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隔近四十年，我受在正源学校执教的司马先生之邀，有幸重返课堂，听了一节（准）高一的语文课。

正源学校远离市区，静静地躺卧在青翠的山谷之中。校园环境幽雅，空气清新；园内走廊洁净，教室敞亮。讲台上不仅有长宽的弧形黒板，还有多媒体教学的银幕或大彩电。高、初中生的课桌上砌着一垛垛书墙，眼瞅着那些厚薄不一的教辅书籍，不由令我羡妒。我们那代人真可谓：生不逢时。饥馑、动乱如影随行。好不容易盼到了上学，可发的主要教科书却是：毛主席语录、“老三篇”（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愚公移山——毛泽东著）、毛泽东选集、毛主席著作（1-4卷）。即使是伟人的文章，当时的学生也没充裕的时间学习。学生的主要任务是劳动，小小年纪的我们全都成了开荒的农民或工厂的童工。

司马老师讲授的是：“文言文实词意义推断法”。授课的内容借助媒体播放器，被醒目地映射在银幕上。学生听讲认真，答问踊跃。司马老师对答问的学生总是报之以亲切的笑容，逢到学生因紧张而卡壳时，他不急不躁透过厚厚的近视镜片，给学生投去温柔的眼神，并微微颔首鼓励学生继续。而后，他会把学生回答正确的部分巧妙地揉合进讲解之中。这样的学教互动，不仅拉近了授受者之间的距离，并且有效地提升了全体学生的学习兴趣。课堂上除了老师的讲课声，连喁喁私语声都听不到。我们那时上课，教室里那个乱呀：讲小话、扔纸团、打瞌睡、埋头在课桌下看闲书，形形色色。老师佯装不见，只自顾自在讲台上照本宣科就是。因为那时的老师，大多出身于革命对象（地主、富农）家庭，汹涌的红色怒涛把教师队伍冲击得七零八碎。出身不好的老师不是被训斥，就是挨批斗，惶惶不可终日，师道尊严荡然无存，谁还敢维持课堂纪律？

司马老师的授课方式与我记忆中的教学方式大相径庭，他一改照本宣科的陈规，运用所掌握的丰富知识，旁征博引循循引导，幽默的话语辅之生动的手势，引起学生不时爆发出会意的笑声。我的一位初中物理老师，不知是为求自保，还是腹内空空，上课时不苛言笑，却总爱时不时蹦出一段段的毛主席语录。一学期结束了，物理课的三分之一都没能教完。他最爱背诵：“学游泳有一个规律，只要掌握了这个规律，那是并不难的。”久之，同学们除了能在背后维妙维肖地学他的舌之外，其物理知识实在是没能学到什么。

准确把握学生的知识掌握程度，力求兼顾全面有所侧重地授业解惑，这大慨是教师高明之处的所在。未讲解知识点之前，司马老师总是启发学生先声发言。在讲解“六书”时，他也是这样。“六书”？这名词对于我这位学历不高的书虫来说的确是不知其所以然，可大多数学生也是一脸茫然，彼此大眼瞪小眼。司马老师见状，迅速调整方向，转而询问同学中谁课外书读得多。后排的一位学生站起，用课外书中的知识回答了“六书”的大慨意思。司马老师对这位学生博览群书的求知法大加赞赏，并热情鼓励学生挤时间多读课外书。而我们那时，阅读课外书籍却是一件大逆不道的“罪”！课时和书本的缺乏，没能阻挡我和另几位好学的同学对知识的渴求，我们开始偷偷传阅连环画或小说，可这类书当时统统属于封建主义、资本主义、修正主义的大毒草，谁看谁犯禁，轻则批评，重则批斗。为看课外书，我几乎是期期挨批，年年遭整，检讨书写得比作文还多。

记得初一下半期的某晚，就寝不久的我，就着昏黄的电筒光躲在被窝里看《西游记》，被学校查寝的文革主任（校长）X逮个正着。X主任在南海舰队参加西沙战役时负伤，文化程度可能不高，但革命的警惕性却高得近乎病态。一件在今天看来顶大算是学生违纪的小事，可经X主任无限上纲上线后，竟演变成了企图颠覆政府的大罪！说我妄想学会孙悟空腾云驾雾翻江倒海的本事，打算长大后去造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反！( 文章阅读网：www.sanwen.org.cn )

第二天全校的课间操，临时改成了对我“触及灵魂”的批斗会。X主住一手抖着残破的《西游记》，一手指着在台角低头认罪的我，当着全校几百名师生的面，义愤填膺慷慨激昂地痛斥我企图颠覆政府的罪行和平日的种种劣迹，并逼我亲手焚烧这本《西游记》。我接过火柴，颤栗的手划断了几根火柴梗也没能划燃一根，最后还是X主任亲手点燃了这本书。

此事对我的心灵造成了极大的伤害，我曾在心中默默地诅咒X主任几十年。直到信奉基督教之后，我才彻底宽恕了他戕害我幼小心灵的行为。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缺乏独立思考精神的X主任，干过很多的“极左”荒唐事，至今仍被人们传为笑柄。由此可见，人可以无权无钱，但不可以没有独立思考的精神和能力。否则，必生盲从害人损己。

司马老师通过刚才的提问，明白大多数学生对“六书”的知识不甚了了。于是他围绕“象形、指事、会意、形声、转注、假借”娓娓道来，并运用良好的绘画功底，在黒板上又书又画，把古人的造字法讲解得形象而生动。连我这位满脑浆糊的老冬烘都略知了一二，相信他的学生一定已心领神会。

何为“师”？大多数人的解答可能是：从事教师职业的人就是“师”。非也！早在一千二百多年前，韩愈在《师说》中首次对“师”作出了：“传道、授业、解惑”的定义。如果一位教师仅仅只注重向学生传授文法、公式、定义等，使学生在各种考试中能得高分，而忽视“道”（正确的道德观）的“传习”（培养），那他也仅仅只是一“教书匠”而已！

当前在教育界，“安贫乐道”成了追求利益最大化的形象示范；“德高为师”仅只成了挂在嘴上的口号；“有教无类”蜕变成了权力和金钱独享的盛宴；“因材施教”掉进了按财授教的泥潭；“教育公平”成了读书贵、上学难的代名词。君见否：有多少家贫的少年在校门外徘徊？又有多少无良教师将理应公开传授的知识，留到自办的补习班私下授受？又有多少仅剩背影的寒门学子，上大学的资格被学校和权贵上下其手取而代之？又有多少风华正茂的研究生，被教授诱奸或欺凌？又有多少教师，拿着比普通公务员和工人高得多的薪水还在不断向政府发难？凡此种种不胜枚举。然而这桩桩件件，无不与部分教师道徳观的糜烂性溃疡紧密相连。虽说“师不必贤于弟子”。但作为教师，其言行总该符合一个优秀公民的要求吧？！其身不正其影必斜！部分教师由于自身原因，缺乏对学生进行正确道德观培养的底气，因此不得不放弃重要的“传道”责任，所以才出现了大学生与老人抢座、中学生轮奸女同学、高校毕业的官员沦为阶下囚的种种丑行。社会道德暂时性的滑坡并不可怕，尤其可怕的是国民教育的全面溃败。因为，国民教育的成败不仅直接关系到教育的声誉，它还将长期影响到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兴衰！

司马老师不仅注重给学生授业解惑，更注重学生的道德培养。他抓住下课前的小段时间，让学生阅读一篇摘自古人笔记小说的文章，其大意是：“一人贪图河豚的美味，不幸中其毒而亡，死后尚托梦嘱妻，祭祀莫忘献河豚。另一人沉迷赌博，终至倾家荡产。临死前，要后人将赌具置棺内陪葬，以期到阴府重开赌局再板本。”对于远离不良嗜好的教诲，大多数老师和家长，常常习惯用直白的语言对年青人强行灌输。而司马老师却独辟蹊径，抛却浅露的直白，灵活地采取润物细无声的春风化雨法去濡染每一个在场的学生。无疑，这种方式更易于学生接受，其效果也肯定远胜于前者。

一堂课很快就结束了。四十五分钟，在岁月的长河中，我辈已拥有太多；然而终生难忘而又有意义的四十五分钟，对于我们却是很难得的。现在的年靑人和未来的青年，的确有太多的理由值得庆幸，因为他们的一生将比父辈拥有更多的美好。感谢上帝！祂使我今生终于有幸拥有了这段难忘的时光，虽说来得太晚，但它依然值得我永远珍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