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似乎是一个永不过时的话题。书读多的人通常被称为读书人。曾几何时，世俗的理解读书人总是伴随着学问与呆子两层含义，也就是评论某个读书人可能说这个人很有学问，也可能说这个人是个呆子，所谓“书呆子”。

如今再去辩论读书有用与无用，已经是很无聊的事了，因为读书有用已变成了共识。当然读书的用处或者说后果却可能截然相反：其一曰“治愚”；其二曰“致愚”。

读书治愚。

汉代刘向说：书犹药也，善读之可以医愚。可见读书治愚之说早已有之。

英国人培根也说：读史使人明智，读诗使人聪慧，演算使人精密，哲理使人深刻，伦理学使人有修养，逻辑修辞使人善辩。总之，知识能塑造人的性格。可见外国人也懂得读书可以治愚。

翻开中国史书，古人中聪慧者谁不读书？就连那个开始不读书的吕蒙后来也因读书变得更聪明了：( 文章阅读网：www.sanwen.org.cn )

初，权谓吕蒙曰：“卿今当涂掌事，不可不学！”蒙辞以军中多务。权曰：“孤岂欲卿治经为博士耶？但当涉猎，见往事耳。卿言多务，孰若孤？孤常读书，自以为大有所益。”蒙乃始就学。及鲁肃过寻阳，与蒙论议，大惊曰：“卿今者才略，非复吴下阿蒙！”蒙曰：“士别三日，即便刮目相待，大兄何见事之晚乎！”肃遂拜蒙母，结友而别。

这就是“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的由来。

宋朝开国丞相赵普更是直接从书中寻找治国治事的方法。宋史中说赵普每次遇到政事不能决断，便在回家后查阅家中一个书箱里的书，第二于这个问题就迎刃而解了。家里的人很是好奇，偷偷打开箱子一看，原来里面只有半部《论语》。于是便有了“半部《论语》治天下”的说法。

读书使人聪明，可是聪明人很难被管理，秦皇赢政是最早明白这个道理的皇帝，所以他下令：禁私学,焚《诗》、《书》。他的想法显而易见：我不让你们读书，你们不就乖乖的听我的统治了吗？可能是造化弄人吧，秦始皇做梦也没想到，他的大秦王朝最后是被不读书的陈胜、吴广给推翻了。

不管秦始皇是否成功，在他之后的不少帝王都会不自觉的采用他的手法：禁书。他们的目的基本相同，不让老百姓读书，从而保持老百姓之愚，利于统治。

有人对此会不以为然，会说：中国历史上不是有很多皇帝劝百姓读书吗？官方办官学，鼓励办私学，不都是在鼓励读书吗？难道说这些皇帝是希望他治下的百姓聪明吗？

答曰：非也。这些做法仍然是希望老百姓“愚”，不过采用的是另一种手法，即是通过读书使人变愚。

读书致愚这一真理的发现我以为对于中国来说不亚于四大发明，这或许是从大禹治水受到了启发：堵不如疏。不让读书就是堵，让读就是疏。

至于如何才能使读书人只能被我使用，即“致愚”，这是问题的关键。汉代董仲舒提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也就是建议皇帝让天下人只读儒家的著作，其目的当然统一人民思想，维护汉王朝的王权统治。归结为一个字就是读书使民“愚”。

董氏的这一做法得到了汉朝以后绝大多数统治者的青睐。为了使读书人只读官方希望的书，一方面，官方在选拔官员时，只考一些有利于统治的书；另一方面，各朝都在不停地由官方来编写或修订一些有利于其统治的书目。于是有了“经史子集”之分，其它诸如什么小说、野史之类应均属于旁门左道了。很长时间民间流传的一些话也印证了读书致愚，比如俗语说秀才造反十年不成应该就是最好的明证。

当然，读书不求甚解或食古不化或做“两脚书橱”都是读书方法不当造成的，这种读书致愚和统治者无关。

当代中国可读的书多了，基本没有了读书的限制，读书而致愚的可能性很小很小，可是读书的人却好像越来越少。有些人想读书却买不起书，有些人说喜欢读书却又说自己没有时间，有些人到了真想读书的年龄却又发现真的没有什么时间了。在纷纭复杂的书籍中，不排除有些书作者的智慧决定了这些书的层次很低，其中一些书读了只能“致愚”，这种书肯定不能读。有时想想一些读书人固穷、守善也不一定都是愚，而那些不读书的聪明人也未必就是真的聪明。

有时我想， 现代人能读点书能愚点也不一定是坏事。