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篇一：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
　　盖闻“上以谦虚为贤，下以傲诞为高”，且申居郧有云：骄谄者，遇胜我者则谄，遇不知我者则骄。
　　今有人，心窄而害能，目短而陋见，妒才不肯让人，庸俗偏做清高。每遇嘉文必弃之于地，羞而辱之，曰：吾尚不能，子焉何以为之？必伪作也！主人不屑宵小共语，其不知进退反弹冠相庆，曰：文坛澄清矣。
　　悲哉，痛矣！
　　夫天地生人造化有别，本应虚心以待人，谦卑以接物，况大千世界其才出于我者俯仰皆是，缘何孤陋寡闻致此？昔者孔老圣人尚有三人行必有我师之言，我等凡夫俗子何敢妄谈文坛无人哉？
　　吾于近日凡观网络之文章，皆先沐浴焚香，漱口更衣，然后请一美文细细把玩。每有会意则连咏数遍亦不敢妄言评论。何者？不为此文，难知其味，岂能因一己之拙字而玷污彼锦绣文章乎？
　　曩者年少轻狂，亦曾浪迹于网络，行走于各诗社词坛，洋洋乎针砭文字。今每忆及于此则赧然无立足之地。然冷月虽狂妄不羁亦不敢妄断他人文章之真伪，其为何故？不识其人，奚以知其不能为也？
　　反观今之宵小：胸无点墨却狂妄自大，视天下英雄如草莽，大有文章止于吾辈之态。岂不知井底之蛙焉知无际之苍穹？为人至此，本应潜行隐迹于巷尾，何故招摇于文坛净地，在此大方阙词。岂不闻仓颉为汝等量身定做之羞耻二字哉？又有何颜面立于天地之间？
　　借杜老一言以相送：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

　　【篇二：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
　　一个没有伟人的民族是可悲的，一个产生了伟人却不知敬重的民族，是永远的奴隶之邦
　　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对华人小苏博客《让“文革”历史图片告诉未来》、《毛泽东拒日赔款的18个莫名其妙轰动世界》两篇文章的评论(散文网  www.sanwen.org.cn)
　　黄克诚在《关于对毛主席评价和对毛泽东思想的态度问题》一文中有一段这样说：“记得1956年苏共二十大以后，赫鲁晓夫那个秘密报告送到党中央。在中央讨论《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那篇文章时，毛主席给我们念了一首杜甫的诗：“王杨卢骆当时体，轻薄为文哂未休。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这首诗的意思是：王勃等人的文章是他们那个时代的体裁，现在一些人轻薄地批判耻笑他们，将来你们这些人身死名灭之后，王、杨、卢、骆的文章，却会象万古不废的江河永远流传下去。我想，这首诗今天仍值得我们借鉴，使我们注意不要以轻薄的态度来评论毛主席。”
　　黄克诚这段话，还算是有自知之明，知道毛泽东的历史地位犹如万古江河一样长流不息，不是宵小痞子们能否定得了的。黄克诚认为“要从十亿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以正确的态度来评价毛主席”这个观点是对的，但黄克诚文章里又说：“毛主席在晚年有缺点，有错误，甚至有某些严重错误”，这个“态度”明显就不正确了，毛主席晚年的所谓缺点、所谓严重错误，无非就是右派一直咒骂的文化大革命，俗话说，覆巢之下岂有完卵，那么革命之下，又怎么可能那么的温良恭俭让，处处合乎官僚集团和地富反坏右的心意。如果处处合乎官僚集团和地富反坏右的心意，那就不叫革命事业了。而是沦为封资修流氓政权，对于文化大革命，以十亿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这才算是正视文化大革命的历史意义，也可以说，对文化大革命的理解，要放在历史的大环境里面才看得清楚，英国大革命、法国大革命、俄国大革命，甚至于历代农民起义，如果站在波旁王朝、斯图亚特王朝、罗曼诺夫王朝，以及封建官僚、地主阶级的立场看待这样的革命，显然革命对于他们来说，也是迫害，也是“浩劫”，但放在历史大环境里看，革命却能推动历史发展，历史进步，英国大革命是民权对封建王权的挑战，法国大革命、俄国大革命也是民权对封建王权的挑战，并最终以“主权在民”取代了“君权神授”，俄国则同时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无产阶级政权，那些反对革命的论调，只不过是站在官僚集团以及地富反坏右的立场看待问题，所以认为革命，特别是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对他们来说是迫害、是浩劫，这是官僚集团、地富反坏右集团历史观的反应，是狭隘的本位立场、本位论。放在历史大环境里看，这些否定革命，特别是否定文化大革命的论调，完全是一股逆流，是违背人类解放事业，阻碍人类朝共产主义大同世界方向发展的逆流。
　　英国大革命，杀反革命无数，查理一世被送上断头台，克伦威尔直叫喊，如果不是英吉利海峡的阻隔，将把欧洲的反动派杀得日夜颤抖，法国大革命持续二十多年，杀反革命更犹如砍瓜切菜，反动派通通被送上断头台，俄国革命，沙皇尼古拉二世一家十几口人全被镇压……，唯独中国的文化大革命算是最温柔的，挂挂牌、戴戴尖尖帽，再了不起坐一下“喷气式”而已，然而，令人奇怪的是英国人没有咒骂英国大革命，法国人也没有咒骂法国大革命，俄罗斯也没有咒骂十月革命，唯独中国的官僚集团和地富反坏右余孽天天持续不断的咒骂文革，妖魔化文革。
　　最近，华人小苏在博客里把《让“文革”历史图片告诉未来》一文列出，图片显示，李范五、黎侠等人看上去确实有点“可怜”，挂的牌子，上具罪名和姓名，名字上打上一个大叉叉，似乎确实很可怜，很令人同情，但笔者看到今日公检法对广大平民百姓专政的时候，百姓挂的牌子上，也写上XX犯和名字，名字上也是打一个大叉叉，这就让人明白，文革的矛头是针对反革命的官僚集团和地富反坏右集团，而改革时代则是矛头针对大众，文革时，虽然也挂牌，名字上划大叉叉，但那只是“闹着玩”，并不是真的要杀这些反革命分子，然而反革命复辟后，把群众挂牌，名字划大叉叉，则是真真正正的押赴刑场。这可不是“闹着玩”了，文革不忍心杀反革命，仅仅是送所谓“牛棚”，即学习班和干校改造，然而反革命复辟后，则是穷人满监，是真真正正的看守所和劳改农场，一场严打下来，杀人无数，可见文革和改革，到底谁是谁非，相信不难辨别。
　　以前看在华人小苏在缅北问题上有一些“民族大义”的情分上，其偶尔鼓吹一些反文革的意识，并不与其较真，但此人最近连续发一些文章，反文革，反毛泽东同志。这就有点过分了，所以笔者也就不给他什么“面子”了，是以批判他的谬论，以正视听。
　　华人小苏转发的《毛泽东拒日赔款的18个莫名其妙轰动世界》一文里，认为毛泽东放弃日本对中国的赔偿是不智之举，是莫名其妙，实际，毛泽东的想法他们这些庸俗之辈都能看得懂的话，那么毛泽东就不是毛泽东了，
　　毛泽东放弃对日本的索赔，实际是从“战略高度”来度量的，当初苏联紧紧逼迫中国还债，一副财迷心窍、小肚鸡肠的样子，毛泽东当是记在心里的，对苏联的行为当是非常鄙视，毛泽东对日本还有另一个考量，既然日本侵略中国，对中国造成了巨大伤害，如果要求日本赔偿了，那么日本会认为，我侵略了你，但我赔偿了，两不相欠，以后中国再拿日本侵略说事，日本当然就不会卖帐，都赔偿你了，还有完没完？这样中国在“道义”的优势上就会大打折扣。所以毛泽东不让日本赔偿，让日本当局始终背负罪过，以此为戒，毛泽东时，当初在抚顺战犯管理所改造日本战犯，也没过多追究他们的“责任”，只是把他们改造成“人”以后，放回日本，作为左派种子，在日本传播社会主义思潮，如果中国整天嚷着要钱，那么日本人又怎么看待中国，这关系到中国对日本输出革命的影响。所以毛泽东同志放弃对日本的索赔是有深刻原因分析的，并不是什么莫名其妙。
　　不懂毛泽东，请不要胡乱评论毛泽东，马恩列毛革命体，轻薄为文哂未休。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

　　【篇三：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
　　“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是周恩来总理一生的写照，尤其是在“文化大革命“中更加彰显其光辉。人民和历史已经公认在那十年艰难困苦的岁月中，敬爱的周恩来总理就是党和国家无可替代的中流砥柱！无论是解放前，还是建国后，他总是一次又一次的挽救了中国共产党，挽救了中国革命，挽救了中华民族。美国总统尼克松曾经在回忆录中这样写道：“如果没有周恩来，中国革命的大火可能会烧成一堆灰烬”。在他生命的最后十年，他依然以一位伟大政治家超凡的智慧和勇气，最大限度的抵消和减低了“文化大革命”的破坏性；同时想尽办法，尽所有可能的保护、挽救了大批干部和人才，其中不乏党和国家的高级领导人；并积极维持国民生产和经济运作，使国家没有最终走向分裂或崩溃的可怕后果。他生前的努力和逝世后的影响，也为后来逮捕“四人帮”，结束文化大革命奠定了群众基础和物质保证。当时的人们无不发出感叹，说周恩来总理其实是被“文化大革命”拖垮累死的，我们现在查阅各种史料，不论哪个时期，除长征途中患病的一段时间外，周总理的身体和精力总是出奇的好，这是党内外、国内外众所周知的。在“文化大革命”中，他更没有丝毫的松懈，十年复杂和艰难的局面，对理想的追求，对人民的负责，为了党和国家，也迫使他更加忘我的工作，夜经继日、年复一年的劳累，物质和精神上的困苦，就是金刚般的身体，也禁不起这种身心的折磨。从1972年5月18日检查出癌症，到1974年6月1日因病情所迫，才正式入院治疗，对控制病情错过了十分重要的良机。经过那个时代或者了解历史，凡是有良知的人，都会认为，以周恩来总理的身体基础，如果没有“文化大革命”，不论他长寿到什么年龄，但绝不会只活七十八岁。就是在生命的最后一刻，他心系的还是国家的前途，人民的命运。最后一次召见部长谈话，为的是提醒不要忘了在台湾的老朋友，念念不忘国家的统一和复兴。在半昏迷中最后一句话还是：“吴医生，我这里没什么事了，你去照顾别的病人吧，他们那里更需要你”。……这些，在广大老百姓心中，是谁也无法抹杀的！我们从国内许多领导人、知名人士、普通群众、从国民党高层和世界各国领导人无数次的谈话与回忆中，不论是朋友还是政敌，提起周恩来，他们都满怀感情，表示了极高的评价！
　　但是，历史总是不可避免的出现杂音，近些年来，有些别有用心的人，或为了个人私利，制造轰动效应；或为了政治阴谋，通过诋毁、中伤周恩来总理，破坏周恩来总理在人民心目中崇高、伟大、可亲可敬可爱的形像，从而达到让人民认为中国共产党内尤其是高级领导中无“好人”的目的。他们企图混淆历史，或捏造事实，或以讹传讹，或断章取义，肆意污蔑周恩来总理人生中最光辉的历史（同时也是时代的悲剧和周恩来总理个人的悲剧，“文化大革命”延误了中国的发展进程，也没有让周恩来总理继续充分发挥他世所罕配的建国、治国的才能），说“文化大革命”中的周恩来总理为了“保持晚节”，丧失了应有的原则和立场，是毛泽东错误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支持和维护者，实际上延长和加深了“文化大革命”的灾难。所以，“文化大革命”中的周恩来总理，才没有被打倒，是中国共产党内真正的“不倒翁”。种种流言，渐渐在民间散布开来，因为历史的原因，因为现实的原因，这些造谣者在生活中还是有一些市场的，许多对那段历史缺乏了解和不明真相的人们，尤其是“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出生的人，置身纷杂的新时代，结合一些社会的实际和阴暗面，不少人正在开始疑惑和迷茫了，甚至已经被这些人所蒙蔽和欺骗。
　　关于这些造谣者，仅举两个典型的例子。
　　以个人私利，企图制造轰动效应的代表人物，是一个极为无耻的女人，她叫艾蓓，原名张爱培。九十年代，在海外写了一本书《叫父亲太沉重》，自称是周恩来总理的私生女，但假的毕竟是假的，她在宣传中又说这只是一本小说，纯属无耻之极又半遮半掩。凡是读过这本书的人，应该能够一眼看透事实，所以，非常不值不驳。
　　二、周恩来对“文化大革命”发动的准备工作毫不知情。
　　这种说法可能让人们很不理解，周恩来身为政治局常委、党中央副主席、国务院总理，怎么会对这么一件重大事情的准备工作毫不知情呢？但确实是历史事实。我认为，周恩来总理对“文化大革命”的发动是有所察觉的，但对具体的准备工作毫不知情，他和很多党的干部、普通百姓一样，是被动卷入这场灾难的。
　　因为早在1958年，在“冒进”、“反冒进”、“反反冒进”的斗争中，周恩来总理受到了错误的批评，多次在大会上作检讨而难以过关，毛泽东指出“你离右派只有五十米远了”。从此以后，不但对经济工作失去了决策发言权，对整个中央工作也几乎是靠边站，甚至在国务院的机构分工中，实际上成为了一名只管外交方面的挂名总理，其权力只相当于略高过外交部长的副总理。到1960年后，因为国家经济建设受到了全面破坏，在事实初步证明他当初的主张是正确的，形势不得不需要他的情况下，才逐渐恢复了总理的权力，但是，因为党中央是由刘少奇、邓小平主持日常工作的，在“文化大革命”发动前的这六年中，周恩来总理的主要工作都精中在经济恢复方面。
　　众所周知，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标志信号是《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这篇由江青在上海经柯庆施支持，组织张春桥、姚文元撰写的文章，首先于1965年11月10日在上海《文汇报》上发表。文章发表以后，遵照北京市委和彭真的意见，北京各大媒体都没有转载。文章发表之前，周恩来总理是不知道的，这个毛泽东曾经提到过“文章写好了，我看了三遍，认为基本可以，让江青同志回去发表，我建议再让中央领导同志看一下，但江青建议文章就这样发表好，我看不用叫恩来同志、康生同志看了”。直到11月26日，周恩来总理到上海陪毛泽东会见柬埔寨副首相朗诺时，毛泽东告诉周恩来这一消息，并要求周恩来总理回京后找北京市委书记彭真，让北京各大媒体转载这篇文章。为了发动舆论界，江青等人甚至最后利用了解放军的力量，这也就是《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出台的原因。即使11月30日北京在转载《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时，周恩来总理和彭真等人把这篇文章放在《人民日报》“学术研究”版内，并加了“编者按”，内容也是经周恩来总理亲自修改审定的。“编者按”说：“我们希望，通过这次讨论，能够进一步开展各种意见的相互争论和批评，我们的方针是：既容许批评的自由，也容许反批评的自由；对于错误的意见，我们也采取说理的方法，实事求是，以理服人”。这些措施就是把这篇文章引导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内。然而，这显然不是江青等人的目的，他们并未就此罢手。毛泽东对北京和中宣部的反应也很不满意，12月21日在杭州曾经对陈伯达、艾思奇、关锋等人说过：“姚文元的文章很好，对戏剧界、历史界、哲学界震动很大，但没有打中要害”。为了控制事态的发展，彭真领导下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在1966年2月向中共中央提出北京市副市长吴晗的问题是学术问题，他的《海瑞罢官》和彭德怀被罢定没有任何关系，不能成为政治问题。而学术问题应该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周恩来总理和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刘少奇、邓小平对彭真的意见是同意的。2月8日，彭真亲自前往武汉向毛泽东专门汇报，这就是以中共中央名义向全国下发的《二月提纲》的主要思想内容。但几乎同时，毛泽东也批准了江青的“部队文艺座谈会纪要”，真正反映和代表毛泽东心思的，是他亲自审阅、修改的纪要。
　　1966年3月中旬，因为刘少奇要出访缅甸、巴基斯坦和阿富汗三国；邓小平也在北京以外的地区下乡调查工作；朱德年事已高，陈云、林彪又长期养病，这三个人都是深居简出，向来不大管具体事情的；按照中央的规定，在北京主持中共中央日常工作的，就只有常委中的周恩来总理了。但此时周恩来总理也要到河北省农村进行调查研究和指挥抗旱工作，彭真当时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常务书记、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兼市长，成为了留在北京的最高负责人，按照常规做法，应是彭真主持中央日常工作。3月12日，周恩来总理写信给刘少奇、邓小平商议提出，在他们外出这段时间，由彭真主持中共中央的日常工作。但是，毛泽东在3月底开始批评彭真和《二月提纲》。当4月2日周恩来总理还在河北，指挥抗旱和邢台震后救灾工作时，毛泽东准备撤消《二月提纲》，周恩来总理于4月9日被召回北京参加中央书记处会议，听取由康生传达毛泽东一系列对《二月提纲》的批评；4月16日又赶赴杭州参加毛泽东召开的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这次会议，不仅成立了由陈伯达任组长、江青任副组长的中央文化大革命领导小组的成员名单，毛泽东还再次严厉批评了彭真和北京市委，并在党内一些重要文件上删掉了彭真的名字。至此，彭真在5月4日在京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即被彻底打倒。形势的急剧发展，从3月中旬由周恩来总理建议彭真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到彭真十几天后被毛泽东点名批评，到一个月后被再次严厉批评和打倒，不仅彭真没有思想准备，对一位政治局委员、书记处常务书记、北京市委书记被打倒的这样重大事情，周恩来总理也是事先没有发现任何征兆的，要不能，他怎么会对彭真的地位和能力如此肯定，并满怀信心的主动提议由彭真代替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呢？
　　在彭真、罗瑞聊（时任政治局委员、公安部部长）、陆定一（时任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中宣部部长）、杨尚昆（时任政治局委员、中央办公厅主任）相继于1966年5月被正式打倒后，中共中央于1966年8月在北京召开了八届十一中全会，周恩来总理因为外事活动，没能出席这段时间的前期会议，当他到会时，林彪已经坐在中间了，他和刘少奇只能分坐两边，这次会议，通过了由毛泽东修改定稿的《五一六通知》，由此，标志着“文化大革命”全面爆发！
　　另外，1966年5月日，北京大学聂元梓的“第一张造反大字报”贴出，并于6月在全国广播，点燃了“天下大乱”的烈火，当时周恩来总理虽然在北京，但也没有任何人找他商量过，所以陈毅曾当面问过周恩来总理：“这么大的事，为什么连招乎也不打一个”？周恩来总理回答说：“我也是在临近广播时才接到康老的电话，说要发表这么一个大字报”。还有众所周知的，毛泽东提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时，周恩来总理不在场，事后知道了曾专门为了此事找到毛泽东，提出“党内历来提路线问题都是左倾、右倾之分，从来没有反动路线的提法”。但毛泽东没有接受他的意见。
　　系列历史事实证明，周恩来总理对“文化在革命”发动的准备工作，在许多重大问题上，事先既没有思想准备，也没有参与决策。在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做出的决定下，他既使不理解，也只有被迫接受和贯彻执行。
　　三、周恩来总理对“文化大革命”的发动是不理解的及对减低“文化大革命”破坏性不可替代的贡献。
　　“文化大革命”发动以后，对这场运动怎么发展？最终结果又是怎样？周恩来总理是不清楚的，他多次在公开场合下讲自己对运动是“很不理解，很不认真，很不得力”。是“老革命遇到新问题”。1966年8月22日，在和清华大学师生谈话中，他又一次说到：“有许多问题我也不清楚，拿我来说，就很不清楚”。他反复强调对毛泽东思想要“紧跟、紧学、紧改、紧赶”。还多次声明对于“文化大革命”，“我做梦也没有想到”。
　　但随后不久，周恩来总理就认清了这是一场灾难，可此时，毛泽东的决心，林彪和江青集团的推波助澜，加上已经被发动得铺天盖地、一发不可收拾的群众，谁也无力回天了。他说“现在的形式是方兴未艾，欲罢不能，大势所趋，势不可挡”；因此要大家“学会因势利导”；“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我不入苦海谁入苦海”；“抱定这种精神，挺身而出，为了党和国家的利益，个人被冲垮了也要毫无抱怨”。而林彪却对周恩来总理这段话的态曾指责过，“不应该是势不可挡，不是挡不挡的问题，而是迎接的问题，不是刹的问题，而是扩大问题，要让这场革命席卷每一个领域”。从此，周恩来总理在战友相继被打倒的情况下，独自一人如中流砥柱置身于这滚滚洪流长达十年，处身于无比复杂的明枪暗箭的斗争中，承受了无法想像的个人屈辱，以超凡的政治智慧和勇气挽救了国家民族最终之不倒！
　　1966年9月3日，为了制止红卫兵的串连“保障党和国家的要害部门工作不受影响，交通运输机构照常运行，不受阻挠”；“厂矿生产和基本建设不受影响”；“生产不致停顿”等。周恩来总理在主管千万红卫兵串连来京的吃住行的繁重工作之余，亲自起草了《有关红卫兵的几点意见》。但是，他的意见虽取得了陶铸、陈毅等政治局委员所赞成，但被中央文革一伙人有恃无恐的反对了。在试图用正式文件对运动加以限制和匡正的努力失败后，他只能通过尚存的主要协助他抓经济建设的余秋里、谷牧来保证国民经济最低限度的正常运行。在一些工人、农民也纷纷离开自己的生产岗位，和学生一样四处串连，大批领导干部被当“黑帮”、“走资派”被打倒，各级领导机构陷入瘫痪和半瘫痪时，他忧心忡忡的说：“经济工作一定要紧紧抓住，生产绝不能停，生产停了，国家怎么办？不种田了，没有粮食吃，人民怎么能活下去，还能闹什么革命”？针对这种情况，在他的主导下，人民日报于9月7日发表社论《抓革命，促生产》。然而事态的发展进一步恶化，全国已经一片混乱，周恩来总理心急如焚，紧急召集了中央碰头会，拟定了《关于县以下农村文化大革命的规定》和《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通知》，这两个文件的主要精神就在于发尽可能的将“文化大革命”的邪火阻挡在工厂和农村以外，保证工农生产和科学研究的正常进行。不仅如此，周恩来总理还连续参加了9月10将去全国串连的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大会，和9月15日毛泽东在天安门第三次接见全国来京串连的红卫兵大会。频频强调红卫兵不要干扰正常的工农业生产。而此时，在中央文革的阴谋支持下，北京街头已公开贴出了攻击和打倒周恩来总理的大字报，指责周恩来总理9月15日的讲话是“大毒草”。对此，周恩来总理于9月25日在接见红卫兵造反司令部主要负责人时，愤然反击；并对在场的中央领导同志说：“运动中要有两个不怕，一是要挺身而出，敢于和学生见面；二是遇有违反政策的我们要敢说，要敢于解释党的政策”。
　　但是，由于中央文革公然提出“砸烂一切”、“踢开党委闹革命”，并已经通过一系列经营，夺取了党和国家的很大一部分权力，党中央、周恩来总理身边的老干部纷纷被打倒或靠边站了，“天下大乱”从中南海开始席卷全国，周恩来总理的处境已经十分艰难了。林彪、江青等人当面称周恩来总理是“救火队长”，说“我中央文革如果不出面保你，你周恩来也是要被打倒的”。并宣布“文化大革命中存着新文革和旧政府的矛盾”；“要打倒以国务院为首的第三个司令部”。于是，为了迫使周恩来总理让步和阻止他对中央文革的牵制，解散他身边的“救火队员”班子，他的总理办公室主任童小鹏被调离后即被打倒和监督劳动改造，总理办公室副主任许明被迫害后自杀身亡，身边其他的秘书和工作人员被纷纷调离或下放“五七干校”。然而周恩来总理又想出了设“联络员办公室”的办法，军队调师级以上干部，后来的总人数扩大到四五十人，哪里出乱子，两派打架，他就派一名与造反派比较熟悉的人去当“联络员”，实际上也是“救火”。
　　在周恩来总理不懈努力下，各军事、科研、院校、工厂等重要单位，都逐步实行了军管，有力的遏制了“文化大革命”对这些基础建设、要害部门的冲击和破坏。
　　同时，他也保住了许多党的重要领导干部。1967年2月16日，发生了“三老”（谭震林、李富春、李先念）“四帅”（陈毅、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大闹怀仁堂”事件，被林彪、江青诬为“二月逆流”。2月18日，毛泽东在中南海住处召集周恩来、江青、叶群（代表林彪）和“三老四帅”等人开会。会上，毛泽东大发雷霆，指出如果“文化大革命”失败了，他和林彪大不了重上井冈山再打游击，看人民支持谁！最后要求周恩来总理召集政治局会议，彻底解决此事，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三老四帅”被迫停职反省。并责成周恩来总理从2月底到3月中旬连续召开了七次“政治生活批评会”，会上，周恩来总理主动检讨，为“三老四帅”承担责任。当年“五一”国际劳动节时，由周恩来总理拟定，经毛泽东批准，“三老四帅”都登上了天安门，因为当时，能与毛泽东一起登上天安门，就说明了不是被打倒的对像。但是，几天后，周恩来总理给陈毅等人写了一封措施严厉的提醒信，希望他们不要造成错觉，以为可以否认“二月逆流”，信中写道：“为着预防你们几位同志走入绝路，专此警告，勿谓言之不预”。他一方面要保护“三老四帅”，另一方面又要维护毛泽东，以避免党和国家陷入分裂甚至战争的局面，用心良苦！他就是用着一切尽可能的方式方法，或迂回、或直接、或等待时机或在暗中保护了许多党的重要领导干部和知识分子的精英们，当然，因为种种原因，他想保护的有的没能保住，这对他本人何尝不是一种遗憾和精神上的折磨。在那种墙倒众人推、落井下石的年代，周恩来总理没有主动去打倒任何一个人，如果把刘少奇的审查结论和贺龙被迫害致死的责任，莫须有的强加到他的身上，这只能说人们对历史的愚昧和个别人故意的险恶用心。
　　随着1971年9月13日林彪叛逃，飞机坠毁在蒙古共和国温都尔汗后；毛泽东对“文化大革命”有了一定的初步反省，广大老百姓也日益对这场灾难有了厌恶和认识，更是党和国家的内政、外交、军事都离不开周恩来总理这样一位杰出的领袖来支撑，因此他的在政治上的处境有了相对的好转；但他还得继续承受着江青等人在暗中变本加厉的迫害，如“评法批儒”，如“批林批孔”运动和后来的“批周公”运动，还有江青等人第二次重提“伍豪事件”，矛头直指周恩来总理；但周恩来总理并没有计较个人得失，他抓住在政治上的有利时机，进行一系列的全面调整工作。为了这些工作顺利的进行，在1972年5月18日确诊患有癌症后，都顾不上休息和必要的治疗，以至错过了很有可能治愈的良机。在知道自己患病后，借解放被林彪打倒的一大批老干部之样，他又力促邓小平于1973年3月第二次复出，协助他大力进行国家建设的恢复工作。然而可惜的是，毛泽东并没有全盘否定“文化大革命”的意思，并想从另一方面力保“文化大革命”的“正确性”，对周恩来总理开始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产生了不满。1973年11月，因为和基辛格的一次正常谈判，被人歪曲的向毛泽东告状，江青等人利用这件事，在毛泽东的支持下，召开会议发动了对周恩来总理最严重的批判，并叫嚣这是“第十一次路线斗争”，是“丧权辱国，投降主义”，是“周恩来总理迫不及待的想取代毛泽东主席”。毛泽东清楚知道“反周民必反”，在一定程度上最后制止了江青等人的胡乱行为。周恩来总理在进行有根据的反驳和检讨后，继续忘我的工作；不幸的是，他的病情越来越严重，在耽误了近两年的正规治疗后，于1974年6月1日住进医院，住院以后，工作虽然委托给了邓小平，但周恩来总理依然没有松懈，至1976年1月8日去世，共做大小手术十三次，约四十天就要动一次手术；除批阅、处理文件外，同中央负责人谈话161次；同中央部门负责人谈话55次；接见外宾63批，接见外宾前后与陪见人谈话17次；在医院召开会议20次；外出开会20次；外出看望人或找人谈话7次。这就是一位七十多岁、身患绝症、经常接受手术、身体已经非常虚弱的老人，共和国总理一生最后的岁月！
　　他为什么不能躺下来好好休息？是为了保住个人的名？个人的利？他要是愿意躺下来体息，可以更好的保住个人的名、个人的利！最大的好处还能保住他的身体健康！但是他没有这样做，为什么？
　　当灾难不可避免的发生，有三条道路可以选择：
　　1、义无反顾的冲上去，无力回天也要拼命顶一顶，这样做的后果于个人生命无益，于灾难避免无益，于人民现实利益无益，但也许能被后人赞许和敬佩，留下英雄的千古之名！这需要勇气。
　　2、退到一边，避开一切锋芒旁观，以保存自己的实力为主；这样做可能会等到灾难过后有力量来收拾残局；也有可能最终还是被灾难所吞没。这需要智慧。
　　3、正确面对灾难，不义气用事，也不退让旁观，而是深入到灾难中去，了解灾难，减少灾难，解决或为后人解决灾难铺平道路；这样做不一定会成为英雄，甚至会被人误解；这条路对身体对精神无疑是十分痛苦的。这需要勇气和智慧！
　　周恩来总理无疑选择了后者，正是因为有他这样的选择，那些灾难中的人们和所谓退让旁观者才没有遭受灭顶之祸！中华民族幸有周恩来！我们对周恩来总理绝不是“原谅”！而应该是感谢和感激！
　　十年“文化大革命”，周恩来总理忍辱负重、委曲求全，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他个人的身体和精神是痛苦的，遭遇了我们无法想像的折磨。但是伟大如周恩来总理，他又是乐观的，因为他深信他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中华民族，都是为了他为之奋斗一生的坚定理想！
　　周恩来！
　　谦逊、朴实，普通人的情感；
　　坚实、乐观，革命家的气质。
　　博大精深，诚挚坦率，一个中华民族的代表，一个新中国的形像，他给世界留下了深刻的记忆；他给历史留下了千秋丰碑！
　　老舍夫人胡絜清女士在九十二岁高龄时有诗云：为理为善为人民，无儿无女无一文。聪颖机智操巨细，宇宙声誉是全人。
　　中国佛协主席赵朴初大师在八十二岁高龄时也有诗吟诵：碧天炯炯老人星，端拱无言万国明。不待春花今拜赐，寸心冬夏仰西厅。
　　我为胡老、赵朴初大师等所有终生不渝如此理解、热爱周恩来总理的人们而热泪盈眶！
　　“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当造谣者以为他们可以弹冠相庆时，我只想起了一句古诗：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