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篇一：目送】
　　华安上小学第一天，我和他手牵着手，穿过好几条街，到维多利亚小学。九月初，家家户户院子里的苹果和梨树都缀满了拳头大小的果子，枝丫因为负重而沉沉下垂，越出了树篱，勾到过路行人的头发。
　　很多很多的孩子，在操场上等候上课的第一声铃响。小小的手，圈在爸爸的、妈妈的手心里，怯怯的眼神，打量着周遭。他们是幼稚园的毕业生，但是他们还不知道一个定律：一件事情的毕业，永远是另一件事情的开启。
　　铃声一响，顿时人影错杂，奔往不同方向，但是在那么多穿梭纷乱的人群里，我无比清楚地看着自己孩子的背影──就好像在一百个婴儿同时哭声大作时，你仍旧能够准确听出自己那一个的位置。华安背着一个五颜六色的书包往前走，但是他不断地回头；好像穿越一条无边无际的时空长河，他的视线和我凝望的眼光隔空交会。
　　我看着他瘦小的背影消失在门里。
　　十六岁，他到美国作交换生一年。我送他到机场。告别时，照例拥抱，我的头只能贴到他的胸口，好像抱住了长颈鹿的脚。他很明显地在勉强忍受母亲的深情。
　　他在长长的行列里，等候护照检验；我就站在外面，用眼睛跟着他的背影一寸一寸往前挪。终于轮到他，在海关窗口停留片刻，然后拿回护照，闪入一扇门，倏乎不见。
　　我一直在等候，等候他消失前的回头一瞥。但是他没有，一次都没有。
　　现在他二十一岁，上的大学，正好是我教课的大学。但即使是同路，他也不愿搭我的车。即使同车，他戴上耳机──只有一个人能听的音乐，是一扇紧闭的门。有时他在对街等候公车，我从高楼的窗口往下看：一个高高瘦瘦的青年，眼睛望向灰色的海；我只能想象，他的内在世界和我的一样波涛深邃，但是，我进不去。一会儿公车来了，挡住了他的身影。车子开走，一条空荡荡的街，只立着一只邮筒。
　　我慢慢地、慢慢地了解到，所谓父女母子一场，只不过意味着，你和他的缘分就是今生今世不断地在目送他的背影渐行渐远。你站立在小路的这一端，看着他逐渐消失在小路转弯的地方，而且，他用背影默默告诉你：不必追。
　　我慢慢地、慢慢地意识到，我的落寞，彷佛和另一个背影有关。
　　博士学位读完之后，我回台湾教书。到大学报到第一天，父亲用他那辆运送饲料的廉价小货车长途送我。到了我才发觉，他没开到大学正门口，而是停在侧门的窄巷边。卸下行李之后，他爬回车内，准备回去，明明启动了引擎，却又摇下车窗，头伸出来说：“女儿，爸爸觉得很对不起你，这种车子实在不是送大学教授的车子。”
　　我看着他的小货车小心地倒车，然后噗噗驶出巷口，留下一团黑烟。直到车子转弯看不见了，我还站在那里，一口皮箱旁。
　　每个礼拜到医院去看他，是十几年后的时光了。推着他的轮椅散步，他的头低垂到胸口。有一次，发现排泄物淋满了他的裤腿，我蹲下来用自己的手帕帮他擦拭，裙子也沾上了粪便，但是我必须就这样赶回台北上班。护士接过他的轮椅，我拎起皮包，看着轮椅的背影，在自动玻璃门前稍停，然后没入门后。
　　我总是在暮色沉沉中奔向机场。
　　火葬场的炉门前，棺木是一只巨大而沉重的抽屉，缓缓往前滑行。没有想到可以站得那么近，距离炉门也不过五公尺。雨丝被风吹斜，飘进长廊内。我掠开雨湿了前额的头发，深深、深深地凝望，希望记得这最后一次的目送。
　　我慢慢地、慢慢地了解到，所谓父女母子一场，只不过意味着，你和他的缘分就是今生今世不断地在目送他的背影渐行渐远。你站立在小路的这一端，看着他逐渐消失在小路转弯的地方，而且，他用背影默默告诉你：不必追。

　　【篇二：雨儿】
　　我每天打一通电话，不管在世界上哪个角落。电话接通，第一句话一定是，我是你的女儿。如果是越洋长途，讲完我就等，等那六个字穿越渺渺大气层进入她的耳朵，那需要一点时间。然后她说，雨儿？我只有一个雨儿。
　　对，那就是我。
　　喔，雨儿你在哪里？
　　我在香港。
　　你怎么都不来看我，你什么时候来看我？
　　我昨天才去看你，今早刚离开你。
　　真的？我不记得啊。那你什么时候来看我？
　　再过一个礼拜。
　　你是哪一位？
　　我是你的女儿。
　　雨儿？我只有一个雨儿啊。你现在在哪里？
　　我在香港。
　　你怎么都不来看我，你什么时候来看我？
　　到潮州看她时，习惯独睡的我就陪她睡。像带孩子一样把被子裹好她的身体，放周璇的《天涯歌女》，把灯关掉，只留下洗手间的小灯，然后在她身边躺下。等她睡着，我再起来工作。
　　天微微亮，她轻轻走到我身边，没声没息地坐下来。年老的女人都会这样吗？身子愈来愈瘦，脚步愈来愈轻，声音愈来愈弱，神情愈来愈退缩，也就是说，人逐渐逐渐退为影子。年老的女人，都会这样吗？(散文网  www.sanwen.org.cn)
　　我一边写，一边说：干嘛那么早起？给你弄杯热牛奶好吗？
　　她不说话，无声地觑了我好一阵子，然后轻轻说：你好像我的雨儿。
　　我抬起头，摸摸她灰白色稀疏的头发，说：妈，千真万确，我就是你的女儿。
　　她极惊奇地看着我，大大地惊讶，大大地开心：就是说嘛，我看了你半天，觉得好像，没想到真的是你。说起来古怪，昨天晚上有个人躺在我床上，态度很友善，她也说她是我的雨儿，实在太奇怪了。
　　昨晚那个人就是我啊。我把冰牛奶倒进玻璃杯中，然后把杯子放进微波炉。远处隐隐传来公鸡的啼声。
　　那你又是从哪里来的呢？她一脸困惑。
　　我从台北来看你。
　　你怎么会从台北来呢？她努力地想把事情弄清楚，接过热牛奶，继续探询，如果你是我的雨儿，你怎么会不在我身边呢？你是不是我养大的？是什么人把你养大的呢？
　　我坐下来，把她瘦弱的手捧在我掌心里，看着她。她的眼睛还是很亮，那样亮，在浅浅的晨光中，我竟分不清那究竟是她年轻时的锋芒余光，还是一层盈盈的泪光。于是我从头说起：你有五个儿女，一个留在大陆，四个在台湾长大。你不但亲自把每一个都养大，而且四个里头三个是博士，没博士的那个很会赚钱。他们全是你一手栽培的。
　　眼里满是惊奇，她说：这么好？那你是做什么工作的？今年几岁？结婚了没有？
　　我们从盘古开天谈起，谈着谈着，天，一点一点亮起，阳光就从大武山那边照了进来。
　　有时候，我让女佣带着她到阳明山来找我。我就把时间整个调慢，带她台北一日游。第一站，洗温泉。泡在热气缭绕的汤里，她好奇地瞪着满堂裸身的女人目不转睛，然后开始品头论足。我快动作抓住她的手，才能阻止她伸手去指着一个女人，大声笑着说：哈，不好意思啊，那个雨人好肥喔。
　　第二站，搭公交车，红五号，从白云山庄上车。一路上樱花照眼，她静静看着窗外流荡过去的风景，窗玻璃映出她自己的颜容，和窗外的粉色樱花明灭掩映；她的眼神迷离，时空飘忽。
　　到了士林站。我说：妈，这是你生平第一次搭捷运，坐在这里，给你拍一张照片。
　　她娴静地坐下，两手放在膝上。刚好后面有一丛浓绿的树，旁边坐着一个孤单的老人。
　　你的雨儿要看见你笑，妈妈。
　　她看着我，微笑了。我这才注意到，她穿着黑衣白领，像一个中学的女生。

　　【篇三：门沿】
　　2007年最末一个晚上，18岁的华飞去和朋友午夜狂欢。我坐在旅店的窗边，泰北冬季的天空洁净，尤其当城市的灯火因贫穷而黯淡，星星就大胆放肆了，一颗一颗堂堂出现。但是星星虽亮，却极度沉默，下面的街头人声鼎沸，乐鼓翻腾。刚从街上的人流里撤回，我知道，像河水般涌动的是情绪激越的观光客，但是暗巷里骑楼下，疲惫的女人正开始收摊，她们赤脚的幼儿蜷在一旁，用破毯子裹着，早睡着了。
　　然后烟火，冲向天空轰然炸开，瞬间的璀璨，极致的炫美，人们雀跃欢呼。这是跨年之夜。可是，这不是神明的生日，不是英雄的诞辰，不是神话中某一个伟大的时刻，不是民族史里某一个壮烈的发生，那么，人们庆祝的究竟是什么呢？
　　想想看，你用什么东西量时间？
　　一只沙漏里细沙流完是一段时间。一炷馨香袅袅烧完是一段时间。一盏清茶，从热到凉，是一段时间。钟表的指针滴答行走一圈，是一段时间。
　　有时候，我们用眼睛看得见的“坏”去量时间。一栋每天路过的熟悉的房子，从围墙的斑驳剥落到门柱的腐蚀倾倒，然后看着它的屋顶一寸寸扩大垮陷，有一天野树爬藤从屋中昂然窜出，宣告完成──需要多少时间？
　　有时候，我们用非常细微的“动”，去量时间。星星的行走、潮水的涨落、日影的长短，不都是时间的量器？在香港的海滨，我看每天金星出现在海平线的点，冬天和夏天不同。在台北的阳明山上，我看夕阳下沉时碰到观音山脊的那一刹那，春天和秋天也不同。
　　你是否也用过别的量法？孩子小时，我在他们卧房的门沿挂上一个一米半高的木板量尺。每一年孩子的生日，让他们站在门沿背对着尺，把他们的高度用小刀刻下。于是刻度一节一节高升，时间也就一节一节在走。
　　南美洲有一家人，夫妻俩加五个孩子，每一年的同一天，一家七口一人拍一张大头照，三十年不曾间断。三十年中，红颜夫妻变成老夫老媪，可爱纯真的婴儿变成心事重重的中年人。
　　还有那疯狂的艺术家，突然决定写数字。醒来一开眼就写，连续累积数字，吃饭、坐车、走路、如厕、洗头时不断地写；搭飞机出国时，在飞机的座位上写；到医院看病打针时，在病床上写；到教堂做礼拜时，在教堂的长板凳上写。每分每刻每时写，每天每月每年写，数字愈来愈大，字符串愈来愈长，艺术家这个人，是的，愈来愈老。
　　写“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的时候，杜甫不是在记录时间吗？唱“林花谢了春红，太匆匆”的人，不是在记录时间吗？Rembrandt一年一年画自画像，从少年轻狂画到满目苍凉──他不是在记录时间吗？
　　农业社会的人们认真地过春分秋分夏至冬至，难道不也是在一个看不见的门沿上，秘密地，一刀一刀刻下时间的印记？
　　所以跨年的狂欢，聚集，倒数，恐怕也是一种时间的集体仪式吧？都市里的人，灯火太亮，已经不再习惯看星星的移动和潮汐的涨落，他们只能抓住一个日期，在那一个晚上，用美酒、音乐和烟火，借着人群的吆喝彼此壮胆，在那看不见的门沿量尺上，刻下一刀。
　　凌晨四时，整个清迈小城在宁静的沉睡中，2008年悄悄开始。我们行装齐整，离开了旅店，在黑夜中上路，往泰寮边界出发。五个小时的蜿蜒山道，两天的慢船河路，冷冽的空气使人清醒。我在想，在古老的湄公河上啊，时间用什么测量？

　　【篇四：面对】
　　台北的书店明亮华丽，纸张昂贵、设计精致的书映眼满坑满谷，有点排山倒海的架势。新书上市不到一星期，已经被下一波更新的书淹上来，覆没，不见了。隔天的旧报纸还可以拿去包市场里的咸鱼，书，连被卖掉的机会还没有就已被卸下、遗忘。那被卖掉的书也都是速食品，匆匆吞下，草草抛掉，下一餐速食又来了。
　　每次跨进那明亮华丽的书店，就难免自疑：我写书，在这廿世纪末的时空里，究竟有什么意义？
　　这些文章，我知道，既不能为生民立命、为万世开什么太平，也不能教人如何“游山、玩水、看花、钓鱼、探梅、品茗”，享受人生的艺术；但是如果把我当作廿世纪末中华文化里的一个小小的典型，这些文字也许在有意无意间体现了我们这个时代的焦虑。
　　焦虑，意味着面对问题追索答案而不可得的一种苦闷；苦闷促动书写，书写成为一种邀请，邀请有同样焦虑的读者共同追索。我所面对的问题往往出发自“我是什么”的自觉。
　　毫无选择的，我是中华文化的儿女。当我站立在耶路撒冷的山丘上，俯视公元前七百廿二年以色列国被灭亡的古迹，我必须联想，是的，大约在同一时候，我们的春秋时代开始。当我读欧洲史，知道一八五○年前后维也纳革命、米兰暴动、俄军镇压匈牙利革命等等，我不得不想起，是的，那时的两广正闹着大饥荒、上海市民攻击传教士、洪秀全正迈向广西桂平金田村……
　　我生来不是一张白纸；在我心智的版图上早就浮印着中国的轮廓。我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却总是以这心中的轮廓去面对世界。正确地说，应该是西方世界。怎么叫“面对”呢？面对不言而喻隐含着对抗的意思。一个欧洲人，绝对不会说，他一生下来就“面对”东方文化，因为他的文化两个世纪以来一直是世界的主流，他生
　　下来只有自我意识，没有对抗意识。而我的中国轮廓上却无时无刻不浮现着西方文化的深深投影，有些地方参差不齐，有些地方格格不入。
　　我在法兰克福与布拉格、维也纳与斯得哥尔摩之间来来去去，一方面质疑我原有的轮廓，一方面想摆脱那西方投影的笼罩。走到廿世纪末，回首看见许多前人焦虑的身影：严复、康有为、胡适之、蒋梦麟……这条路，我们还没走出去。
　　毫无选择的，我是个台湾人。许多其他社会要花四百年去消化的大变，台湾人民短短四十年里急速地经验，从独裁到民主，从贫穷到富裕，还有因为太过急速而照顾不及的人生品质的鄙劣……我们这一代人因此对时代的变动、历史的推演有身受的敏感。而身为台湾人，所谓时代和历史又脱离不了他必须“面对”的海峡对岸的中国大陆。
　　我生下来，就不是一张白纸，纸上浮印着中原文化的轮廓。我以这个既有的轮廓去体验自己生长的台湾，逐渐发觉其间参差不齐、格格不入的衔接处。从国民党一党专政时期对中原文化的一厢情愿，到民主时期对中原文化的反省和对台湾本土的重新认识，以至于对“重新认识台湾”这个过程的戒慎恐惧，我无非在一贯地寻找一条不落意识形态窠臼的新路；我在对抗旧的成见。
　　毫无选择的，我是个女人。生下来便不是白纸，纸上浮印着千年刻就的男权价值体系。女人是温顺柔和、谦让抑己的，男人是刚强勇敢、积极进取的；男人的成功必须倚赖他身后一个牺牲自我、成全他人的辅助性的女人。带着这样一个先天印下的轮廓，我开始体验自己的人生，然后大惊失色地发觉：那格格不入之处远远地超过任何东西文化之争、任何大陆台湾之隔；社会，不管东方或西方，对女性的有形和无形的压抑带给我最切身的感受。
　　于是原来纯属抽象理念之辩的什么自由、人权、公平等等，突然变成和包子馒头一样万分具体的生活实践。我的“命”比苏青、张爱玲要好，生在一个原有价值系统已经相当松动的时代，但是相对的，我对于属于女性的人权、公平的要求也远比前辈高。面对男权社会的巨大投影，我在做我小小的对抗的思索。
　　最后，毫无选择的，而可能也是最重要的，我什么也不是，只是我自己。我对世界有着超出寻常的好奇；因为好奇，我得以用近乎童稚的原始眼光观照世界的种种，这种眼光往往有意想不到的穿透力。我对人和事又怀着极大的热情，热情使我对人世的山浓谷艳爱恋流连。别人的流连也许以华丽的辞藻托出，我却喜欢简单，总想让自己的文字如连根拔起的草，草根上献沾湿润的泥土。作为我自己，我什么也不想面对，除了那一碧如洗的天空。
　　至于我必有的偏执与愚钝；那就要读者自己警觉了。要向读者说明的是，这套选集未能收入许多被认为是我行文特色的锋利的文字，并非全貌。
　　为什么呢？哈，你知道，我知道，历史的巨眼知道。

　　【篇五：牵挂】
　　要赶去机场，时间很紧，路上不知塞不塞车，但我还是给莉萨打了个电话：“十分钟后到你家。然后直奔机场，准备点吃的给我。”
　　十分钟后，莉萨趿着拖鞋，穿着运动裤，素颜直发下楼来，我们坐在她阳光满满的客厅里。她开始谈正在读的飞力普·罗斯的小说，我猛喝一杯500cc的酸奶加水果，囫囵吞一个刚做好的新鲜三明治。吃完喝完，还带一杯滚烫的咖啡，有盖，有吸管，匆匆上车。上车时，莉萨塞给我一本书，《2007美国最佳散文选》，让我带上飞机看。
　　车子启动，将车窗按下，看着门里目送我离去的莉萨，我用手心碰唇，给她一个象征的亲吻和拥抱。
　　一路飞奔到机场。临上机，再给她打个电话：“你让马丽去帮我打扫时，拜托，洗衣机里有洗过的衣服我忘了拿出来晾，请她处理，还有，冰箱里过期的东西全部丢掉，都发霉了。”莉萨说，“没问题。你要保重。”我也说，“你保重。”
　　然后我关了手机，提起行李。
　　这么惯常地来来去去，这么惯常地说“你保重”，然而每一次说“保重”，都说得那么郑重，那么认真，那么在意，我想是因为，我们实在太知道人生的无常了，我们把每一次都当作可能是最后一次。
　　到了香港，一踏出机舱就打开手机，手机里一定有一则短讯，“在A出口等候。”大厅里，不管人群多么拥挤，C一定有办法马上让你看见她，她总是带着盈盈笑意迎面走来。她的一只手里有一杯新鲜的果汁，递给你，另一只手伸过来帮你拖行李。“要不要买牛奶回家？要不要先去市场买菜？”她问。
　　她开车，一路上，絮絮述说，孩子、工作、香港政治、内地新闻，好笑的人、愤怒的事、想不开的心情。我们平常没时间见面，不知怎么接机或送机就变成一个流动中的咖啡馆，滑行中的聊天室。车子在公路上滑行，我总是边听边看车窗外的风景，两边空蒙，尽是大山大海大片的天空。如果是黄昏，霞彩把每一座香港的山都罩上一层淡粉的薄纱，温柔美丽令人瞠目。
　　偶尔，车子也是流动的写作室。有一天，要从新竹开车南下，三百公里，去探视母亲，但是要出发时，手边一篇批判总统先生的大文章虽然彻夜写作却尚未完稿，怎么办呢？荣光看看我一夜不眠、气色灰败的脸孔，豪气地一挥手，决定做我的专用司机。他前座开车，让我蜷在后座继续在计算机上写作文。四小时车程，到达屏东，母亲的家到了，文章刚好完成。荣光下了车，拍拍身上灰尘，一身潇洒，转身搭巴士回新竹，又是四小时车程，独自的行旅。
　　有时候，是你牵挂别人。一个才气纵横的人中风昏迷经月不醒。你梦见他，梦见他突然醒来，就在那病房床榻上，披衣坐起，侃侃而谈，字字风趣，用中文谈两岸的未来，用英语聊莎士比亚的诗。醒来，方知是梦，怅然不已。
　　或者是一个十年不逢的老友。久不通讯，但是你记得她在小院里种的花香，记得她念诗时哽咽的声音，记得她在深夜的越洋电话里谈美学、谈文章、谈人生时的种种温情。你常常想到她，虽然连电话号码都记不全了。
　　或者是一个常常有讯息的人，你在报纸上读到他的消息，在电视上看见他的谈话，为每一个赞美他的报道高兴，但是你隐隐地担心，担心他过度操劳，担心他不知节制，担心他有一天被自己的热情和理想压垮。
　　有时候，是别人牵挂你。他，有时是她，时不时来一个电话，电话讲完了，你轻轻放下听筒，才觉得，这其实是个“相见亦无事，不来常思君”的电话──什么事都没有，只不过想确认一下你还好，但连这，也不说。
　　昨晚就有一个约会，时间未到，干脆到外面去等，感觉一下秋夜的凉风。在暗夜中，我靠着大石柱坐在地上。他出现时，看见我一个人坐在黑暗的秋夜的地上。
　　有光的时候，他说，“我觉得你──憔悴了。”
　　我穿着一身黑衣，因为上午去参加了一个告别式。在低低的唱名声中，人们一波一坡地进来又一波一坡地离去。

　　【篇六：父亲的家乡，已不是原模样】
　　到湖南衡东县去扫墓之前，心中计划要做的，是坐在满山盛开的野杜鹃丛间，静静地思念一下走了不久的父亲。车马困顿到了乡下之后，杜鹃是开着，但是我没坐。
　　大哥的家旁有一个水塘，水塘四边是稻田和油菜，参差着美丽的红砖农舍。水塘的水清澈照人，日落时黄牛从田埂经过，身影和红霞映在水中。暮春的油菜花一片放肆，粉蝶轰轰其上。
　　水塘对面，建了一个药厂，听说是采用驴皮提炼胶质，胶质可以美容。药厂的厂房逐年扩展，愈建愈有规模，水塘里的清水，今年竟然是一片深紫红色，像肿胀蓄脓的猪肝。水面一层浓密黑色泡沫，卷起不明物质。田埂犹在，菜花灿然，但是那水塘，已是一幅鸟尽兽绝、世界末日的恐怖景象。
　　幼小的孩子在塘边追逐公鸡，孕妇在农舍前织毛衣，男人在塘边挖井找水。
　　水，放在杯里，被主人奉到我面前，但我不敢喝。屋外一阵一阵令人作呕的气味飘进来，是制药厂将驴皮渣成堆地摊开在公路上曝晒；剥下来的驴皮，即使绞成残渣，散发出来仍是尸体的气味。
　　「这是台商开的工厂吗？」我问。人们回答说「不是」时，我发现自己还有一点如释重负的感觉。
　　我匆匆离开父亲的家乡，不忍回头。
　　然而我可以离开，那玩耍的孩子、编织梦想的孕妇、找水的农民，可以到哪里去？
　　自然会想起八十年代的台湾，那个滨海的小镇叫湾里。一年又一年，婴儿出生，却是无脑的婴儿。很多年之后，人们才知道，是焚烧电缆所产生的戴奥辛，污染了空气和地下水，毒化了整个社区环境。二十一世纪中国大陆的经济「崛起」，又以什么样的代价在进行交换呢？
　　一个小小的水塘，又算什么，如果和一条江比起来。浙江的鳌江，一江清澈的水，引来了成千的皮革工厂，造就了百万富翁和乡镇的富裕，但是每天吸入超过八万吨的工业污水，江水变成水质劣五类，所谓江，已经是一条江的尸体，就好像湖南原乡的水塘，已经是一个蓄脓的水泡。鳌江畔的「中国皮都」水头县政府开始每年编一千万元的预算治理水污染，专家说是杯水车薪，而同时，患肝癌、肝肿瘤的人多了。多到什么程度，没有人知道。孕妇肚里的小生命会有什么问题，还没有人去研究。像湾里一样，总要累积到无脑婴儿数量够大了，成人才会有破釜沈舟的觉悟。
　　一个水塘，为什么会化脓？一条江，为什么会死亡？因为有人将自己经济的利益建筑在对社区、对环境、对后代人的掠夺和侵占的基础上。或许说，这是不得以的饮鸩止渴。但是，是什么人、什么制度容许，甚至鼓励了这种掠夺？是什么人、什么制度合理了饮鸩止渴的政策？决策者又是否了解饮鸩止渴的后果，准备了后果的承担？
　　或者说，有这么一种制度，层层迭迭，架构繁复而权责不清，每一个人都觉得自己只是一个听命于人的小螺丝，拼命转动却不问为何而转。譬如一株巨大的树，每一根旁伸的枝干上都有人费尽力气在努力，但没有人知道下面主干有巨蚁侵蚀，已经腐蚀大半。
　　所谓公民意识，不过是意识到自己和别人栖息在同一株大树上，不得不关心下面那主干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因为不关心的结果可能是，大树轰然倒下时，还以为自己那一支照顾得葱绿可爱，挺有成就感。

　　【篇七：玉兰花】
　　每一个大城市都像一件华美的大衣，大衣里可能也都长满了虱子。对一个过路的客人而言，他不太有机会翻开大衣，看见衣缝里密密麻麻的虱子，但是，大衣扣不严整，里头露出不怎么好看的破絮，却是大城市的常态。在万商云集的纽约，到处可见眼睛红肿全身酸臭的男人，裤裆的拉链坏了，脏骯的毛发露出来，脚上趿着别人的鞋子，手里拿着喝空了的酒瓶。在开阔大气的莫斯科，每一个街角都有拽着长裙的吉普赛女人搂着睡着的孩子街头乞讨。孩子永远是睡着的，使你怀疑他是否被喂了药。在官气十足的北京和灯火辉煌的上海，无家可归的人用各种眼神看着你，逼你毫无退路地看见他的一无所有，也看见你和他之间险峻的阶级对立。在台北，这个带点文人的懒散气质的城市，你得特别到夜市里或地下道，才能看见几个少了腿或胳臂的人坐在地上用头磕地。
　　香港的「大衣」华丽得不寻常。中环的大楼有的雍容优雅，有的气派恢弘。内部装潢讲究设计的艺术美感，外部大楼和大楼之间的细节衔接，讲究实用效率，整个城市基础建设的完整和绵密，可能是世界第一。如果只看表面，台北跟香港比起来，像个初初进城的乡下村姑，刚刚学会抿着嘴擦口红。
　　然而任何初到香港的人，走在中环高楼与高楼所形成的深谷窄巷里，都不会不看见她们：很瘦，很老，用那布满老人黑斑而且青筋暴起的手，推着很重的东西，她们的背脊因为用力而弯曲。都是祖母或曾祖母年龄的人，做的却是苦力的活，沉默地穿梭在高楼的阴影中。这是香港一景，只是观光手册里没写。
　　做为过客时，不理解为什么外表如此高贵华丽的香港会有这一面，好像一个全身皮草、珠光宝气的人脚上穿着塑料拖鞋，露出脚指头，指甲缝里全黑：这些被人们轻蔑地称为「垃圾婆」的老妇人，曾经为人妻，她们的丈夫在哪里？曾经为人母，她们的子女在哪里？是什么样的社会制度、什么样的历史过程，使得她们在体力最弱、生命最末的阶段里，不能在家里做慈祥的奶奶，却在街头做牛做马挣一口最后的饭？
　　住到香港来了，我逐渐明白，「垃圾婆」处在一个什么样的结构里：
　　在香港，六十至六十九岁老人中，每十五位有一位要依靠政府的救济金生存。七十至八十四岁的老人中，每五位有一位要靠救济金生存。六十岁以上的老人，每四个就有一个生活在贫穷线下。
　　在香港，八十五岁以上的老人，每两位就有一位活在贫穷线下。
　　数字不说明全部，但是它总在复杂的一团黑暗上打上一道光，我不再惊奇，为什么，在富裕的香港，每到冬天慈善机构发放救济米时，会有上千的老人勾偻着背天还没亮就来排队，排上几个小时之后又总有几个老人家在拥挤的人群中晕倒，为了一袋五公斤的白米。我也不再惊讶有很多香港老人住在「笼屋」里──一张床，锁在一个竹笼里，就是他一生的家当。我去看望一个八十岁的老人，他住的是比「笼屋」阔气的「板屋」，木板隔出的四公尺平方，没有窗。公用厨房里脏得可怖，进入「板屋」，空气令人窒息；但是床以外的空间，竟然一落一落布满灰尘的全是古书：史记、后汉书、资治通鉴、全唐诗、苏轼全集、韩昌黎全集。问他最喜欢谁的文章，老人低着头说，「韩愈」，我同时听见天花板上老鼠隆隆奔窜的声音。
　　如果老，而且还是个女人呢？
　　在香港，从八十年代起，服务和金融业取代工业成为主要经济命脉，以往稳定的劳工工作由零碎的散工、外判工、临时工替代，产生出大量的工时超长而工资超低的工作，集中在非技术和低增值的行业领域里。在这类非技术的工作人口中，女性几乎占了百分之六十，而这些女性的工资却只有同工作的男性员工的百分之五十三。临时工除了工作时间长，还得不到法定的劳工保障。
　　在香港，七十七万多个女性的主业是家务，只有九万三千个男性是「家庭主夫」。家务的操劳，可以做一辈子，但是没有工资，没有退休金，也没有社会福利，更没有社会地位。
　　在香港，月薪低于五千元的人口中，百分之八十是女性。月薪超过一万元的，只有百分之三十是女性。
　　巷子，因为楼高而显得深不可测。老妇人的推车上堆着一大迭废弃的压扁了的厚纸箱，推着推着纸箱就散落下来摊了一地；她弓下身来一只一只捡。我也蹲下来帮着，然后我们合力将纸箱固定，用绳子绑紧。她又摇摇晃晃一跛一跛地推着车向前走。那是一个穿着黑色唐衫的老妈妈，脑后梳着发髻。我看着她瘦弱的背影渐行渐远，想着，这样的发髻啊，老妈妈，是应该簪着一朵乳白色的玉兰花的。

　　【篇八：你是个好母亲吗】
　　你是个好母亲吗？来，试试“美丽母亲心理测验”，看看你能够得几分。
　　如果你怀疑半岁大的娃娃有鬼怪附身。所以你把她从十楼的窗口丢出去，或者把她塞在箱子里闷死（在纽约发生的）。如果，你一生气起来全身发抖，会情不自禁地拿香烟去烫小孩的腿；或者，六岁的小叮当不听你话，偷吃了巧克力，你就用铁箝把他的牙齿全敲下来（在台湾发生的），那么，你这个母亲的得分是负值的，也就是说，比零还低。你读完这篇文章就赶快去看精神科医生。
　　如果你给孩子吃得饱、穿得暖、用得足，可是你工作太忙，从来就抽不出时间跟孩子们聊天、放风筝、看场电影，换句电脑用语，你专门供给硬体——房子、冰淇淋、零用钱，但是不给软体——耐心、微笑、爱，你这个母亲，大概只值二十分。
　　如果你不仅让孩子们吃饭、穿暖，还刻意地花时间和他们去交朋友。胖妞跌伤的时候，找你吹一下就眉开眼笑。小毛被人欺负了，跟你耳语两句，就心满意足。孩子们认为，除了毛茸茸的小黑以外，你是他们最忠实、最温柔的伙伴。这样，你这个母亲可以得四十分——才四十分？当然啦！因为你跟小毛他爹三天两头仇人似地吵架。别以为房门关得严，孩子又睡得沉。花瓶把梳妆镜打个粉碎，隔村的人都听得见。孩子在被窝里头哭的样子你就没看见。
　　如果你这个妈妈不但是孩子们最亲密的伙伴，也是爹爹最温柔的助手；不但懂得家庭营养，也知晓儿童心理；不但对孩子管教有方，而且对公婆和睦周到。家里内外更是窗明几净，是所有的小朋友都爱来的窝。这样的母亲，该得一百分了吧？！
　　不，在“美丽测验”的标准中，这样慈爱、细心、“完美”的母亲，只能拿六十分。
　　为什么？
　　因为这样的母亲，就像一只辛勤的母鸟在枝叶深处努力地筑巢、喂哺，但她丝毫不知道，这株她所栖息的大树正受万虫蚀蛀，随时有倒塌的危险，看看胖妞和小毛正在进入一个什么样的世界：
　　从十二到十五岁，他们的发育都还没有完全，但我们为他们准备的教育制度将把他们的肩膀拉斜，因为书包很重；要使他们视力衰退，戴上眼镜（你现在觉得胖妞眼睛清亮动人吗？多看两眼，不久了）；要使他们眼布血丝、面目呆滞，因为睡眠不足；要把他们训练成高压下的竞争动物，因为他们发觉：一起捉青蛙的朋友其实是考场中的敌人。换句话说，对每一个胖妞和小毛，我们这个小岛上的成人世界都张着一张大网等他们闯进来，一进来就掐死他的童年与快乐。
　　这株“大树”里另外有只惊人的虫，正在把树上所有的叶子一寸一寸地吃掉，每吃掉一叶，就留下一圈焦黄的窟窿。这只虫有个好听的名字，叫“经济成长”。我们自己是胖妞和小毛的时候，街上有火红的凤凰花，河里有透明的细虾，海边有怪模怪样的沙蟹。我们现在所留给胖妞和小毛的，河里有垃圾和带汞的鱼，街上有“年年绿化”的脏牌子和秃死的树，海边有废弃的电池和金属，海里的珊瑚一片死亡。这，是胖妞和小毛的明天。
　　在这样的大环境之下，关起门来做个细心、温柔的母亲，你觉得够吗？想想看，你在家里教小孩“活”读书、重思想，学校为了联考，却强迫孩子死记生吞。你在家里给孩子准备最营养的早餐，商店供应你的，却是假的奶粉。你在家里教导孩子珍爱自然生命，出了门的孩子却根本看不见、感触不到自然生命。
　　关起门来做个“好”母亲，够吗？
　　解决问题要从根本治起。如果你真心爱你的子女，而且懂得如何去爱，你应该如切肤之痛地体认到：把小圈圈弄好是不够的，你必须发挥力量促成大环境的改造。先进国家的妇女早就诉诸行动了。日本的妈妈，发现巷口那家超级市场卖假冒的乳酪，她所加入的“主妇联”组织立即采取行动，抵制这家商店。美国的妈妈丧失了心爱的女儿——被酒醉的驾车人撞死，她马上组织所有关心的妈妈迫使警察作严格的取缔。德国的妈妈担心核子大战及生态的破坏——她希望德国代代子孙都能享受黑森林的呼吸，于是她开始阅读有关核害及污染的资料，甚至组织了一个政党，来实现她们的理想。
　　台湾的母亲，你又在做什么呢？为工作忙吗？为三餐操心吗？上插花班、有氧韵律体操课吗？打麻将吗？串门子吗？觉得空虚、寂寞、无聊吗？为孩子的未来忧虑吗？
　　如果只是在小圈圈里亲亲孩子的脸颊、吻吻他的手，我们究竟为孩子的明天做了什么？现代的母亲已经不是一个跟着三寸金莲、“父死从夫、夫死从子”的愚妇；你受过教育，有智慧、有能力、有思想，为什么不主动为孩子争取一个比较美好的未来？现行的教育制度有什么毛病、核电厂该不该建、环保局的预算够不够、卫生署的措施等等，并不是“男人”的问题；这些事切身地影响到胖姐和小毛的未来，就是母亲该关怀的问题，就是“女人”切身的问题。任何有胆识的母亲都应该抽出那么一点点时间，从厨房和梳妆台边走出来，大声地说话，勇敢地行动。
　　如果你真想给眼睛清亮的胖姐和小毛一个值得活、值得爱的明天，你就得做一个主动的、一百分的母亲，不能是一个被动的、小圈圈里的、六十分的妈妈。

　　【篇九：不相信】
　　二十岁之前相信的很多东西，后来一件一件变成不相信。
　　曾经相信过爱国，后来知道“国”的定义有问题，通常那循循善诱要你爱国的人所定义的“国”，不一定可爱，不一定值得爱，而且更可能值得推翻。
　　曾经相信过历史，后来知道，原来历史的一半是编造。前朝史永远是后朝人在写，后朝人永远在否定前朝，他的后朝又来否定他，但是负负不一定得正，只是累积渐进的扭曲变形移位，使真相永远掩盖，无法复原。说“不容青史尽成灰”，表达的正是，不错，青史往往是要成灰的。指鹿为马，也往往是可以得逞和胜利的。
　　曾经相信过文明的力量，后来知道，原来人的愚昧和野蛮不因文明的进展而消失，只是愚昧野蛮有很多不同的面貌：纯朴的农民工人、深沉的知识分子、自信的政治领袖、替天行道的王师，都可能有不同形式的巨大愚昧和巨大野蛮，而且野蛮和文明之间，竟然只有极其细微、随时可以被抹掉的一线之隔。
　　曾经相信过正义，后来知道，原来同时完全可以存在两种正义，而且彼此抵触，冰火不容。选择其中之一，正义同时就意味着不正义。而且，你绝对看不出，某些人在某一个特定的时机热烈主张某一个特定的正义，其中隐藏着深不可测的不正义。
　　曾经相信过理想主义者，后来知道，理想主义者往往经不起权力的测试：一掌有权力，他或者变成当初自己誓死反对的“邪恶”，或者，他在现实的场域里不堪一击，一下就被弄权者拉下马来，完全没有机会去实现他的理想。理想主义者要有品格，才能不被权力腐化；理想主义者要有能力，才能将理想转化为实践。可是理想主义者兼具品格及能力者，几希。
　　曾经相信过爱情，后来知道，原来爱情必须转化为亲情才可能持久，但是转化为亲情的爱情，犹如化入杯水中的冰块──它还是冰块吗？
　　曾经相信过海枯石烂作为永恒不灭的表征，后来知道，原来海其实很容易枯，石，原来很容易烂。雨水，很可能不再来，沧海，不会再成桑田。龙应台散文原来，自己脚下所踩的地球，很容易被毁灭。海枯石烂的永恒，原来不存在。
　　二十岁之前相信的很多东西，有些其实到今天也还相信。
　　譬如国也许不可爱，但是土地和人可以爱。譬如史也许不能信，但是对于真相的追求可以无止尽。譬如文明也许脆弱不堪，但是除文明外我们其实别无依靠。譬如正义也许极为可疑，但是在乎正义比不在乎要安全。譬如理想主义者也许成就不了大事大业，但是没有他们社会一定不一样。譬如爱情总是幻灭的多，但是萤火虫在夜里发光从来就不是为了保持光。譬如海枯石烂的永恒也许不存在，但是如果一粒沙里有一个无穷的宇宙，一刹那里想必也有一个不变不移的时间。
　　那么，有没有什么，是我二十岁前不相信的，现在却信了呢？
　　有的，不过都是些最平凡的老生常谈。曾经不相信“性格决定命运”，现在相信了。曾经不相信“色即是空”，现在相信了。曾经不相信“船到桥头自然直”，现在有点信了。曾经不相信无法实证的事情，现在也还没准备相信，但是，有些无关实证的感觉，我明白了，譬如李叔同圆寂前最后的手书：“君子之交，其淡如水，执象而求，咫尺千里。问余何适，廓尔忘言，华枝春满，天心月圆。”
　　相信与不相信之间，彷佛还有令人沉吟的深度。

　　【篇十：两本存折】
　　是的，我也有两个秘密账户，两本秘密存折。两个账户，都无法得知最终的累积或剩余总数，两本存折，记载的数字每天都在变动，像高高悬在机场大厅的电动飞机时刻表，数字不停翻滚。
　　我知道两件事：一个存折里，数字一直在增加，另一个存折里，数字一直在减少。数字一直在增加的存折，是我自己的；数字一直在减少的那一本，是别人给我的。
　　于是有一天，我带着那本不断增加的存折去见一个头戴黑色斗篷看起来像魔术师的理财专家，请教他，怎样可以使我的这本存折更有价值。
　　“价值？”桌子对面的他露出神秘的微笑，上身不动，忽然整个人平行飘滑到桌子的左边，我用眼睛紧紧跟随，头也扭过去，他却又倏忽飘回我正对面，眼神狡狯地说，“小姐，我只能告诉你如何使这里头的‘数字’增加，却无法告诉你如何使这数字的‘价值’增加。”
　　数字，不等同价值。也就是说，同样是一千万元，我可以拿去丢进碎纸机里绞烂，可以拿去纸扎八艘金碧辉煌的王船，然后放一把火在海面上烧给神明，也可以拿去柬埔寨设立一个艾滋孤儿院。
　　这不难，我听懂了。我弯腰伸手到我的环保袋里，想把另一本存折拿出来，却感觉这人已经不在了。我叹了一口气，缓缓走出银行。银行外，人头攒动，步履匆忙。疾步行走的人在急速穿梭人堆时，总是撞着我肩膀，连“对不起”都懒得出口，人已经走远。一阵轻轻的风拂来，我仿佛在闹市里听见树叶簌簌的声音，抬头一看，是一株巨大的玉兰，开遍了润白色的花朵，满树摇曳。我这才闻到它微甜的香气。
　　就在那株香花树下，我紧靠着树干，让人流从我前面推着挤着涌过。从袋里拿出我另一本存折，一本没人可询问的存折。存折封面是一个电子日历。二○○八年五月有三十一个小方格，每一个方格里，密密麻麻都分配着小字：
　　05－0109：00高铁屏东探母
　　05－1218：00钱永祥晚餐
　　05－2515：00马家辉谈文章
　　05－2619：00安德烈晚餐
　　轻按一下，就是六月的三十个小方格，也有密密麻麻的字；再按一下，七月的三十一个方格，密密麻麻的字；八月的三十一个方格里，全是英文，那是南非开普敦，是美国旧金山，是德国汉堡……
　　不必打开，我就知道，存折里头，谁装了一个看不见的沙漏。
　　因为无法打开，看不见沙漏里的沙究竟还有多少，也听不见那漏沙的速度有多快，但是可以百分之百确定的是，那沙漏不停地漏，不停地漏，不停地漏……
　　有一片花瓣，穿过层层树叶飘落在我的存折封面，刚好落在了十二月三十一日那一格。玉兰的花瓣像一尾汉白玉细细雕出的小舟，也像观音伸出的微凹的手掌心，俏生生地停格在十二月三十一日。
　　我突然就明白了：原来，这两本存折之间，是有斩钉截铁的反比关系的。你在那一本存折所赚取的每一分“金钱”的累积，都是用这一本存折里的每一寸“时间”去换来的。而且，更惊人的，“金钱”和“时间”的两种“币值”是不流通、不兑换、不对等的货币——一旦用出，你不能用那本存折里的“金钱”回头来换取已经支付出去的“时间”。任何代价、任何数字，都无法兑换。
　　是的，是因为这样，因此我对两本存折的取用态度是多么的不同啊。我在“金钱”上愈来愈慷慨，在“时间”上愈来愈吝啬。“金钱”可以给过路的陌生人，“时间”却只给温暖心爱的人。十二月三十一日，从今日空出。我将花瓣拿在手指间，正要低眉轻嗅，眼角余光却似乎瞥见黑斗篷的一角翩翩然闪过。

　　【篇十一：今日独立】
　　我一般不太愿意在毕业典礼这么隆重的场合上演讲。原因之一，今天在座的人都不是为了听演讲而来的；方帽子拨穗才是真正的期盼，所以很容易对演讲者心生厌恶。原因之二，大学毕业典礼被认为是人生的重大时刻，一个演讲要背负这么超负荷的深刻意义，我觉得难以承受。原因之三，场合太严肃、太隆重了，我就会想起马克吐温遇到这种场合的做法──他会在最庄严肃穆的一刻，让一只脏兮兮的小土狗突然蹿上台来对着演讲的人汪汪叫，让他手足无措。
　　但我还是决定来。不怎么严肃的理由是，你们将来都是医生，当我年老的时候，很可能有一天我会落在你们手里，请帮我多翻几次身。比较严肃的理由是，医生不只是职业，它是一种志业，跟“人”的关系密切，很多的人会依靠、依赖你们。所以，我想我应该来。
　　但是，如果你们期待我今天要讲的题目是“如何做一个好医生”，你猜错了。我不会那么笨，跟在座的医学院的杰出教授们去比赛讲这个题目，我一定输，我是行外人。
　　事实上，你们今天坐在这里的身份，究竟是什么呢？难道仅只是“未来的医生”这样一个单一身份──不可能吧？我想，一定有很多更宽的可能来界定今天坐在这里的你；譬如说，今天是你在经济上依赖别人的最后一天，也是你人生独立的第一天。或者说，从今天起，你不再被当做某个学校的学生，某个人的儿女，而是你单独的自己──成功也是你，失败也是你，堕落时谁也救不了你；从今天起，不再有别人为你负责。我们甚至也可以说，今天的你，是一个人，站在制度性学习的终点，自主性学习的起点？
　　我不认为对医学院的毕业生就非谈“如何做一个好医生”不可，因为，职业只是一个人的人生中的一部分，绝不是全部。在你做医生的时候，你必定同时还有好几重身份，这些身份，不见得比你医生的身份来得不重要：你是一个国家的公民──你是否知道如何做一个好公民？你一定是人家的妻子或丈夫或坚决不婚的情人伙伴──你是否知道如何做一个成熟的负责的伴侣？你一定还有几十年的时间是人家的儿女──你是否知道如何做一个好儿女？你可能很快成为别人的父亲或母亲──你又是否知道如何做好父亲和母亲？更关键的，今天是你的“独立日”──你是否知道如何做好一个独立的、完整的人呢？
　　因此，今天是什么日子？我认为，是你们从幼儿园到大学长达二十多年“制度性”教育的毕业典礼，同时是“自主性”教育的开学典礼。
　　我今天的题目是，“制度性教育该教而没有教的两件事”。
　　仰观宇宙之大
　　第一，它教你如何与别人相处，没有教你如何与自己相处。
　　合群，曾经是我们从小到大“德育”的核心。个人在群体中如何进退贯穿整个儒家思想，但是儒家极其讲究的个人修身、慎独的部分，在现代化的社会里，却被忽视。
　　我们是一个习惯群聚的社会。在行为举止上，我们喜欢热闹，享受呼朋唤友的快乐。在思想判断上，我们用“集体公审”或者“拉帮结派”的方式思考事情。在时间的分配上，我们的学习表塞满课程和活动；在空间配置上，我们无时无刻不在与群体“相濡以沫”。
　　独思的时间，独处的空间，不在我们的学程设计里。
　　把这个问题说得最透彻的，我认为是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他在1941年就指出当时的大学课程设计是有问题的，因为课程以“满”为目标，不给学生“独思”的时间：
　　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物之盛，而自审其一人之生应有之地位，非有闲暇不为也。纵观历史之悠久，文教之累积，横索人我关系之复杂，社会问题之繁变，而思对此悠久与累积者宜如何承袭撷取而有所发明，对复杂繁变者宜如何应对而知所排解，非有闲暇不为也；人生莫非学问也，能自作观察、欣赏、沉思、体会者，斯得之。（注）
　　在你们七年医学院的学习过程中，诸位想必学到了各种技术，但是，“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物之盛，而自审一人之生应有之地位”，重不重要？大学是否教了你？“综观历史之悠久，文教之累积，横索人我关系之复杂，社会问题之繁变”，在你的解剖学、病理学、临床课程里，是否有一点点入门？在整整七年的培养中，请问百分之几的时间，是让你用在“观察、欣赏、沉思、体会”之中？
　　再请问，一个不懂得“观察、欣赏、沉思、体会”的人，可不可能是一个好的医生？或者说，一个没有能力“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物之盛”而对自己的“存在”状态有所思索的人，会是一个第几流的医生？
　　大学课程不容许学生有时间做个人修身的“独思”，它同时不允许学生有独处的空间。四年或七年大学生涯，大半在喧哗而流动的群聚中度过，难有空间自己对自己检讨、探索、深思。对此，梅贻琦感叹极深：
　　人生不能离群，而自修不能无独……至情绪之制裁，意志之磨励，则固为我一身一心之事，他人之于我，至多亦只所以相督励，示鉴戒而已。自“慎独”之教亡，而学子乃无复有“独”之机会，亦无复作“独”之企求；无复知人我之间精神上与实际上应有之充分之距离，适当之分寸……乃至于学问见识一端，亦但知从众而不知从己，但知附和而不敢自作主张，力排众议。晚近学术界中，每多随波逐浪之徒，而少砥柱中流之辈。
　　“慎独”，其实就是在孤独、沉淀的内在宇宙里审视自己在环境中的处境，剖析人我之间的关系，判别是非对错的细微分野。“慎独”是修炼，使人在群体的沉溺和喧闹中保持清醒。这，大学教了你吗？“情绪之制裁，意志之磨励”，在不在大学的课程里？
　　“只知从众而不知从己”的人，不知“人我之间精神与实践上应有之充分之距离”的人，请告诉我，会是一个第几流的医生？
　　纽约市长布隆伯格是纽约市立大学今年毕业典礼上的演讲人。他送给毕业生的“金玉良言”是：“成功的秘诀其实很简单，就是，你要比别人打拼。如果你比办公室里所有同事都早到，都晚退，而且一年三百六十五天没请过一天病假──你就一定会成功！”
　　他举自己的父亲作为典范：“我父亲就是这样，他从早干到晚，一周七天，一辈子从不休息，干到最后一刻，然后跑到医院挂号，就地死亡。”
　　我看了报纸对这段“金玉良言”的报道，不太敢置信，心想，会不会这位老兄意在反讽，却被居心不良的媒体拿来做文章？于是我找出他演讲的现场录像，从头看到尾，发现他真是这么说的，老天，而且极其严肃。
　　我想，如果你是以纽约市长这种哲学来培养自己的，我会很恐惧有一天落在你的手里。医生被称为医“生”而不被称为医“死”，是因为，他必须对“生”要有所理解。
　　比夜还黑的内心
　　第二，制度性教育教了你如何认识“实”，但没教你如何认识“空”。
　　我不知道在你们医学的制式教育里，有多少文学的培养？你们全都在摇头，表示没有。我认为，文学应该是医学院的大一必修课程；文学，应该是所有以“人”为第一对象的学科的必修基础学之一。因为文学的核心作用，就是教你认识“人”。
　　读过加缪的小说《瘟疫》的，请举手……七十人中只有四个，比例很低。2003年，我因为“非典”爆发而重读这本小说。小说从一个医生的角度描写一个城市由于爆发瘟疫而封城的整个过程。瘟疫传出时，锁不锁城，有太多的重大决定要作。是什么样的训练，使一个卫生官员作出正确的决定？医学技术绝不是惟一的因素。是什么样的人格，使一个医生可以走却决定留下，不惜牺牲？是什么样的素养，使一个医生知道如何面对巨大的痛苦，认识人性的虚伪，却又能够维持自己对人的热诚和信仰，同时保持专业的冷静？
　　加缪透过文学所能够告诉你的，不可能写在公共卫生学的教科书里。医学的教科书可以教你如何辨别鼠疫和淋巴感染，可是加缪的文学教你辨别背叛和牺牲的意义、存在和救赎的本质。
　　多少人读过卡夫卡的《蜕变》？对不起，我觉得《蜕变》，也应该是医学院学生的大一必读。你的医学课本会告诉你如何对一个重度忧郁症患者开药，但是，卡夫卡给你看的，是这个忧郁病患比海还要深、比夜还要黑的内心深沉之处──医学的任何仪器都测不到的地方，他用文学的χ光照给你看，心灵的创伤纤毫毕露。
　　是的，文学，是心灵的χ光。它照得到“空”。
　　将来的医生，请问你具备吗？
　　分手也是缘分
　　今天在座的，我发现，父母、祖父母的人数超过毕业生。我愿意对为人父母的说几句话。恭喜你们！我几乎看见当年的我自己，坐在毕业生的位子上，也看见我的父母，坐在你们的位子上。
　　我那么清楚地记得，七岁的孩子上小学的第一天，我牵着他的手走到学校；然后，看着他背着花花绿绿布满恐龙的书包，消失在教室门口。他不停不停地回头看我，我也万分不舍地痴痴看着他。我也记得十六岁那年，他到美国做交换学生，我送他到机场；看着他背着年轻人的背包，消失在入关口，我站在后面，一直在等他回头看我一眼，但是，他头也不回，一次都没有。
　　于是我逐渐逐渐认识到，原来父女母子一场的缘分，就是注定了你此生要不断地看着他的背影，渐行渐远。
　　今天，是你们的孩子、孙子的“独立日”，其实，你们自己新的一课也从今天开始：学习放手，让他跌倒而不去伸手扶他，我从自己的经验知道，那是多么多么难受的一堂课。
　　但是很快的，这些毕业生也会发现，其实，他们从今天开始，也在看着他们的父母、祖父母的背影，渐行渐远，离他们而去。
　　在这个意义上，毕业，确实是人生多么重大的时刻。它，对不同世代的人，都是一个快乐奔向前程的时刻，也是一个跟缠绵的记忆、跟温馨的历史分手的时刻。所以对在场的每一个人而言，尽管不同世代，今天都是一种毕业，一种开始。每一个人都需要一种心灵的χ光，给自己一种透视人生的智慧，但是心灵的χ光执照，取得何其不易。只不过，一旦取得，你就是一个不一样的人，不一样的医生了。
　　祝福你们！

　　【篇十二：山路】
　　五万人涌进了台中的露天剧场；有风，天上的云在游走，使得月光忽隐忽现，你注意到，当晚的月亮，不特别明亮，不特别油黄，也不特别圆满，像一个用手掰开的大半边葡萄柚，随意被搁在一张桌子上，仿佛寻常家用品的一部分。一走进剧场，却突然扑面而来密密麻麻一片人海，令人屏息震撼：五万人同时坐下，即使无声也是一个隆重的宣示。
　　歌声像一条柔软丝带，伸进黑洞里一点一点诱出深藏的记忆；群众跟着音乐打拍，和着歌曲哼唱，哼唱时陶醉，鼓掌时动容，但没有尖叫跳跃，也没有激情推挤，这，是四五十岁的一代人。
　　老朋友蔡琴出场时，掌声雷动，我坐在第二排正中，安静地注视她，想看看又是好久不见，她瘦了还是胖了？第一排两个讨厌的人头挡住了视线，我稍稍挪动椅子，插在这两个人头的中间，才能把她看个清楚。今晚蔡琴一袭青衣，衣袂在风里翩翩蝶动，显得飘逸有致。
　　媒体涌向舞台前，镁光灯烁烁闪个不停。她笑说，媒体不是为了她的歌而来的，是为了另一件事。然后音乐静下，她开口清唱：是谁在敲打我窗/是谁在撩动琴弦。蔡琴的声音，有大河的深沉，黄昏的惆怅，又有宿醉难醒的缠绵。她低低地唱着，余音缭绕然后戛然而止时，人们报以狂热的掌声。她说，你们知道的是我的歌，你们不知道的是我的人生，而我的人生对你们并不重要。
　　在海浪一样的掌声中，我没有鼓掌，我仍旧深深地注视她。她说的事，是五十九岁的导演杨德昌的死。她说的人生，是她自己的人生；但是人生，除了自己，谁可能知道？一个曾经爱得不能自拔的人死了，蔡琴，你的哪一首歌，是在追悼；哪一首歌，是在告别；哪一首歌，是在重新许诺；哪一首歌，是在为自己做永恒的准备？
　　挡了我视线的两个人头，一个是胡志强的。一年前中风，他走路时有些微跛，使得他的背影看起来特别憨厚。他的身边紧挨着自己大难不死的妻，少了一条手臂。胡志强拾起妻的一只纤弱的手，迎以自己一只粗壮的手，两人的手掌合起来鼓掌，是患难情深，更是岁月沧桑。
　　另一个头，是马英九的。能说他在跟五万个人一起欣赏民歌吗？还是说，他的坐着，其实是奔波，他的热闹，其实是孤独，他，和他的政治对手们，所开的车，没有R挡，更缺空挡。
　　我们这一代人，错错落落走在历史的山路上，前后拉得很长。同龄人推推挤挤走在一块，或相濡以沫，或怒目相视。年长一点的默默走在前头，或迟疑徘徊，或漠然而果决。前后虽隔数里，声气婉转相通，我们是同一条路上的同代人。
　　蔡琴开始唱《恰似你的温柔》，歌声低回流荡，人们开始和声而唱：
　　某年某月的某一天就像一张破碎的脸
　　难以开口道再见就让一切走远
　　这不是件容易的事我们却都没有哭泣
　　让它淡淡的来让它好好的去
　　我压低帽檐，眼泪，实在忍不住了。今天是七月七号的晚上，前行者沈君山三度中风陷入昏迷的第二晚。这里有五万人幸福地欢唱，掌声、笑声、歌声，混杂着城市的灯火腾跃，照亮了粉红色的天空。此刻，一辈子被称为才子的沈君山，一个人在加护病房里，一个人。
　　才子当然心里冰雪般的透彻：有些事，只能一个人做。有些关，只能一个人过。有些路啊，只能一个人走。

　　【篇十三：散步】
　　回屏东看母亲之前，家萱过边境来访。细致的她照例带了礼物。一个盒子上写着“极品燕窝”，我打开看一下，黑溜溜的一片，看不懂。只认得盛在瓷碗里头加了冰糖的白糊糊又香又甜的燕窝；这黑溜溜的原始燕窝──是液体加了羽毛、树枝吗？还真不认识。不过，家萱当然是送给母亲吃的，我不需操心。
　　她又拿出一个圆筒，像是藏画的。一卷纸拿出来，然后一张一张摊开，她说：“我印得多了，想想也许***可以用。”
　　海报大小的白纸，印着体积很大、油墨很浓的毛笔字，每一张都是两三行，内容大同小异：
　　最亲爱的妈妈：
　　我们深爱您。
　　您的房子、看护、医药费，我们全都付了。
　　我们承诺，一定竭尽所能照料您。
　　请您放心。
　　您的孩子：家萱
　　家齐
　　家仁
　　最亲爱的妈妈：
　　我们都是您含辛茹苦培养大的。
　　我们感念您。
　　我们承诺：您所有的需要，都由我们承担。
　　请您放心。相信我们对您的深爱。
　　您的孩子：家萱
　　家齐
　　家仁
　　我看着家萱，忍不住笑。上一回，我们在交换“妈妈笔记”时，她说到八十岁的母亲在赡养院里如何如何地焦虑自己没钱，怀疑自己被儿女遗弃，而且一转身就忘记儿女刚刚来探视过而老是抱怨孩子们不记得她。我拿出自己“制造”的各种银行证明、抚养保证书，每一个证明都有拳头大的字，红糊糊、威风凛凛的印章，每一张都有一时的“安心”作用。没想到家萱进步神速，已经有了独家的“大字报”！
　　“是啊，”她笑着说，“我用海报把她房间的墙壁贴得满满的。她在房间里走来走去，可以一张一张读，每一张我们姐弟都给签了名。”
　　“有效吗？”我问。
　　她点头，“还真有效，她读了就安心。”
　　“你拿回屏东，贴在***房里吧。”
　　她的笑容，怎么看都是苦的。我也发现，她的白发不知何时也多了。
　　我把大字报一张一张拾起，一张一张叠好，卷起，然后小心地塞回圆筒。摇摇头，“妈妈又过了那个阶段了。她已经忘了字了。我写的银行证明，现在她也看不懂了。”
　　回到屏东，春节的爆竹在冷过头的冬天，有一下没一下的，凉凉的，仿佛浸在水缸里的酸菜。陪母亲卧床，她却终夜不眠。窗帘拉上，灭了大灯，她的两眼晶亮，瞪着空蒙蒙的黑夜，好像瞪着一个黑色的可以触摸的实体。她伸出手，在空中捏取我看不见的东西。她呼唤我的小名，要我快起床去赶校车，不要迟到了，便当已经准备好。她说隔壁的张某某不是个东西，欠了钱怎么也不还。她问，怎么你爸爸还没回家，不是说理了发就马上回来吗？
　　我到厨房拿热牛奶给她喝。她不喝。我抚摸她的手，拍她的肩膀，像哄一个婴儿，但是她安静了一会儿又开始躁动。我不断地把她冰冷的手臂放回被窝里，她又固执地将我推开。我把大灯打开，她的幻觉消失，灯一灭，她又回到四十年前既近又远、且真且假的彷徨迷乱世界。
　　大年初三，二○○八年的深夜，若是从外宇宙看过来，这间房里的灯亮了又暗，暗了又亮，一整夜。清晨四时，我下了床，光脚踩在冰冷的地板上，说：“妈，既然这样，我们干脆出去散步吧。”帮她穿上最暖的衣服，围上围巾，然后牵着她的手，出了门。
　　冬夜的街，很黑，犬吠声自远处幽幽传来，听起来像低声呜咽，在解释一个说不清的痛处。
　　路底有一家灯火通明的永和豆浆店，我对她说：“走吧，我带你去吃你家乡浙江淳安的豆浆。”她从梦魇中醒来，乖顺地点头，任我牵着她的手，慢慢走。空荡荡的街，只有我，和那生了我的女人。
　　路的地面上，有一条很长很长的白线，细看之下，发现是鸟屎。一抬头，看见电线上黑溜溜的一长条，全停满了燕子，成千上万只，悄悄地，凝结在茫茫的夜空里。

　　【篇十四：为谁】
　　我不懂得做菜，而且我把我之不懂得做菜归罪于我的出身我是一个外省女孩；在台湾，外省其实就是难民的意思。外省难民家庭，在流离中失去了一切附着于土地的东西，包括农地、房舍、宗祠、庙宇，还有附着于土地的乡亲和对于生存其实很重要的社会网络。
　　因为失去了这一切，所以难民家庭那做父母的，就把所有的希望，孤注一掷地投在下一代的教育上头。他们仿佛发现了，只有教育，是一条垂到井底的绳，下面的人可以攀着绳子爬出井来。
　　所以我这个难民的女儿，从小就不被要求做家事。吃完晚饭，筷子一丢，只要赶快潜回书桌，正襟危坐，摆出读书的姿态，妈妈就去洗碗了，爸爸就把留声机转小声了。背《古文观止》很重要，油米柴盐的事，母亲一肩挑。
　　自己做了母亲，我却马上变成一个很能干的人。厨房特别大，所以是个多功能厅。孩子五颜六色的画，贴满整面墙，因此厨房也是画廊。餐桌可以围坐八个人，是每天晚上的沙龙。另外的空间里，我放上一张红色的小矮桌，配四只红色的矮椅子，任谁踏进来都会觉得，咦，这不是白雪公主和七个小矮人的客厅吗？
　　当我打鸡蛋、拌面粉奶油加砂糖发粉做蛋糕时，安德烈和菲利普就坐在那矮椅子上，围着矮桌上一团新鲜可爱的湿面团，他们要把面团捏成猪牛羊马各种动物。蛋糕糊倒进模型，模型进入烤箱，拌面盆里留着一圈甜软黏腻的面糊，孩子们就抢着用小小的手指去挖，把巧克力糊绕满了手指，放进嘴里津津地吸，脸上也一片花糊。
　　我变得很会有效率做菜。食谱的书，放在爬着常青藤的窗台上，长长一排。胡萝卜蛋糕的那一页，都快磨破了；奶酪通心粉、意大利千层面那几页，用得掉了下来。我可以在十分钟内，给四个孩子那是两个儿子加上他们不可分离的死党端上颜色漂亮而且维他命ABCDE加淀粉质全部到位的食物。然后把孩子塞进车里，一个送去踢足球，一个带去上游泳课。中间折到图书馆借一袋儿童绘本，冲到药房买一只幼儿温度计，到水店买三大箱果汁，到邮局去取孩子的生日礼物包裹同时寄出邀请卡然后匆匆赶回足球场接老大，回游泳池接老二，回家，再做晚餐。
　　母亲，原来是个最高档的全职、全方位CEO，只是没人给薪水而已。
　　然后突然想到，啊，油米柴盐一肩挑的母亲，在她成为母亲之前，也是个躲在书房里的小姐。
　　孩子大了，我发现独自生活的自己又回头变成一个不会烧饭做菜的人，而长大了的孩子们却成了美食家。菲利普十六岁就自己报名去上烹饪课，跟着大肚子、带着白色高筒帽的师傅学做意大利菜。十七岁，就到三星米其林法国餐厅的厨房里去打工实习，从削马铃薯皮开始，跟着马赛来的大厨学做每一种蘸酱。安德烈买各国食谱的书，土耳其、非洲菜、中国菜，都是实验项目。做菜时，用一只马表计分。什么菜配什么酒，什么酒吃什么肉，什么肉配什么香料，对两兄弟而言，是正正经经的天下一等大事。
　　我呢，有什么就吃什么。不吃也可以。一个鸡蛋多少钱，我说不上来，冰箱，多半是空的。有一次，为安德烈下面是泡面，加上一点青菜叶子。
　　汤面端上桌时，安德烈，吃了两口，突然说：青菜哪里来的呀？
　　我没说话，他直追，是上星期你买的色拉对不对？
　　我点点头。是的。
　　他放下筷子，一副哭笑不得的神情，说：那已经不新鲜了呀，妈妈你为什么还用呢？又是你们这一代人的习惯，对吧？
　　他不吃了。
　　过了几天，安德烈突然说：我们一起去买菜好吗？
　　母子二人到城里头国际食品最多的超市去买菜。安德烈很仔细地来来回回挑选东西，整整三个小时。回到家中，天都黑了。他要我这做妈的站在旁边看着，不准走开喔。
　　他把顶级的澳洲牛排肉展开，放在一旁。然后把各种香料罐，一样一样从架上拿下来，一字排开。转了按钮，烤箱下层开始热，把盘子放进去，保持温度。他把马铃薯洗干净，开始煮水，准备做新鲜的马铃薯泥。看得出，他心中有大布局，以一定的时间顺序在走好几个平行的程序，像一个乐团指挥，眼观八方，一环紧扣一环。
　　电话铃响。我正要离开厨房去接，他伸手把我挡下来，说：不要接不要接。留在厨房里看我做菜。
　　红酒杯，矿泉水杯，并肩而立。南瓜汤先上，然后是色拉，里头加了松子。主食是牛排，用锡纸包着，我要的四分熟。最后是甜点，法国的soufflé。
　　是秋天，海风徐徐地吹，一枚浓稠蛋黄似的月亮在海面上升起。
　　我说：好，我学会了，以后可以做给你吃了。
　　儿子睁大了眼睛看着我，认认真真地说：我不是要你做给我吃。你还不明白吗？我是要你学会以后做给你自己吃。

　　【篇十五：魂归】
　　这是他十六岁时离开的山沟沟里的家乡。“爱己”要他挑着两个箩筐到市场买菜，市场里刚好有人在招少年兵，他放下扁担就跟着走了。
　　今天带他回来，刚好是七十年后。
　　有两个人在门前挖井。一个人在地面上，接地面下那个人挖出来的泥土，泥土用一个辘轳拉上来，倾倒到一只竹畚箕里，两个满了，他就用扁担挑走。很重，他摇摇晃晃地走，肩头被扁担压出两条肉的深沟。地面下那个人，太深太黑了，看不见，只隐隐听见他咳嗽的声音，从井底传来。“缺水，”挑土的人气喘喘地说，“两个多月了。没水喝了。”
　　“你们两个人，”你问，“一天挣多少钱？”
　　“九十块，两个人分。”
　　“挖井危险啊，”你说，“有时会碰到沼气。”
　　那人笑笑，露出缺牙，“没办法啊。”
　　灰扑扑的客运车卷起一股尘土而来，停住，一个人背着一个花圈下了车。花圈都是纸扎的，金碧辉煌，艳丽无比，但是轻，背起来像个巨大的纸风车。乡人穿着洗得灰白的蓝布褂，破旧的鞋子布满尘土。
　　父亲的照片放在厅堂中央，苍蝇到处飞舞，粘在挽联上，猛一看以为是小楷。
　　大哥，那被历史绑架了的长子，唤你。“族长们，”他说，“要和你说话。”
　　你跟着他走到屋后，空地上已经围坐着一圈乡人。母亲也坐着，冰冷着脸。
　　像公审一样，一张小凳子，等着你去坐下。
　　女人蹲在地上洗菜，本来大声喧嚣的，现在安静下来。一种尴尬又紧张的气氛，连狗都不叫了。看起来辈分最高的乡人清清喉咙，吸了口烟，开始说话：“我们明白你们不想铺张的意思，但是我们认为既然回到家乡安葬，我们还是有我们的习俗同规矩。我们是要三天三夜的。不能没有道士道场，不能没有花鼓队，而且，家乡的习俗，儿女不能亲手埋了父母的，那骨灰要由八个人或者十二个人抬到山上去，要雇人的。不这么做就是违背家族传统。”
　　十几张脸孔，极其严肃地对着你，讨一个道理。十几张脸孔，黝黑的、劳苦的、满是生活磨难的脸孔，对着你。这些人，你心里说，都是他的族人。如果他十六岁那年没走，他就是这些人的伙伴了。
　　母亲寒着脸，说：“他也可以不回来。”你赶忙握紧她的手。
　　你极尽温柔地解释，佛事已在岛上做过，父亲一生反对繁文缛节，若要铺张，是违背他的意愿，你不敢相从。花鼓若是湘楚风俗，当然尊重。至于雇别人送上山，“对不起，做儿女的不舍得。我们要亲自捧着父亲的骨灰，用自己的手带他入土。”
　　“最后一次接触父亲的机会，我们不会以任何理由给任何别人代劳。”
　　你清朗地注视他们的眼睛，想从那古老的眼睛里看见父亲的神情。
　　这一天清晨，是他上山的日子。天灰灰的，竟然有点湿润的雨意。乡人奔走相告，苦旱之后，如望云霓。来到这陌生的地方，你一滴眼泪都不掉。但是当司仪用湘音唱起“上──香”，你震惊了。那是他与“爱己”说话的声音，那是他教你念“秋水共长天一色，落霞与孤鹜齐飞”的腔调，那是他的湘楚之音。当司仪长长地唱“拜──”时，你深深跪下，眼泪决堤。是，千古以来，他们就一定是以这样悲怆的楚音招魂的：
　　魂兮归来，君无上天些。虎豹九关，啄害下人些。一夫九首，拔木九千些……归来归来，往恐危身些……魂兮归来，君无下此幽都些。土伯九约，其角些……归来归来，恐自遗灭些……魂兮归来，反故居些。
　　当他说闽南语而引得人们哈哈大笑时，当他说北京话而令人们面面相觑时，他为什么不曾为自己辩护：在这里，他的楚音与天地山川一样幽深，与苍天鬼神一样宏大？司仪的每一个音，都像父亲念《陈情表》的音，婉转凄楚，每一个音都重创你。此时此刻，你方才理解了他灵魂的漂泊，此时此刻，你方才明白他何以为《四郎探母》泪下，此时此刻你方才明白：他是真的回到家了。
　　花鼓队都是面带沧桑的中年妇女，一身素白，立在风中，衣袂飘扬。由远而近传来唢呐的声音，混着锣鼓。走得够近了，你看清了乐师，是十来个老人，戴着蓝布帽，穿着农民的蓝布褂，佝偻着背，铿锵铿锵吹打而来。那最老的，他们指给你看，是他的儿时玩伴。十六岁那年两个人一起去了市场，一个走了，一个回来。
　　天空飘起微微雨丝，湿润的空气混了泥土的气息。花鼓队开始上路，兄长捧着骨灰坛，你扶着母亲，两公里的路她坚持用走的。从很远就可以看见田埂上有人在奔跑，从红砖砌成的农舍跑出，往大路奔来，手里环抱着一大卷沉重的鞭炮。队伍经过田埂与大路的接口时，她也已跑到了路口，点起鞭炮，劈里啪啦的炮声激起一阵浓烟。长孙在路口对那跑得上气不接下气的妇女跪下深深一拜。你远远看见，下一个田埂上又有人在奔跑。每一个路口都响起一阵明亮的炮声，一阵烟雾弥漫。两公里的路，此起彼落的鞭炮夹杂着“咚咚”鼓声，竟像是一种喜庆。
　　到最后一个路口，鞭炮震耳响起，长孙跪在泥土中向村人行礼，在烟雾弥漫中，你终于知晓：对这山沟里的人而言，今天，村里走失的那个十六岁的孩子，终于回来了。七十年的天翻地覆，物换星移，不过是一个下午去市场买菜的时间。
　　满山遍野的茶树，盛开着花，满山遍野一片白花。你们扶着母亲走下山。她的鞋子裹了一层黄泥。“擦擦好吗？”兄弟问。“不要。”她的眼光看着远处的祝融山峰；风，吹乱了她的头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