十一岁末尾，双腿彻底背叛了我，我没死，全靠着友谊。还在乡下插队的同学不断写信来，软硬兼施劝骂并举，以期激起我活下去的勇气；已转回北京的同学每逢探视日必来看我，甚至非探视日他们也能进来。“怎么进来的你们？”“咳，闭上一只眼睛想一会儿就进来了。”这群插过队的，当年可以凭一张站台票走南闯北，甭担心还有他们走不通的路。那时我搬到了加号。加号原本不是病房，里面有个小楼梯间，楼梯间弃置不用了，余下的地方仅够放一张床，虽然窄小得像一节烟囱，但毕竟是单间，光景固不可比十级，却又非十一级可比。这又是大夫护士们的一番苦心，见我的朋友太多，都是少男少女难免说笑得不管不顾，既不能影响了别人又不可剥夺了我的快乐，于是给了我9。5级的待遇。加号的窗口朝向大街，我的床紧挨着窗，在那儿我度过了二十一岁中最惬意的时光。每天上午我就坐在窗前清清静静地读书，很多名著我都是在那时读到的，也开始像模像样地学着外语。一过中午，我便直着眼睛朝大街上眺望，尤其注目骑车的年轻人和5路汽车的车站，盼着朋友们来。有那么一阵子我暂时忽略了死神。朋友们来了，带书来，带外面的消息来，带安慰和欢乐来，带新朋友来，新朋友又带新的朋友来，然后都成了老朋友。以后的多少年里，友谊一直就这样在我身边扩展，在我心里深厚。把加号的门关紧，我们自由地嬉笑怒骂，毫无顾忌地议论世界上所有的事，高兴了还可以轻声地唱点什么——陕北民歌，或插队知青自己的歌。晚上朋友们走了，在小台灯幽寂而又喧嚣的光线里，我开始想写点什么，那便是我创作欲望最初的萌生。我一时忘记了死，还因为什么？还因为爱情的影子在隐约地晃动。那影子将长久地在我心里晃动，给未来的日子带来幸福也带来痛苦，尤其带来激情，把一个绝望的生命引领出死谷。无论是幸福还是痛苦，都会成为永远的珍藏和神圣的纪念。
　　二十一岁、二十九岁、三十八岁，我三进三出友谊医院，我没死，全靠了友谊。后两次不是我想去勾结死神，而是死神对我有了兴趣。我高烧到40多度，朋友们把我抬到友谊医院，内科说没有护理截瘫病人的经验，柏大夫就去找来王主任，找来张护士长，于是我又住进神内病房。尤其是二十九岁那次，高烧不退，整天昏睡、呕吐，差不多三个月不敢闻饭味，光用血管去喝葡萄糖，血压也不安定，先是低压升到120接着高压又降到60，大夫们一度担心我活不过那年冬天了——肾，好像是接近完蛋的模样，治疗手段又像是接近于无了。我的同学找柏大夫商量，他们又一起去找唐大夫：要不要把这事告诉我父亲？他们决定：不。告诉他，他还不是白着急？然后他们分了工：死的事由我那同学和柏大夫管，等我死了由他们去向我父亲解释；活着的我由唐大夫多多关照。唐大夫说：“好，我以教学的理由留他在这儿，他活一天就还要想一天办法。”真是人不当死鬼神奈何其不得，冬天一过我又活了，看样子极可能活到下一个世纪去。唐大夫就是当年把我接进十号的那个女大夫，就是那个步履轻盈温文尔雅的女大夫，但八年过去她已是两鬓如霜了。又过了9年，我第三次住院时唐大夫已经不在。听说我又来了，科里的老大夫、老护士们都来看我，问候我，夸我的小说写得还不错，跟我叙叙家常，惟唐大夫不能来了。我知道她不能来了，她不在了。我曾摇着轮椅去给她送过一个小花圈，大家都说：她是累死的，她肯定是累死的！我永远记得她把我迎进病房的那个中午，她贴近我的耳边轻轻柔柔地问：“午饭吃了没？”倏忽之间，怎么，她已经不在了？她不过才五十岁出头。这事真让人哑口无言，总觉得不大说得通，肯定是谁把逻辑摆弄错了。
　　但愿柏大夫这一代的命运会好些。实际只是当着众多病人时我才叫她柏大夫。平时我叫她“小柏”，她叫我“小史”。她开玩笑时自称是我的“私人保健医”，不过这不像玩笑这很近实情。近两年我叫她“老柏”她叫我“老史”了。十九年前的深秋，病房里新来了个卫生员，梳着短辫儿，戴一条长围巾穿一双黑灯芯绒鞋，虽是一口地道的北京城里话，却满身满脸的乡土气尚未退尽。“你也是插队的？”我问她。“你也是？”听得出来，她早已知道了。“你哪届？”“老初二，你呢？”“我六八，老初一。你哪儿？”“陕北。你哪儿？”“我内蒙。”这就行了，全明白了，这样的招呼是我们这代人的专利，这样的问答立刻把我们拉近。我料定，几十年后这样的对话仍会在一些白发苍苍的人中间流行，仍是他们之间最亲切的问候和最有效的沟通方式；后世的语言学者会煞费苦心地对此作一番考证，正儿八经地写一篇论文去得一个学位。而我们这代人是怎样得一个学位的呢？十四五岁停学，十七八岁下乡，若干年后回城，得一个最被轻视的工作，但在农村呆过了还有什么工作不能干的呢，同时学心不死业余苦读，好不容易上了个大学，毕业之后又被轻视——因为真不巧你是个“工农兵学员”，你又得设法摘掉这个帽子，考试考试考试这代人可真没少考试，然后用你加倍的努力让老的少的都服气，用你的实际水平和能力让人们相信你配得上那个学位——这就是我们这代人得一个学位的典型途径。这还不是最坎坷的途径。“小柏”变成“老柏”，那个卫生员成为柏大夫，大致就是这么个途径，我知道，因为我们已是多年的朋友。她的丈夫大体上也是这么走过来的，我们都是朋友了；连她的儿子也叫我“老史”。闲下来细细去品，这个“老史”最令人羡慕的地方，便是一向活在友谊中。真说不定，这与我二十一岁那年恰恰住进了“友谊”医院有关。
　　因此偶尔有人说我是活在世外桃源，语气中不免流露了一点讥讽，仿佛这全是出于我的自娱甚至自欺。我颇不以为然。我既非活在世外桃源，也从不相信有什么世外桃源。但我相信世间桃源，世间确有此源，如果没有恐怕谁也就不想再活。倘此源有时弱小下去，依我看，至少讥讽并不能使其强大。千万年来它作为现实，更作为信念，这才不断。它源于心中再流入心中，它施于心又由于心，这才不断。欲其强大，舍心之虔诚又向何求呢？
　　也有人说我是不是一直活在童话里？语气中既有赞许又有告诫。赞许并且告诫，这很让我信服。赞许既在，告诫并不意指人们之间应该加固一条防线，而只是提醒我：童话的缺憾不在于它太美，而在于它必要走进一个更为纷繁而且严酷的世界，那时只怕它太娇嫩。
　　事实上在二十一岁那年，上帝已经这样提醒我了，他早已把他的超级童话和永恒的谜语向我略露端倪。
　　住在四号时，我见过一个男孩。他那年七岁，家住偏僻的山村，有一天传说公路要修到他家门前了，孩子们都翘首以待好梦联翩。公路终于修到，汽车终于开来，乍见汽车，孩子们惊讶兼着胆怯，远远地看。日子一长孩子便有奇想，发现扒住卡车的尾巴可以威风凛凛地兜风，他们背着父母玩得好快活。可是有一次，只一次，这七岁的男孩失手从车上摔了下来。他住进医院时已经不能跑，四肢肌肉都在萎缩。病房里很寂寞，孩子一瘸一瘸地到处窜；淘得过分了，病友们就说他：“你说说你是怎么伤的？”孩子立刻低了头，老老实实地一动不动。“说呀？”“说，因为什么？”孩子嗫嚅着。“喂，怎么不说呀？给忘啦？”“因为扒汽车，”孩子低声说，“因为淘气。”孩子补充道。他在诚心诚意地承认错误。大家都沉默，除了他自己谁都知道：这孩子伤在脊髓上，那样的伤是不可逆的。孩子仍不敢动，规规矩矩地站着用一双正在萎缩的小手擦眼泪。终于会有人先开口，语调变得哀柔：“下次还淘不淘了？”孩子很熟悉这样的宽容或原谅，马上使劲摇头：“不，不，不了！”同时松了一口气。但这一回不同以往，怎么没有人接着向他允诺“好啦，只要改了就还是好孩子”呢？他睁大眼睛去看每一个大人，那意思是：还不行吗？再不淘气了还不行吗？他不知道，他还不懂，命运中有一种错误是只能犯一次的，并没有改正的机会，命运中有一种并非是错误的错误，（比如淘气，是什么错误呢？）但这却是不被原谅的。那孩子小名叫“五蛋”，我记得他，那时他才七岁，他不知道，他还不懂。未来，他势必有一天会知道，可他势必有一天就会懂吗？但无论如何，那一天就是一个童话的结尾。在所有童话的结尾处，让我们这样理解吧：上帝为了锤炼生命，将布设下一个残酷的谜语。
　　住在六号时，我见过有一对恋人。那时他们正是我现在的年纪，四十岁。他们是大学同学。男的二十四岁时本来就要出国留学，日期已定，行装都备好了，可命运无常，不知因为什么屁大的一点事不得不拖延一个月，偏就在这一个月里因为一次医疗事故他瘫痪了。女的对他一往情深，等着他，先是等着他病好，没等到；然后还等着他，等着他同意跟她结婚，还是没等到。外界的和内心的阻力重重，一年一年，男的既盼着她来又说服着她走。但一年一年，病也难逃爱也难逃，女的就这么一直等着。有一次她狠了狠心，调离北京到外地去工作了，但是斩断感情却不这么简单，而且再想调回北京也不这么简单，女的只要有三天假期也迢迢千里地往北京跑。男的那时病更重了，全身都不能动了，和我同住一个病室。女的走后，男的对我说过：你要是爱她，你就不能害她，除非你不爱她，可那你又为什么要结婚呢？男的睡着了，女的对我说过：我知道他这是爱我，可他不明白其实这是害我，我真想一走了事，我试过，不行，我知道我没法不爱他。女的走了男的又对我说过：不不，她还年轻，她还有机会，她得结婚，她这人不能没有爱。男的睡了女的又对我说过：可什么是机会呢？机会不在外边而在心里，结婚的机会有可能在外边，可爱情的机会只能在心里。女的不在时，我把她的话告诉男的，男的默然垂泪。我问他：“你干吗不能跟她结婚呢？”他说：“这你还不懂。”他说：“这很难说得清，因为你活在整个这个世界上。”他说：“所以，有时候这不是光由两个人就能决定的。”我那时确实还不懂。我找到机会又问女的：“为什么不是两个人就能决定的？”她说：“不，我不这么认为。”她说：“不过确实，有时候这确实很难。”她沉吟良久，说：“真的，跟你说你现在也不懂。”十九年过去了，那对恋人现在该已经都是老人。我不知道现在他们各自在哪儿，我只听说他们后来还是分手了。十九年中，我自己也有过爱情的经历了，现在要是有个二十一岁的人问我爱情都是什么？大概我也只能回答：真的，这可能从来就不是能说得清的。无论她是什么，她都很少属于语言，而是全部属于心的。还是那位台湾作家三毛说得对：爱如禅，不能说不能说，一说就错。那也是在一个童话的结尾处，上帝为我们能够永远地追寻着活下去，而设置的一个残酷却诱人的谜语。
　　二十一岁过去，我被朋友们抬着出了医院，这是我走进医院时怎么也没料到的。我没有死，也再不能走，对未来怀着希望也怀着恐惧。在以后的年月里，还将有很多我料想不到的事发生，我仍旧有时候默念着“上帝保佑”而陷入茫然。但是有一天我认识了神，他有一个更为具体的名字——精神。在科学的迷茫之处，在命运的混沌之点，人唯有乞灵于自己的精神。不管我们信仰什么，都是我们自己的精神的描述和引导。
　　一九九一年
　　
　　【篇十四：好运设计】
　　要是今生遗憾大多，在背运的当儿，尤其在背运之后情绪渐渐平静了或麻木了，你独自呆一会儿，抽支烟，不妨想一想来世。你不妨随心所欲地设想一下（甚至是设计一下）自己的来世。你不妨试试。在背运的时候，至少我觉得这不失为一剂良药——先可以安神，而后又可以振奋，就像输惯了的赌徒把屡屡的败绩置于脑后，输光了裤子也还是对下一局存着饱满的好奇和必赢的冲动。这没有什么不好。这有什么不好吗？无非是说迷信，好吧，你就迷信它一回。无非是说这不科学，行，况且对于走运和背运的事实，科学本来无能为力。无非说这是空想，这是自欺，这是做梦，没用。那么希望有用吗？希望是不是必得在被证明了是可以达到的之后才能成立？当然，这些差不多都是废话，背了运的时候哪想得起来这么多废话？背了运的时候只是想走运有多么好，要是能走运有多好。到底会有多好呢？想想吧，想想没什么坏处，干吗不想一想呢？我就常常这样去想，我常常浪费很多时间去做这样的蠢事。
　　我想，倘有来世，我先要占住几项先天的优越：聪明、漂亮和一副好身体。命运从一开始就不公平，人一生下来就有走运的和不走运的。譬如说一个人很笨，这该怨他自己吗？然而由此所导致的一切后果却完全要由他自己负责——他可能因此在兄弟姐妹之中是最不被父母喜爱的一个，他可能因此常受教师的斥责和同学们的嘲笑，他于是便更加自卑、更加萎顿，饱受了轻蔑终也不知这事到底该怨谁。再譬如说，一个人生来就丑，相当丑，再怎么想办法去美容都无济于事，这难道是他的错误是他的罪过？不是，好，不是。那为什么就该他难得姑娘们的喜欢呢？因而婚事就变得格外困难，一旦有个漂亮姑娘爱上他却又赢得多少人的惊诧和不解，终于有了孩子，不要说别人就连他自己都希望孩子千万别长得像他自己。为什么就该他是这样呢？为什么就该他常遭取笑，常遭哭笑不得的外号，或者常遭怜悯，常遭好心人小心翼翼地对待呢？再说身体，有的人生来就肩宽腿长潇洒英俊（或者婀娜妩媚娉娉婷婷），生来就有一身好筋骨，跑得也快跳得也高，气力足耐力又好，精力旺盛，而且很少生病，可有的人却与此相反生来就样样都不如人。对于身体，我的体会尤甚。譬如写文章，有的人写一整天都不觉得累，可我连续写上三四个钟头眼前就要发黑。譬如和朋友们一起去野游，满心欢喜妙想联翩地到了地方，大家的热情正高雅趣正浓，可我已经累得只剩了让大家扫兴的份儿了。所以我真希望来世能有一副好身体。今生就不去想它了，只盼下辈子能够谨慎投胎，有健壮优美如卡尔？刘易斯一般的身材和体质，有潇洒漂亮如周恩来一般的相貌和风度，有聪明智慧如阿尔伯特？爱因斯坦一般的大脑和灵感。
　　既然是梦想不妨就让它完美些罢。何必连梦想也那么拘谨那么谦虚呢？我便如醉如痴并且极端自私自利地梦想下去。
　　降生在什么地方也是件相当重要的事。二十年前插队的时候，我在偏远闭塞的陕北乡下，见过不少健康漂亮尤其聪慧超群的少年。当时我就想他们要是生在一个恰当的地方他们必都会大有作为，无论他们做什么他们都必定成就非凡。但在那穷乡僻壤，吃饱肚子尚且是一件颇为荣耀的成绩，哪还有余力去奢想什么文化呢？所以他们没有机会上学，自然也没有书读，看不到报纸电视甚至很少看得到电影，他们完全不知道外面的世界是什么样子，便只可能遵循了祖祖辈辈的老路，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春种秋收夏忙冬闲，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光陰如常地流逝，然后他们长大了，娶妻生子成家立业，才华逐步耗尽变作纯朴而无梦想的汉子。然后，可以料到，他们也将如他们的父辈一样地老去，唯单调的岁月在他们身上留下注定的痕迹。而人为什么要活这一回呢？却仍未在他们苍老的心里成为问题。然后，他们恐惧着、祈祷着、惊慌着听命于死亡随意安排。再然后呢？再然后倘若那地方没有变化，他们的儿女们必定还是这样地长大、老去、磨钝了梦想，一代代去完成同样的过程。或许这倒是福气？或许他们比我少着梦想所以也比我少着痛苦？他们会不会也设想过自己的来世呢？没有梦想或梦想如此微薄的他们又是如何设想自己的来世呢？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我只希望我的来世不要是他们这样，千万不要是这样。
　　那么降生在哪儿好呢？是不是生在大城市，生在贵府名门就肯定好呢？父亲是政绩斐然的总统，要不是个家藏万贯的大亨，再不就是位声名赫赫的学者，或者父母都是不同寻常的人物，你从小就在一个倍受宠爱倍受恭维的环境中长大，呈现在你面前的是无忧无虑的现实，绚烂辉煌的前景，左右逢源的机遇，一帆风顺的坦途……不过这样是不是就好呢？一般来说这样的境遇也是一种残疾，也是一种牢笼。这样的境遇经常造就着蠢材，不蠢的概率很小，有所作为的比例很低，而且大凡有点水平的姑娘都不肯高攀这样的人；固然他们之中也有智能超群的天才，也有过大有作为的人物，也出过明心见性的悟者，但毕竟概率很小比例很低。这就有相当大的风险，下辈子务必慎重从事，不可疏忽大意不可掉以轻心，今生多难来生再受不住是个蠢材了。
　　生在穷乡僻壤，有孤陋寡闻之虞，不好；生在贵府名门，又有骄狂愚妄之险，也不好。
　　生在一个介于此二者之间的位置上怎么样？嗯，可能不错。
　　既知晓人类文明的丰富璀璨，又懂得生命路途的坎坷艰难，这样的位置怎么样？嗯，不错。
　　既了解达官显贵奢华而危惧的生活，又体会平民百姓清贫而深情的岁月，这位置如何？嗯！不错，好！
　　既有博览群书并入学府深造的机缘，又有浪迹天涯独自在社会上闯荡的经历；既能在关键时刻得良师指点如有神助，又时时事事都要靠自己努力奋斗绝非平步青云；既饱尝过人情友爱的美好，又深知了世态炎凉的正常，故而能如罗曼？罗兰所说“看清了这个世界，而后爱它”。——这样的位置可好？好。确实不错。好虽好，不过这样的位置在哪儿呢？
　　在下辈子。在来世。只要是好，咱可以设计。咱不慌不忙仔仔细细地设计一下吧。我看没理由不这样设计一下。甭灰心，也甭沮丧，真与假的说道不属于梦想和希望的范畴，还是随心所欲地来一回“好运设计”吧。
　　你最好生在一个普通知识分子的家庭。
　　也就是说，你父亲是知识分子但千万不要是那种炙手可热过于风云的知识分子，否则，“贵府名门”式的危险和不幸仍可能落在你头上：你将可能没有一个健全、质朴的童年，你将可能没有一群浪漫无猜的伙伴，你将会错过唯一可能享受到纯粹的友情、感受到圣洁的忧伤的机会，而那才是童年，才是真正的童年。一个人长大了若不能怀恋自己童年的痴拙，若不能默然长思或仍耿耿于怀孩提时光的往事，当是莫大的缺憾，对于我们的“好运设计”，则是个后患无穷的错误。你应该有一大群来自不同家庭的男孩儿和女孩儿作你的朋友，你跟他们一块认真地吵架并且翻脸，然后一块哭着和好如初。把你的秘密告诉他们，把他们告诉给你的秘密对任何人也不说，你们订一个暗号，这暗号一经发出你们一个个无论正在干什么也得从家里溜出来，密谋一桩令大人们哭笑不得的事件。当你父母不在家的时候，随便找个理由把你的好朋友都叫来——比如说为了你的生日或为了离你的生日还差一个多月，你们痛痛快快随心所欲地折腾一天。折腾饿了就把冰箱里能吃的东西都吃光，然后继续载歌载舞地庆祝，直到不小心把你父亲的一件贵重艺术品摔成分文不值，你们的汗水于是被冻僵了一会儿，但这是个机会是你为朋友们献身的时刻，你脸色煞白但拍拍胸脯说这怕什么这没啥了不起，随后把朋友们都送走，你独自胆战心惊地策划一篇谎言（要是你家没有猫，你记住：邻居家不一定都没有猫）。你还可以跟你的朋友们一起去冒险，到一个据说最可怕的地方，比如离家很远的一片野地、一幢空屋、一座孤岛、孤岛上废弃的古刹、古刹四周陰森零落的荒冢……都是可供选择的地方，你从自己家的抽屉里而不要从别人家的抽屉里拿点钱，以备不时之需；你们瞒过父母，必要的话还得瞒过姐姐或弟弟；你们可以不带那些女孩子去，但如果她们执意要跟着也就别无选择，然后出发，义无返顾。把你的新帽子扯破了新鞋弄丢了一只这没关系，把膝盖碰出了血把白衬衫上洒了一瓶紫药水这没关系，作业忘记做了还在书包皮里装了两只活蛤蟆一只死乌鸦这都毫无关系，你母亲不会骂你，因为当晚霞越来越淡继而夜色越来越浓的时候，你父亲也沉不住气了，他正要动身去报案，你们突然都回来了，累得一蹋糊涂但毕竟完整无缺地回来了，你母亲庆幸还庆幸不过来呢还会再存什么别的奢望吗？“他们回来啦，他们回来啦！”仿佛全世界都和平解放了，一群群平素威严的父亲都乖乖地跑出来迎接你们，同样多的一群母亲此刻转忧为喜光顾得摩挲你们的脸蛋和亲吻你们的脑门儿：“你们这是上哪儿去了呀，哎哟天哪，你们还知道回来吗！”你就大模大样地躺在沙发上呼吃唤喝，“累死了，哎呀真是累死了！”你就这样，没问题，再讲点莫须有的惊险故事既吓唬他们也陶醉自己，你就得这样。只要这样，一切帽子、裤子、鞋、作业和书包皮、活蛤蟆以及死乌鸦，就都微不足道了。（等你长到我这样的年龄时，你再告诉他们那些惊险的故事都是你为了逃避挨揍而获得的灵感，那时你年老的父母肯定不会再补揍你一顿，而仍可能摩挲你的脸甚至吻你的脑门儿了。）但重要的是，这次冒险你无论如何得安全地回来——就像所有的戏剧还没打算结束时所需要的那样，否则接下去的好运就无法展开了。不错，你的童年应该是这样的，就应该按照这样的思路去设计，一个幸运者的童年就得是这样。我的纸写不下了，待实施的时候应该比这更丰富多彩。比如你还可颇具分寸地惹一点小祸，一个幸运的孩子理应惹过一点小祸，而且理应遇到过一些困难，遇到过一两个骗子、一两个坏人、一两个蠢货和一两个不会发愁而很会说话的人。一个幸运的孩子应该有点野性。当然你的父亲是个地地道道的知识分子，因为一个幸运的人必需从小受到文化的熏陶，野到什么份上都不必忧虑但要有机会使你崇尚知识，之所以把你父亲设计为知识分子，全部的理由就在于此。
　　你的母亲也要有知识，但不要像你父亲那样关心书胜过关心你。也不要像某些愚蠢的知识妇女，料想自己功名难就，便把一腔希望全赌在了儿女身上，生了个女孩就盼她将来是个居里夫人，养了个男娃就以为是养了个小贝多芬。这样的母亲千万别落到咱头上，你不听她的话你觉得对不起她，你听了她的话你会发现她对不起你。她把你像幅名画似地挂在墙上后退三步眯起眼睛来观赏你，把你像颗话梅似地含在嘴里颠来倒去地品味你。你呢？站在那儿吱吱嘎嘎地折磨一把挺好的小提琴，长大了一想起小提琴就发抖；要不就是没日没夜地背单词背化学方程式，长大了不是傻瓜就是暴徒。你的母亲当然不是这样。有知识不是有文凭，你的母亲可以没有文凭。有知识不是被知识霸占，你的母亲不是知识的奴隶。有知识不能只是有对物的知识，而是得有对人的了悟。一个幸运者的母亲必然是一个幸运的母亲，一个明智的母亲，一个天才的母亲，她自打当了母亲她就得了灵感，她教育你的方法不是来自教育学，而是来自她对一切生灵乃至天地万物由衷的爱，由衷的颤栗与祈祷，由衷的镇定和激情。在你幼小的时候她只是带着你走，走在家里，走在街上，走到市场，走到郊外，她难得给你什么命令，从不有目的地给你一个方向，走啊走啊你就会爱她，走啊走啊，你就会爱她所爱的这个世界。等你长大了，她就放你到你想要去的地方去，她深信你会爱这个世界，至于其它她不管，至于其它那是你的自由你自己负责。她只有一个愿望，就是你能常常回来，你能有时候回来一下。
　　在你两三岁的时候你就光是玩，成天就玩，别着急背诵《唐诗三百首》和弄通百位数以内的加减法，去玩一把没有钥匙的锁和一把没有锁的钥匙，去玩撒尿和泥，然后用不着洗手再去玩你爷爷的胡子。到你四五岁的时候你还是玩，但玩得要高明一点了，在你母亲的皮鞋上钻几个洞看看会有什么效果，往你父亲的录音机里撒把沙子听听声音会不会更奇妙。上小学的时候，我看你门门功课都得上三、四（满分为五分）分就够了，剩下的时间去做些别的事，以便让你父母有机会给人家赔几块玻璃。一上中学尤其一上高中，所有的熟人几乎都不认识你了，都得对你刮目相看：你在数学比赛上得奖，在物理比赛上得奖，在作文比赛上得奖，在外语比赛上你没得奖但事后发现那不过是教师的一个误判。但这都并不重要，这些奖啊奖啊奖啊并不足以构成你的好运，你的好运是说你其实并没花太多时间在功课上。你爱好广泛，多能多才，奇想迭出，别人说你不务正业你大不以为然，凡兴趣所至仍神魂聚注若癫若狂。
　　你热爱音乐，古典的交响乐，现代的摇滚乐，温文尔雅的歌剧清唱剧，粗犷豪放的民谣村歌，乃至悠婉凄长的叫卖，孤零萧瑟的风声，温馨闲适的节日的音讯。你都听得心醉神迷，听得怆然而沉寂，听出激越和威壮，听到玄缈与空冥，你真幸运，存在之神秘注入你的心中使你永不安规守矩。
　　你喜欢美术，喜欢画作，喜欢雕塑，喜欢异彩纷呈的烧陶，喜欢古朴稚拙的剪纸，喜欢在渺无人迹的原野上独行，在水阔天空的大海里驾舟，在山林荒莽中跋涉，看大漠孤烟，看长河落日，看鸥鸟纵情翱飞，看老象坦然赴死，你从色彩感受生命，由造型体味空间，在线条上嗅出时光的流动，在连接天地的方位发现生灵的呼喊。你是个幸运的人因为你真幸运，你于是匍匐在自然造化的脚下，奉上你的敬畏与感恩之心吧，同时上苍赐予你不屈不尽的创造情怀。
　　你幸运得简直令人嫉妒，因为体育也是你的擅长。9“91，懂吗？2：5‘59”，懂吗？就是说，从一百米到马拉松不管多长的距离没有人能跑得过你；2。45ｍ，8。91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吗？就是说没人比你跳得高也没人比你跳得远；突破23ｍ、80ｍ、100ｍ，就是说，铅球也好铁饼也好标槍也好，在投掷比赛中仍然没有你的对手。当然这还不够，好运气哪有个够呢？差不多所有的体育项目你都行：游泳、滑雪、溜冰、踢足球、打篮球，乃至击剑、马术、射击、乃至铁人三项……你样样都玩得精彩、洒脱、漂亮。你跑起来浑身的肌肤像波浪一样滚动，像旗帜一般飘展；你跳起来仿佛土地也有了弹性，空中也有着依托，你披波戏水、屈伸舒卷，鬼没神出；在冰原雪野，你翻转腾挪，如风驰电掣；生命在你那儿是一个节日，是一个庆典，是一场狂欢……那已不再是体育了，你把体育变得不仅仅是体育了，幸运的人，那是舞蹈，那是人间最自然最坦诚的舞蹈，那是艺术，是上帝选中的最朴实最辉煌的艺术形式。这时连你在内，连你的肉体你的心神，都是艺术了，你这个幸运的人，世界上最幸运的人，偏偏是你被上帝选作了美的化身。
　　接下来你到了恋爱的季节。你18岁了，或者19或者20岁了。这时你正在一所名牌大学里读书，读一个最令人仰慕的系最令人敬畏的专业，你读得出色，各种奖啊奖啊又闹着找你。现在你的身高已经是1米88，你的喉结开始突起，嘴唇上开始有了黑色但还柔软的胡须，就是在这时候你的嗓音开始变得浑厚迷人，就是在这时候你的百米成绩开始突破10秒，你的动静坐卧举手投足都流溢着男子汉的光彩……总之，由于我们已经设计过的诸项优点或者说优势，明显地追逐你的和不露声色地爱慕着你的姑娘们已是成群结队，你经常在教室里看见她们异样的目光，在食堂里听出她们对你嘁嘁嚓嚓的议论，在晚会上她们为你的歌声所倾倒，在运动会上她们被你的身姿所激动而忘情地欢呼雀跃，但你一向只是拒绝、拒绝，婉言而真诚地拒绝，善意而巧妙地逃避，弄得一些自命不凡的姑娘们委屈地流泪。但是有一天，你在运动场上正放松地慢跑，你忽然看见一个陌生的姑娘也在慢跑，她的健美一点不亚于你。她修长的双腿和矫捷的步伐一点不亚于你，生命对她的宠爱、青春对她的慷慨这些绝不亚于你，而她似乎根本没有发现你，她顾自跑着目不斜视，仿佛除了她和她的美丽这世界上并不存在其它东西，甚至连她和她的美丽她也不曾留意，只是任其随意流淌，任其自然地涌荡。而你却被她的美丽和自信震慑了，被她的优雅和茁壮惊呆了，你被她的倏然降临搞得心恍神惚手足无措。（我们同样可以为她也作一个“好运设计”，她是上帝的一个完美的作品，为了一个幸运的男人这世界上显然该有一个完美的女人，当然反过来也是一样。）于是你不跑了，伏在跑道边的栏杆上忘记了一切，光是看她。她跑得那么轻柔，那么从容，那么飘逸，那么灿烂。你很想冲她微笑一下向她表示一点敬意，但她并不给你这样的机会，她跑了一圈又一圈却从来没有注意到你，然后她走了。简单极了，就是说她跑完了该走了，就走了。就是说她走了，走了很久而你还站在原地。就是说操场上空空旷旷只剩了你一个人，你头一回感到了惆怅和孤零——她不知道你是谁，你也不知道她从哪儿来。但你把她记在了心里。但幸运之神依然和你在一起。此后你又在图书馆里见到过她，你费尽心机总算弄清了她在哪个系。此后你又在游泳池里见到过她，你拐弯抹角从别人那儿获悉了她的名字。此后你又在滑冰场上见到过她，你在她周围不露声色地卖弄你的千般技巧万种本事，终于引起了她的注意。此后你又在朋友家里和她一起吃过一次午饭（你和你的朋友为此蓄谋已久），这下你们到底算认识了，你们谈了很多，谈得融洽而且热烈。此后不是你去找她，就是她来找你，春夏秋冬春夏秋冬，不是她来找你就是你去找她，春夏秋冬……总之，总而言之，你们终成眷属。你是一个幸运的人——至少我们的“好运设计”是这样说的——所以你万事如意。
　　也许你已经注意到了，我们的“好运设计”至此显得有些潦草了。是的。不过绝不是我们无能把它搞得更细致、更完善、更浪漫、更迷人，而是我忽然有了一点疑虑，感到了一点困惑，有一道淡淡的陰影出现了并正在向我们靠近，但愿我们能够摆脱它，能够把它销解掉。
　　陰影最初是这样露头的：你能在一场如此称心、如此顺利、如此圆满的爱情和婚姻中饱尝幸福吗？也就是说，没有挫折，没有坎坷，没有望眼欲穿的企盼，没有撕心裂肺的煎熬，没有痛不欲生的痴癫与疯狂，没有万死不悔的追求与等待，当成功到来之时你会有感慨万端的喜悦吗？在成功到来之后还会不会有刻骨铭心的幸福？或者，这喜悦能到什么程度？这幸福能被珍惜多久？会不会因为顺利而冲淡其魅力？会不会因为圆满而阻塞了渴望，而限制了想象，而丧失了激情，从而在以后漫长的岁月中是遵从了一套经济规律、一种生理程序、一个物理时间，心路却已荒芜，然后是腻烦，然后靠流言蜚语排遣这腻烦，继而是麻木，继而用插科打诨加剧这麻木——会不会？会不会是这样？地球如此方便如此称心地把月亮搂进了自己的怀中，没有了陰晴圆缺，没有了潮汐涨落，没有了距离便没有了路程，没有了斥力也就没有了引力，那是什么呢？很明白，那是死亡。当然一切都在走向那里，当然那是一切的归宿，宇宙在走向热寂。但此刻宇宙正在旋转，正在飞驰，正在高歌狂舞，正借助了星汉迢迢，借助了光陰漫漫，享受着它的路途，享受着坍塌后不死的沉吟，享受着爆炸后辉煌的咏叹，享受着追寻与等待，这才是幸运，这才是真正的幸运，恰恰死亡之前这波澜壮阔的挥洒，这精彩纷呈的燃烧才是幸运者得天独厚的机会。你是一个幸运者，这一点你要牢记。所以你不能学那凡夫俗子的梦想，我们也不能满意这晴空朗日水静风平的设计。所谓好运，所谓幸福，显然不是一种客观的程序，而完全是心灵的感受，是强烈的幸福感罢了。幸福感，对了。没有痛苦和磨难你就不能强烈地感受到幸福，对了。那只是舒适只是平庸，不是好运不是幸福，这下对了。
　　现在来看看，得怎样调整一下我们的“设计”，才能甩掉那不祥的陰影，才能远远离开它。也许我们不得不给你加设一点小小的困难，不太大的坎坷和挫折，甚至是一些必要的痛苦和磨难，为了你的幸福不致贬值我们要这样做，当然，会很注意分寸。
　　仍以爱情为例。我们想是不是可以这样：一开始，让你未来的岳父岳母对你们恋爱持反对态度，他们不大看得上你，包皮括你未来的大舅子、小姨子、大舅子的夫人和小姨子的男朋友等等一干人马都看不上你。岳父说要是这样他宁可***。岳母说要是这样她情愿少活。大舅子于是奉命去找了你们单位的领导说你破坏了一个美满的家庭。小姨子流着泪劝她的姐姐三思再三思，爹有心脏病娘有高血压。岳父便说他死不瞑目。岳母说她死后作鬼也不饶过你们。你是个幸运的人你真没看错那个姑娘，她对你一往情深始终不渝，她说与其这样不如她先于他们***，但在死前她有必要提个问题：“请问他哪点儿不好呢？”不仅这姑娘的父母无言以对，就连咱们也无以作答，按照已有的设计，你好像没有哪点不好，你简直无懈可击，那两个老人倘不是疯子不是傻瓜不是心理变态，他们为什么会反对你成为他们的女婿呢？故对此得做一点修改，你不能再是一个完人，你得至少有一个弱点，甚至是一种很要紧的缺欠，一种大凡岳父母都难以接受的缺欠。然后你在爱情的鼓舞下，在那对蛮横老人颇合逻辑的蔑视的刺激下，痛下决心破釜沉舟发奋图强历尽艰辛终于大功告成终于光彩照人终于震撼了那对老人，令他们感动令他们愧悔于是心悦诚服地承认了你这个女婿，使你热泪盈眶欣喜若狂忽然发现天也是格外的蓝地也是出奇的圆柔情似水佳期如梦幸福地久天长……是不是得这样呢？得这样。大概是得这样。
　　什么样的缺欠呢？你看给你设计什么样的缺欠比较适合？
　　笨？不不，这不行，笨很可能是一件终生的不幸，几乎不是努力可以根本克服的，此一点应坚决予以排除。
　　丑呢？不，丑也不行，丑也是无可挽回的局面，弄不好还会殃及后代，不行，这肯定不行。
　　无知呢？行不行？不，这比笨还不如，绝对的（或相当严重的）无知与白痴没有什么区别；而相对的无知又不是一项缺欠，我们每个人都是这样。
　　你总得作一点让步嘛。譬如说木讷一点，古板一点行吗？缺乏点活力，缺乏点朝气，缺乏点个性，缺乏点好奇心，譬如说这样，行吗？噢，你居然还在问“行吗”，再糟糕不过！接下来你会发现你还缺乏勇气，缺乏同情，缺乏感觉，遇事永远不会激动，美好不能使其赞叹，丑恶也不令其憎恶，你既不懂得感动也不懂得愤怒，你不怎么会哭又不大会笑，这怎么能行？你还是活的吗？你还能爱吗？你还会为了爱而痛苦而幸福吗？不行。
　　那么狡猾一点可以吗？狡猾，唉，其实人们都多多少少地有那么一点狡猾，这虽不是优点但也不必算作缺点，凡要在这世界上生存下去的种类，有点狡猾也是在所难免。不过有一点需要明确：若是存心算计别人、不惜坑害别人的狡猾可不行，那样的人我怕大半没什么好下场。那样的人同样也不会懂得爱（他可能了解性，但他不懂得爱，他可能很容易猎获性器的快感，但他很难体验性愛的陶醉，因为他依靠的不是美的创造而仅仅是对美的赚取），况且这样的人一般来说都没有什么真正的才华和魅力，否则也无需选用了狡猾。不行。无论从哪个角度想，狡猾都不行。
　　要不，有一点病？噢老天爷，千万可别，您饶了我吧，无论如何帮帮忙，下辈子万万不能再有病了，绝对不能。咱们辛辛苦苦弄这个“好运设计”因为什么您知道不？是的您应该知道，那就请您再别提病，一个字也别提。
　　只是有一点小病呢？小病也不行，发烧感冒拉肚子？不不，这没用，有点小病不构成对什么人的威胁，也不能如我们所期望的那样最终使你的幸福加倍，有也是白有。但绝不是说你没病则已，有就有它一种大病，不不！绝没有这个意思；你必须要明白，在任何有期徒刑（注意：有期）和有一种大病之间，要是你非得作出选择不可的话，你要选择前者，前者！对对，没有商量的余地。要是你得了一种大病，别急，听我说完，得了一种足以使你日后的幸福升值的大病，而这病后来好了，这怎么样？唔，这倒值得考虑。你在病榻上躺了好几年，看见任何一个健康的人你都羡慕，你想你是他们中间的任何一个你都知足，然后你的病好了，完好如初，这怎么样？说下去。你本来已经绝望了，你想即便不死未来的日子也是无比黯淡，你想与其这样倒不如死了痛快，就在这时你的病情突然有了转机。说下去。在那些绝望的白天和黑夜，你祷告许愿，你赌咒发誓，只要这病还能好，再有什么苦你都不会觉得苦再有什么难你都不会觉得难，默默无闻呀，一贫如洗呀，这都有什么关系呢？你将爱生活，爱这个世界，爱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人……这时，就在这时奇迹发生了，一个奇迹使你完全恢复了健康，你又是那么精力旺盛健步如飞了。这样好不好？好极了，再往下说。你本来想只要还能走就行，可你现在又能以9“91的速度飞跑了；你本来想只要再能跳就好了，可你现在又可以跳过2。45ｍ了；你本来想只要还能独立生活就够了，可现在你的用武之地又跟地球一样大了；你本来想只要还能算个人不致于把谁吓跑就谢天谢地了，可现在喜欢你的好姑娘又是数不胜数铺天盖地而来了。往下说呀，别含糊，说下去。当然你痴心不改——这不是错误，大劫大难之后人不该失去锐气，不该失去热度，你镇定了但仍在燃烧，你平稳了却更加浩荡，你依然爱着那个姑娘爱得山高海深不可动摇，这时候你未来的老丈人老丈母娘自然也不会再反对你们的结合了，不仅不反对而且把你看作是他们的光彩是他们的荣耀是他们晚年的福气是他们九泉之下的安慰。此刻你是多么幸福，你同你所爱的人在一起，在蓝天阔野中跑，在碧波白浪中游，你会是怎样地幸福！现在就把前面为你设计的那些好运气都搬来吧，现在可以了，把它们统统搬来吧，劫难之后失而复得，现在你才真正是一个幸福的人了。苦尽甜来，对，这才是最为关键的好运道。
　　苦尽甜来，对，只要是苦尽甜来其实怎么都行，生生病呀，失失恋呀，要要饭呀，挨挨揍呀（别揍坏了），被抄抄家呀，坐坐冤狱呀，只要能苦尽甜来其实都不是坏事。怕只怕苦也不尽，甜也不来。其实都用不着甜得很厉害，只要苦尽也就够了。其实都用不着什么甜，苦尽了也就很甜了。让我们为此而祈祷吧。让我们把这作为一条基本原则，无论如何写进我们的“好运设计”中去吧，无论如何安排在头版头条。
　　问题是，苦尽甜来又怎样呢？苦尽甜来之后又当如何？哎哟，那道陰影好像又要露头。苦尽甜来之后要是你还没死，以后的日子继续怎样过呢？我们应当怎样继续为你设计好运呢？好像问题还是原来的问题，我们并没能把它解决。当然现在你可以不断地忆苦思甜，不断地知足常乐，我们也完全可以把你以后的生活设计得无比顺利，但这样下去我们是不是绕了一圈又回到那不祥的陰影中去了？你将再没有企盼了吗？再没有新的追求了吗？那么你的心路是不是又在荒芜，于是你的幸福感又要老化、萎缩、枯竭了呢？是的，肯定会是这样。幸福感不是能一次给够的，一次幸福感能维持多久这不好计算，但日子肯定比它长，比它长的日子却永远要依靠着它。所以你不能失去距离，不能没有新的企盼和追求，你一时失去了距离便一时没有了路途，一时没有了企盼和追求便一时失去了兴致和活力，那样我们势必要前功尽弃，那道陰影必不失时机地又用无聊、用乏味、用腻烦和麻木来纠缠你，来恶心你，同时葬送我们的“好运设计”。当然我们不会答应。所以我们仍要为你设计新的距离，设计不间断的企盼和追求。不过这样你就仍然要有痛苦，一直要有。是的是的，一时没有了痛苦的衬照便一时没有了幸福感。
　　真抱歉，我们没想到会是这样。我们一向都是好意，想使你幸福，想使你在来世频交好运，没想到竟还得不断地给你痛苦。那道讨厌的陰影真是把咱们整惨了。看看吧，看看是否还有办法摆脱它。真对不起，至少我先不吹牛了，要是您还有兴趣咱们就再试试看，反正事已至此，我想也不必草草率率地回心转意，看在来世的份上，就再试试吧。
　　看来，在此设计中不要痛苦是不大可能了。现在就只剩下了一条路：使痛苦尽量小些，小到什么程度并没有客观的尺度，总归小到你能不断地把它消灭就行了。就是说，你能够不断地克服困难，你能够不断地跨越距离，你能够不断地实现你的愿望，这就行了。痛苦可以让它不断地有，但你总是能把它消灭，这就行了，这样你就巧妙地利用了这些混帐玩意儿而不断地得到幸福感了。只要这样行了，接下来的事由我们负责。我们将根据以上要求为你设计必要的才能、必要的机运、必要的心理素质、意志品质，以及必要的资金、器械、设施、装备，乃至大夫护士、贤妻良母、孝子乖孙等等一系列优秀的后勤服务。总之，这些我们都能为你设计，只要一个人永远是个胜利者这件事是可能的，只要这样，我们的“好运设计”就算成了。只好也就这样了，这样也就算成了。
　　不过，这是不是可能的？你见没见过永远的胜利者？好吧，没见过并不说明这是不可能的，没见过的我们也可以设计。你，譬如说你就是一个永远的胜利者，那么最终你会碰见什么呢？死亡。对了，你就要碰见它，无论如何我们没法使你不碰见它，不感到它的存在，不意识到它的威胁。那么你对它有什么感想？你一生都在追求，一直都在胜利，一向都是幸福的，但当死亡来临的时候你想你终于追求到了什么呢？你的一切胜利到底都是为了什么呢？这时你不沮丧、不恐惧、不痛苦吗？你就像一个被上帝惯坏了的孩子，从来不知道什么叫失败，从来没遭遇过绝境，但死神终于驾到了，死神告诉你这一次你将和大家一样不能幸免，你的一切优势和特权（即那“好运设计”中所规定的）都已被废黜，你只可俯首贴耳听凭死神的处置。这时候你必定是一个最痛苦的人，你会比一生不幸的人更痛苦（他已经见到了的东西你却一直因为走运而没机会见到），命运在最后跟你算总帐了（它的帐目一向是收支平衡的），它以一个无可逃避的困境勾销你的一切胜利。它以一个不容质疑的判决报复你的一切好运，最终不仅没使你幸福反而给你一个你一直有幸不曾碰到的——绝望。绝望，当死亡到来之际这个绝望是如此地货真价实，你甚至没有机会考虑一下对付它的办法了。
　　怎么办？你怎么办？我们怎么办？你说事情不会是这样，你的胜利依旧还是胜利，它会造福于后人；你的追求并没有白费，它将为后人铺平道路；而这就是你的幸福，所以你不会沮丧不会痛苦你至死都会为此而感到幸福。这太好了，一个真正的幸运者就应该有这样的胸怀有如此高尚的情操——让我们暂时忘记我们只是在为自己设计好运吧，或者让我们暂时相信所有的人都能够享受这同样的好运吧——一个幸运者只有这样才能最终保住自己的好运，才能使自己最终得享平安和幸福。但是——但是！就算我们没有发现您的不诚实，一个如您这般聪明高尚的人总该知道您正在把后人的路铺向哪儿吧？铺到哪儿才算成功了呢？铺到所有的人都幸福都没了痛苦的地方？那么他们不是又将面对无聊了吗？当他们迎候死亡时不是就不能再像您这样，以“为后人铺路”而自豪而高尚而心安理得了吗？如果终于不能使所有的人都幸福都没了痛苦，您的高尚不就成了一场骗局您的胜利又怎么能胜得过阿Q呢？我们处在了两难的境地。如果您再诚实点，事情可能会更难办：人类是要消亡的，地球是要毁灭的，宇宙在走向热寂。我们的一切聪明和才智、奋斗和努力、好运和成功到底有什么价值？有什么意义？我们在走向哪儿？我们再朝哪儿走？我们的目的何在？我们的欢乐何在？我们的幸福何在？我们的救赎之路何在？我们真的已经无路可走真的已入绝境了吗？
　　是的。我们已入绝境。现在就是对此不感兴趣都不行了，你想糊弄都糊弄不过去了，你曾经不是傻瓜你如今再想是也晚了，傻瓜从一开始就不对我们这个设计感兴趣。而你上了贼船，这贼船已入绝境，你没处可退也没处可逃。情况就是这样。现在我们只占着一项便宜，那就是死神还没驾到，我们还有时间想想对付绝境的办法，当然不是逃跑，当然你也跑不了。其它的办法，看看，还有没有。
　　过程。对，过程，只剩了过程。对付绝境的办法只剩它了。不信你可以慢慢想一想，什么光荣呀，伟大呀，天才呀，壮烈呀，博学呀，这个呀那个呀，都不行，都不是绝境的对手，只要你最最关心的是目的而不是过程你无论怎样都得落人绝境，只要你仍然不从目的转向过程你就别想走出绝境。过程——只剩了它了。事实上你唯一具有的就是过程。一个只想（只想！）使过程精彩的人是无法被夺剥的，因为死神也无法将一个精彩的过程变成不精彩的过程，因为坏运也无法阻挡你去创造一个精彩的过程，相反你可以把死亡也变成一个精彩的过程，相反坏运更利于你去创造精彩的过程。于是绝境溃败了，它必然溃败。你立于目的的绝境却实现着、欣赏着、饱尝着过程的精彩，你便把绝境送上了绝境。梦想使你迷醉，距离就成了欢乐；追求使你充实，失败和成功都是伴奏；当生命以美的形式证明其价值的时候，幸福是享受，痛苦也是享受。现在你说你是一个幸福的人你想你会说得多么自信，现在你对一切神灵鬼怪说谢谢你们给我的好运，你看看谁还能说不。
　　过程！对，生命的意义就在于你能创造这过程的美好与精彩，生命的价值就在于你能够镇静而又激动地欣赏这过程的美丽与悲壮。但是，除非你看到了目的的虚无你才能够进入这审美的境地，除非你看到了目的的绝望你才能找到这审美的救助。但这虚无与绝望难道不会使你痛苦吗？是的，除非你为此痛苦，除非这痛苦足够大，大得不可消灭大得不可动摇，除非这样你才能甘心从目的转向过程，从对目的的焦虑转向对过程的关注，除非这样的痛苦与你同在，永远与你同在，你才能够永远欣赏到人类的步伐和舞姿，赞美着生命的呼喊与歌唱，从不屈获得骄傲，从苦难提取幸福，从虚无中创造意义，直到死神和天使一起来接你回去，你依然没有玩够，但你却不惊慌，你知道过程怎么能有个完呢？过程在到处继续，在人间、在天堂、在地狱，过程都是上帝的巧妙设计。
　　但是我们的设计呢？我们的设计是成功了呢还是失败了？如果为了使你幸福，我们不仅得给你小痛苦，还得给你大痛苦，不仅得给你一时的痛苦，还得给你永远的痛苦，我们到底帮了你什么忙呢？如果这就算好运，我，比如说我——我的名字叫史铁生，这个叫史铁生的人又有什么必要弄这么一份“好运设计”呢？也许我现在就是命运的宠儿？也许我的太多的遗憾正是很有分寸的遗憾？上帝让我终生截瘫就是为了让我从目的转向过程，所以有那么一天我终于要写一篇题为“好运设计”的散文，并且顺理成章地推出了我的好运？多谢多谢。可我不，可我不！我真是想来世别再有那么多遗憾，至少今生能作作好梦！
　　我看出来了——我又走回来了，又走到本文的开头去了。我看出来了，如果我再从头开始设计我必然还是要得到这样一个结尾。我看出来了，我们的设计只能就这样了。我不知道怎么办了，不知道还能怎么办。上帝爱我！——我们的设计只剩这一句话了，也许从来就只有这一句话吧。
　　一九九０年
　　
　　【篇十五：游戏平等墓地】
　　1、游戏，摆脱时间的刑役
　　设若我们不管为了一个什么目的到一个什么地方去，坐火车去，要在火车上度过比如说三天三夜。我们带上吃的、喝的以及活命72小时所必需的用物，要不就带上钱以备购买这些东西。当然此前我们先买好了车票，就是说我们的肉体在这趟车上已经确定有了一个位置。此外我们还得带上点儿什么呢？考虑到旅途的寂寞，带一副棋或一副牌，也可以是一本书，或者一个可以收听消息的小机器……很明显，这已不是活命的需要，这是逃避、抗拒、或者说摆脱时间空洞的需要，是活命之后我们这种动物所不可或缺的娱乐。如果没有棋没有牌没有书也没有消息，有一个彼此感兴趣的对话者也行，如果连这也没有，那么一个想象力丰富的人还可以在白日梦中与这个世界周旋，一个超凡入圣的人还可以默坐诵经以拒斥俗世的烦恼。但所有这些行为都证明了一个共同的起因：空洞的时间是不堪忍受的，倘其漫长就更是可怕的了。
　　据说有一种最残酷的刑罚：将一个人关在一间空屋子里，给他充足的食物、水、空气、甚至陽光，但不给他任何事做，不给他任何理睬，不给他与任何矛盾和意义发生关系的机会，总之，就这么让他活着性命，却让他的心神没有着落没有个去处，永远只是度着空洞的时间。据说这刑罚会使任何英雄无一例外地终致发疯，并在发疯之前渴望着死亡。
　　我们在那趟火车上打牌，下棋，聊天，看书，听各种消息并在心里给出自己的评价……依靠这些玩具和游戏逃过了72小时空白时间的折磨（我们之所以还挺镇静，是因为我们知道72小时毕竟不是太久），然后我们下车，颇有凯旋而归的感觉。其实呢，我们不过是下了一趟小车，又上了一趟大车。地球是一趟大车，在更为广阔的空间中走；生命是一趟大车，在更为漫长的时间中走。我们落生人间，恰如上了一趟有七八十年乃至更长行程的列车。在这趟车上，有吃的、喝的、空气、陽光以及活命所需的一切条件。但若在这趟车上光有一副牌一副棋之类的玩意儿就大大地不够，这一回我们不是要熬三天三夜，而是要度过一生！“无聊”这个词汇的出现，证明我们有点恐慌；前述那种最残酷的刑罚，点明了我们最大的恐惧并不是死亡，而是漫长而空洞的时间。幸好上帝为我们想得周全，在这趟车上他还为我们预备了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各式各样的矛盾和困阻。这些矛盾和困阻显示了上帝无比的慈悲。有了它们，漫长的时间就有了变化万千的内容，我们的心神就有了着落，行动就有了反响，就像下棋就像打牌就像对话等等等等，我们在各种引人入胜的价值系统中寻找着各自喜欢的位置，不管是“有情人终成眷属”还是“纵使齐眉举案，到底意难平”，我们就都能够娱乐自己了。谢谢上帝为我们安排得巧妙：想跑，便有距离；想跳，便有引力；想恋爱，便有男人也有女人；想灭欲，便有红尘也有寺庙；想明镜高悬，既能招来权门威逼也能赢得百姓称颂；想坚持真理，既可留一个美名也可落一个横死；想思考，便有充足的疑问；想创造，便有辽阔的荒寂；想真，便有假的对照；想善，便有恶的推举；想美，便有丑的烘托；想超凡入圣，便有卑贱庸碌之辈可供嘲笑；想普度众生，便有众生无穷无尽的苦难……感谢上帝吧，他给我们各种职业如同给我们各种玩具，他给我们各种意义如同给我们各种游戏，借此我们即可摆脱那种最残酷的刑罚了。
　　这样来看，一切职业、事业都是平等的。一切职业、事业，都是人们摆脱时间空洞的方法，都是娱乐自己的玩具，都是互为依存的游戏伙伴，所以都是平等的，本不该有高低贵贱之分。如果不是为了我们这种动物所独具的精神娱乐的需要，其实一切职业、事业都不必，度命本来十分简单——像一匹狼或一条虫那样简单，单靠了本能就已足够，反正在终于要结束这一点上我们跟它们没什么两样。所以我想，一切所谓精英、豪杰、大师、伟人都不该再昧了良心一边为自己贴金一边期待着别人的报答，不管是你们为别人做了什么贡献，都同时是别人为你们提供了快乐（助人为乐，不是么？），最好别忘了这个逻辑，不然便有大则欺世小则卖乖之嫌疑。——当然当然，这也不全是坏，正如丑烘托了美，居功自傲者又为虚怀若谷的人提供了快乐的机缘。
　　2、平等，上帝有意卖一个破绽给我们猜？
　　“一切职业、事业都是平等的”，这恐怕只是一个愿望，永远都只是一个愿望。事实上，无论是从酬劳还是从声誉的角度看，世间的职业、事业是不平等的，从来也没有平等过，谁也没有办法命令它们平等。
　　要是我们真正理解了上帝的慈悲，我们就应该欣然接受这一事实。上帝无比的慈悲，正在于他给了我们无穷无尽的矛盾和困阻，这就意味了差别的不可抹杀。如果没有平凡的事业、非凡的事业和更为伟大的事业之区分，就如同一出情节没有发展的戏剧，就等于是抽去两极使人类的路线收缩成一个无限小的点，我们娱乐的机缘很快就会趋于零了。这便如何是好呢？因为倘若平等的理想消失，就如同一种没有方向的游戏，就等于是抽去一极而使另一极也不能存在，结果还是一样，我们娱乐的机缘仍会很快消失。我们得想个法子，必须得有个办法既能够保住差别又可以挽救平等。于是一个现实主义的戏剧就不得不有一点理想主义的色彩了，写实的技巧就不得不结合浪漫的手法了，善不仅是真，善还得是美，于是我们说“人的能力有大小，只要如何如何我们的精神就一样都是伟大的”。这法子好，真的好，一曲理想的歌唱便在一个务实的舞台上回响了，就像繁殖的节奏中忽然升华出爱情的旋律。此一举巧夺天工，简直是弥补了上帝的疏漏。不过，也许是上帝有意卖一个破绽期待我们去猜透：在现实的舞台上不能消灭角色的差别，但在理想的神坛上必须树立起人的平等。
　　跟着，麻烦的问题来了：人的平等，是说任何人都应该是平等的吗？那，我们能够容忍——譬如说，“四人帮”和焦裕禄是平等的——这样的观点吗？绝对不能！好吧，把问题提得小一点：难道小偷可以与警察划等号吗？当然不能。为什么不能？因为人间这一现实的戏剧要演下去，总得有一个美好的方向，自由的方向，爱的方向，使人能够期待幸福而不是苦难，乃是这出戏剧的魅力所在（且不去管它是否能够抵达极乐世界），此魅力倘若消散，不仅观众要退席连演员也要逃跑了。所以，必须使剧情朝着那个魅力所系的方向发展，把一个个细节朝那个方向铺垫，于是在沿途就留下价值的刻度，警察和小偷便有善恶之分，焦裕禄与“四人帮”便有美丑之别。但是，没有凶残、卑下、愚昧，难道可以有勇敢、高尚和英明吗？没有假恶丑，难道可以有真善美吗？总而言之，没有万千歧途怎么会有人间正道呢？“世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就成了路”，这是一种常常给我们启迪的思想。但是，世上本没有路，是不是抬腿一走便是一条正道呢？当真如此，人生真是一件又简单又乏味的事了。很可能世上本来有很多路，有人掉进泥潭便使我们发现一条不能再走的路，有人坠落深渊便又使我们发现一条不能再走的路，步入歧途者一多我们的危险就少，所谓“沉舟侧畔千帆过”，于泥潭和深渊之侧就容易寻找正道了。这样看来，证明歧途和寻找正道即便不可等同，至少是一样地重要了。这样一想，我仿佛看见：警察押解着小偷，马克思怒斥着希特勒（尽管他们不是同时代的人），凡人、伟人、罪人共同为我们走出了一条崎岖但是通向光明的路，共同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对称因而分明的价值坐标，共同为这出人间戏剧贡献了魅力。
　　我想，任何小偷，都没有理由说他生来就只配做一个被押解的角色吧？相信存在决定意识的唯物主义者，想必更能同意这种理解。这出人间戏剧啊，要说上帝的脚本策划得很周密，这我信。但要说上帝很公正，我却怀疑。不管是在舞台的小世界，还是在世界的大舞台，没有矛盾没有冲突便没有戏剧，没有坏蛋们的难受之时便没有好人们的开心之日，这很好。但是谁应该做坏蛋？谁应该做丑角？凭什么？根据什么究竟根据什么？偶然。我们只能说这纯粹是偶然的挑选，跟中彩差不多。但是生活的戏剧中必然地有着善与恶、对与错，也必然地需要着这样的差别和冲突，于是这个偶然的中选者就必然地要在我们之中产生，碰上谁谁就自认倒霉吧。那么这些倒霉的中选者自己受着惩罚和唾骂而使别人找到了快乐和光荣，不也有点舍己为人的意思吗？当然他们并无此初衷。当然也不能仅凭效果就给他们奖励。对极了，为了人类美好方向的需要，为了现世戏剧的魅力之需要，我们不仅不能给他们奖励而且必须要给他们恰当的惩罚。杀一儆百有时也是必要的，否则如何标明那是一条罪恶的歧途呢？但是，在俗界的法场上把他们处决的同时，也应当设一个神坛为他们祭祀。当正义的胜利给我们带来光荣和喜悦，我们有必要以全人类的名义，对这些最不幸的罪人表示真心的同情（有理由认为，他们比那些为了真理而捐躯的人更不幸），给这些以死为我们标明了歧途的人以痛心的纪念（尽管他们是无意的）。我们会想起他们天真的童年，想起他们本来无邪的灵魂，想起如果不是他们被选中就得是我们之中的谁被选中，如果他们没被选中他们也会站在我们中间。我们虔诚地为他们祈祷为他们超度吧，希望他们来世交好运（如果有来世的话），恰恰被选去做那可敬可爱的角色。我听说过有这样的人，他们向二次大战中牺牲的英雄默哀，他们也向那场战争中战死的罪人默哀。这件事永远令我感动。这才真正是懂得了历史，真正怀有博大的爱心和深重的悲悯。这样人类就再一次弥补了上帝的疏漏（如果不是上帝有意卖一个破绽留给我们去参悟的话），使人人平等的理想更加光芒四射。
　　在人间的舞台上，英雄、凡人、罪人是不能平等的。那，现在我们以人人平等为由所祭祀的，是不是抽象的人呢？因而是不是一种哗众取宠的虚伪呢？是抽象的人，但并不是哗众取宠的虚伪；抽象的人不一定要真，正如理想，美就行，抽象的人是人类为自己描绘的方向。那么，这种不现实的人人平等又有什么用呢，不是吃饱了撑的瞎扯淡吗？一点都不瞎扯淡，理想从来就不与现实等同，但理想一向都是有用的。（顺便说一句，吃饱了，于猪是理想的完成，于人则仅仅是理想的开端。）唯当在理想的神坛上树立起人的平等，才可望有“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现实。（没理由把“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单送给某一个阶级，因为这是属于全人类的智慧和财富。倘若有人卖假药，显然不能因而就把良药也消灭。）没有一个人人平等的神坛，难免就会有一个“君君臣臣”的俗界。不是吗？几千年的“君权神授”，弄来弄去跑不了是“刑不上大夫”的根由。
　　3、墓地——历史的祭祀，万灵万物和解的象征
　　要是您白天忙了一天，晚上去看戏，戏散了您先别走，我告诉您一个最迷人的去处：后台。我们，我和您，我们设想自己还原成了两个孩子，两个给根棒槌就认真（纫针）的孩子，溜进后台。两个孩子想向孙悟空表达一片敬意，想劝唐僧今后遇事别那么刚愎自用，想安慰一下牛郎和织女，再瞅机会朝王母娘娘脸上啐口唾沫。可是，两个孩子忽然发现卸了装的他们原来是同事，一个个“好人”卸了装还是好人，一个个“坏蛋”卸了装也是好人，一个个“神仙”和“凡人”到了后台原来都是一样，他们打打闹闹互相开着玩笑，他们平平等等一同切磋技艺，“孙悟空”问“猪八戒”和“白骨精”打算到哪儿去度蜜月？于是“唐僧”和“王母娘娘”都抱怨市场上买不到像样的礼品。这时候两个孩子除了惊讶，势必会有一些说不清的感动一直留到未来的一生中去。
　　孩子长大了，有一天他走到一片墓地，在先人的坟墓前培一捧土、置一束花，默立良久。他有可能是我，也有可能是您。那是某一年的清明。每年的清明都是一样。墓地上无声地传诵着先人的消息，传诵着无比悠远、辽阔和纷繁的历史。往日的喧嚣都已沉寂；往日的悲欢都已平息；往日的功过荣辱，都是历史走到今天的脚步；往日千差万别的地位，被人类艰苦卓绝的旅程衬比得微不足道；曾经恩恩怨怨的那些灵魂，如今都退离了前台，退出了尘世的角色，“万法归一”，如同谢幕一般在幽冥中合唱一曲祭歌，祭祀着人类一致的渴盼与悲壮，因而平等。这时候我，或者您，又闯到世界大舞台的后台去了，这才弄明白，我们曾在舞台小世界的后台所得的那份感动都是什么。
　　这时我才懂得，人类为什么要有墓地。此前我总是蔑视墓地，以为无用，以为是愚昧的浪费。现在我懂了，那正是历史的祭坛，是象征人类平等的形式。
　　但是后台也常常不免让人灰心，我发现那墓地的辉煌与简陋竟也与死者生前的地位成正比。譬如说：为什么伟人死后要塑一尊像要建一座殿堂，而凡人死了只留一把灰和一捧土呢？难道现世的等级还要延展到虚冥中去分化人类的信念吗？难道人不是平等的，连在祈望中都不能得到一个平等的象征吗？无论再怎么解释都难有说服力，从不见有一座（哪怕是一座！）凡人纪念堂这一事实，到底是令人悲哀的。我的朋友力雄曾写过一篇文章，他设想建一座凡人纪念堂（不仅仅是骨灰堂），每一个凡人都有资格在那儿占一块小小的空间，小到够放置几页纸或一个小本子就行了。每个人都可以在那儿记录下他们平凡的一生及其感受，以使后人知道历史原来都是什么，以偿人类平等的夙愿。
　　这设想让我感动不已。我对力雄说，我也有一个不错的想法，很久了。我想，我死的时候穿的什么就是什么，不要特意弄一身装裹，然后找一块最为贫瘠的土地，挖一个以我的肩宽为直径的深坑，把我垂直着埋进去，在那上面种一棵合欢树。我喜欢合欢树。我想这是个好办法。人死了，烧了，未免太无作为，不如让他去滋养一棵树，给正在灰暗下去的地球增添绿色。我想为什么不能人人如此呢？沙漠的扩展、河流的暴虐无常、恶劣气候的频繁，正给人类的生存带来威胁，而这，都是因为地球上的森林正在与日俱减。要是每个人死了都意味着在荒贫的裸土上长成一棵树，中国有十一亿人世界有五十几亿人，一百年后中国便多出十几亿棵树，世界便多出五十几亿棵树，那会是一片片多么大的森林！那时候土地会变得肥沃，河流会变得驯顺而且慷慨，气候会更懂秩序，一年四季风调雨顺。当然不是都种合欢树，谁喜欢什么树就种什么树，树都是平等的。后人像爱护先人的坟墓那样爱护着这些树，每逢祭日，培土还是培土，酹酒改为浇灌，献花改为剪枝，死亡不单意味着悲痛，更不意味着浪费，而是意味着建设，意味着对一片乐土的祈祷和展望。森林逐日地大起来，所有可爱的动物和美丽的植物都繁荣昌盛。那样，墓地不仅是人类历史的祭坛，不仅是人类平等的象征，还是万灵万物的圣殿，还是人与自然和解的象征与实证。力雄说我这个想法也很好，就让他那个凡人纪念堂坐落在这样的森林中间，或者就让凡人纪念堂的周围长起这样的大森林来。
　　我想，为了记住这一棵树下埋的是谁，也可以做一面小小的铜牌挂在树上，写下死者的名字。比如说我，那铜牌上不要写史铁生之墓，写：史铁生之树。或者把树的名字也写上：史铁生之合欢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